2008年1月30日 星期三

漫畫



有三個葡萄人(如圖),

他們在激烈的爭論著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葡萄皮。

由於爭辯過程太激烈了,

他們的火氣變的越來越大,最後變成了*「憤怒的葡萄」。




* 憤怒的葡萄:John Steinbeck的文學鉅作,

講述的是美國30年代大蕭條時期一家農民被迫遷徙西部,

歷盡千辛萬苦到達加州,卻又陷入果園主剝削與壓迫的境地的故事。



終於,葡萄人A想到了一個方法,

只要在被吃掉之前,把自己的皮給剝掉,

這樣就不會有吃葡萄要不要吐葡萄皮的困擾了。


於是,他決定把自己的皮給剝掉了。





請問大家,

這時候,還剩下幾顆葡萄人沒有剝皮呢?


























大家一定會回答兩顆吧,

其實是三顆葡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決定要剝皮,不代表他真的剝了皮。

因為決心跟行動是同等重要的。


有多少次你決定要減肥,結果卻越吃越肥?

有多少次你決定要收拾房間,結果卻擱淺在床上,然後中風?

有多少次你決定下定決心要坐下來讀書了,結果到了睡覺前還坐在電腦前?



結果又一江春水向東流?


決心固然重要,

但支持著決心的行動力更加重要。


共勉之!

Earth Tree 公平貿易

採訪/黃湄評 謝湘蓁
文/黃湄評

燈光穿過羊毛製品的空隙,Earth Tree的門口掛滿由麻或羊毛手製而成的提袋,一個大白燈籠高高掛著,上面素樸的手跡寫著”FAIR TRADE”,有別寬敞明亮的落地窗或是秩序整齊的擺設,這家小店吸引你走進的不僅是充滿設計感的手工製品,幽幽光芒映在冬天濕亮的地面上,是一份不平凡的溫暖。
店中販賣的全是公平貿易的商品,除了台灣較常聽到的公平貿易咖啡,服飾、手工雜貨也全是公平貿易的產物。公平貿易最粗淺的概念就是一種和生產者採取一種較為平等的貿易方式,在運作過程中不剝削生產者、不破壞生產環境以及尊重生產本地的的傳統文化或技術等項目,是公平貿易組織力守的原則。透過貿易的方式,公平貿易組織成為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中介人,接洽亞洲、非洲或中南美洲經濟地位較弱勢的族群,提供設計或是管道使當地農戶或工匠增加其生產物的價值,讓邊緣化的生產團體以小規模、家庭式的模式以當地傳統技術或自然素材從事生產,這些產品通常是市場價格較高,以傳統技藝手工製作揉合現代設計,在大量生產的工業市場中,獨特的行銷方式和產出過程也成為商品特色。
很多人以為這不過是把人的同情心當做一個賣點,商人最終還是唯利是圖,以現代的行銷策略和人性提高商品價值,公平貿易最終還是不公平。Earth Tree的老闆語重心長的表示,這樣的理念基礎是要建立在「貿易」上來衡量,商人透過這樣的過程賺錢,生產者的藉由機會避免剝削賺得合理的工資,消費者也多了選擇,相較於一般的貿易模式,公平貿易多了一份關注在生產者上,或許這份關注本來就應該是貿易中所要注意的,但全球化的貿易下,剝削勞工被視為是利益為上的常態犧牲,將公平貿易視為一種荒謬本身其實是反映了某種更為荒謬的現象。
Earth Tree商品主要來自日本的兩大公平貿易團體Nepali Bazaro和People Tree
,並非由老闆直接和產地接洽販售,近年來由於環保意識、手工創意商品的觀念慢慢普及,許多報章雜誌都報導過Earth Tree,就算不掛上”Fair Trade”牌子,單就商品本身價值就受到許多上門顧客想要進一步成為賣家的動力,即使關注的人越來越多,但實踐的實體店面還是只有Earth Tree,相較於一般模式,繁複的過程和語言、文化環境的差異加上不多的利潤,需要更多條件的配合才能讓公平貿易在台灣更普遍,發展更成熟。
原先是朋友使用公平貿易的商品,商品的品質和理念使老闆興起了開店的念頭,開店一年多力經轉盈為虧的經營過程,最初單純的銷售販賣也讓老闆成為致力推廣公平貿易的一份子,舉辦相關的講座或是親自的產地去接洽了解是老闆現在努力的目標。老闆輕撫著牆上的世界公平貿易地圖,她說:「台灣國際化最快的就是那些時尚名牌的流行,在公平貿易這塊領域,歐美在二三十年前就開始了。」
她輕描淡寫的帶過經營的辛苦,帶過那些對這片土地的批判,但整家店正喋喋不休地向人訴說一種熱情、還保有純粹的那一份理想。

店家資訊:台北市永康街31巷六號
http://www.earthtree.com.tw
2394-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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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訴說心事秘密的小籃子
由日本編織家佃真弓為尼泊爾做技術指導,所產生的作品。籠子下方開了洞,根據美國的原住民Cheloki族所傳下來的故事,用這樣的籠子訴說心事會讓煩惱消失。





消臭金魚
日本的公平貿易團體一方面為了減輕庫存壓力,一方面又不願意減少對尼泊爾方面的訂購,設計出由日本國內的殘障社福機構製作,在內部填充過期咖啡,使用多餘的衣料碎布縫製的消臭金魚。

香水

文/Kousui

記得第一次興起想看《香水》這本書的念頭,是在小學四年級,當時雖然立刻上了市立圖書館的網站預約,卻在等了一個月後,先跟姊姊的同學借來閱讀。兩年之後,我早就忘了曾向圖書館預約的事,不過接到取書通知時,還是再度借回,絲毫不覺無聊地重讀一遍。

去年《香水》改拍成電影,皇冠出版社趁著市場熱潮,推出新譯本。出自一種懷舊的情感,我企圖購買白底封面的舊版,然而經書店店員十分肯定地告知「沒有舊版了」之後,我也只好放棄。新譯本和我記憶中的舊版出入不大,排版也不難看,唯獨缺少舊版譯註點出主角姓氏「葛奴乙」(Grenouille)是法文中的「青蛙」的部份,讓作者為主角「像青蛙般縮成一團而又不斷嘓嘓唸著『蘇合香』」(第90頁)與「變成一隻不起眼的、黑麻麻的小蟾蜍」(第92頁)以及其形態動作的眾多描述所設的暗喻,不能完整地呈現在異國讀者眼前。

至於我對電影的觀感,老實說,非常差。問題主要出在三個地方:首先是電影中用了過多旁白,結構略顯鬆散;其次是小說敘事的畫面感相當強烈,電影拍起來反而不如文字有效果;最後是電影幾乎完全刪除小說第二部的片段,又加進導演和編劇對葛奴乙渴望人情溫暖的詮釋,與我以為的重點相去甚遠,故我並不怎麼欣賞電影。

《香水》是部有關行為違反倫常,只對氣味有極端愛戀的瘋狂天才葛奴乙一生的作品。主角是用嗅覺,而非一般人慣用的視覺或觸覺,來感受事物的本質。在遇到割黃李的少女前,他只是貪婪地了解世上的氣味,在吸收了少女的氣味後,他才開始建築記憶中氣味的體系。這個工程起因於殺人,但葛奴乙毫不在意,在他接下來蒐集寶貴香氣的過程中,他也不曾被慚愧或良心不安所襲擊。在他的國度中,保存香氣是最高的原則和目的,他人充滿惡臭,或是香氣被剝奪的身體,全都是不值一顧的。

故事背景是在十八世紀,國力強盛,理性主義流行,人民篤信天主教的法國。這樣的設定,讓讀者看到書中人物的醜陋與被葛奴乙以香水耍得團團轉的愚態時,更想放聲嘲笑他們。但換個角度來看,假使我們身為書中社會的一份子,不清楚那個矮小畏縮的男人究竟施了什麼魔法,只能隨著他的香水,和那些理性份子的表率──主教、第二執行官、守衛官、警察局長、名流士紳、千金淑女──一同瘋狂起舞,難道我們還能輕鬆地一笑帶過?

我認為,這本書是在嘲諷貶低人性本能的絕對理性主義者,因為人的本我固然可以隱藏,卻不能完全扼殺。欲達到生命中的幸福,依然需要調和理性與感性。在這一點上,葛奴乙就是個極端感性的人,儘管他在執行他自認的「神聖任務」時,目標明確,俐落乾淨,但他於書末終於明白,就算那瓶舉世無雙的超級香水可以控制一切,幫他達成所有慾望,卻仍然無法助他嗅到自己的味道,在對人類失望,又不曉得其他實現生命價值方式的情況下,終於走上自殺之路。

因此,電影中過早讓珞兒出場,塑造出葛奴乙愛上了她而非她的香氣,孤獨失落導致自毀,在在令我覺得《香水》遭到曲解。就拿謀殺珞兒那段來說,小說中的葛奴乙不可能驚醒珞兒,如果珞兒真的醒來,他持棒下揮的手也不會停止。要不速戰速決,避免香氣因恐懼而變調;要不悄悄離開,擇日再來。

不過這世界正由於存在許多不同看法,才會如此熱鬧。畢竟電影不乏正面影評,朋友中稱讚電影的亦大有人在,我能接受大家喜歡改編電影的事實。雖然對我而言,葛奴乙絕非害怕寂寞的人,他不需要與人互動,也不擔心眾人目光。空前絕後的靈敏嗅覺,和豐富無雙的氣味資料庫,是他擁有的至上資產。在故事結束前,他在人間的追求大致上是滿足了,只剩下找尋不到的自身氣味的煩惱。他將嗅覺本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在理性上卻相對十分匱乏,感性與理性的失衡,使他被縱欲過後的空虛感所吞噬。比起葛奴乙死於沒有愛來救贖的說法,我寧願相信他的死是肇因於不能用自己最熟悉的管道來認識自己,又宥於經歷和動力的不足,不肯嘗試其他作法,以致他不得不決定被巴黎的貧民給分食。

新譯本的導讀中,提到英美評論家指出「主角的塑造其實是希特勒的另一版本」,而作者徐四金也承認了。這個觀點,是我從未想過的。如果將希特勒比為葛奴乙,那他就是宣傳鼓吹的天才,崇拜種族主義,而明明以理性著稱,住著大批卓越的哲學家、科學家、社會學家的德國,也不知為何陷入對種族清洗的癡迷中。二戰過後,絕大多數的德國人對戰時發生的大屠殺與壓迫感到羞慚,甚至是自我厭惡,道歉之外,盡可能沉默,不也恰似格拉斯城住民在狂歡後的寫照?希特勒在歷史上惡名永垂,造成的傷痛連時間也無法彌補,徐四金在寫作時受到的影響,想必也令他的心情沉重不堪。

我願意將《香水》推薦給所有人,不論男女老少,亦不憂慮這部作品邪惡誑誕的主題會不會像《我的奮鬥》一樣引人走上歧途。要是可能,盡量請他們閱讀小說,而不是觀賞電影。徐四金的文字功力,能在讀者腦中創造出他說的氣味;但電影的視覺傳播,卻難以有同等級的成果。《香水》的內容,無庸置疑地十分悖德,然而在看書的過程裡,讀者會輕易地忘卻「正常」的道德標準,宛如浸泡在甜美誘人的毒液之中。闔上書的那一刻,或許會嚇出一身冷汗,但此書駭人般的精采,令人忘卻不了,彷彿那股既濃烈又清淡,既綿密又飄渺,既優雅又放浪,無法形容無法比擬的香氣,正在每個人的鼻間縈繞。

夢蝶? 夢蝶。

當代傳奇劇場──《夢蝶》
吳興國‧錢熠
文/田菡

簡介
當代傳奇劇場的最新力作《夢蝶》取材自「莊子試妻」的傳說,其故事從戰國時期在民間流傳至今。‹莊周夢蝶›就小說和劇本來講,起於明代晚期,馮夢龍所整理,而後放到他的醒世恆言裡,名為大劈棺。‹大劈棺›原戲曲中的情結,是描寫莊子在路途中巧遇一搧墳女,見其急欲搧乾夫墳,以求改嫁,心有所感,回到家後與妻子談及此事,妻子對搧墳女的不守婦道而引以為此,並向莊子發誓,若他在莊子死後改嫁,便當自刎。莊子為了試探妻子的忠貞,佯裝病死,並動用法術化身王孫公子勾引田氏,田氏果然禁不起考驗而愛上王孫公子。然而王孫公子卻突然新痛復發,急需死亡七日內的人腦醫治,田氏衝動下劈了莊子的棺木,豈料莊子一躍而起,開口諷辱田氏,使田氏羞愧自盡身亡,莊子則因看破人情求道而去。
  非文本語言的安排──爲傳統戲曲融貫現代音樂、音樂動機與肢體表現對應戲劇進行的或緊或弛;光影勾勒的線條很乾淨,然而蝶影為真(而卻也會是真實的影子,能直接化約等同為蝶麼?),末尾的長形光區為蝴蝶夢裡人懷想的非塵世、假中認定之真……,乾淨的呈現,亦在於留白的舞台對應精雕細琢演員妝演的焦點,或是角色/情節轉換分明的或華彩或素樸──然而對應文本,舉例來說,本劇的軸心,莊子囿於『儒』的醬缸卻自行釀造(造究性)的『道』,為一以『道』為名的反證行為,卻反反證了自己的悖論(試妻的陷阱是同樣羅網自己的),higher reality流變的莊子喪妻、莊子試妻、甚至莊子弒妻,甚至偶爾諧趣(表現在與墳女和妻的狎膩或侮慢)的角色形象上,『莊子』角色概念的渾沌(不同於『田氏』貞潔與追求情愛的曲折)對應這樣乾淨的呈現,會是一種刻意營造的虛實難辨、虛實不辨?

  以『墳女』對應『田氏』,對應人生一覺蝴蝶夢爾,『墳女』與『田氏』甚至互為夢中虛像,而王孫公子卻更是夢中夢裡人了。女童男童嬉鬧嘲諷間是外層夢的反動,觀看『田氏與王孫』這般夢中夢戲中戲,卻桎梏於外層夢的框架,以夢/戲中的俗世價值的代表姿態,無法快意地挑釁觀眾、直指看戲演戲的一般夢裡人。而莊子的『試妻陷阱』要驗明虛幻無常之真,以莊子/王孫這樣的主體性分裂去批判『田氏』(傳統女性身為父權下的客體),也因此造就自我嫉妒自我厭惡這樣直觀上起於愚昧又因愚昧證明真知,獲得這樣薄弱象徵裡(自言的『道』、『蝶夢』的洞悉之於『試妻』行為)的勝利。因為夢是假的,情是真的,假作真時真亦假又因而反轉,這樣悖論的意義在於用這樣無意義舉措證明人生虛幻裡的無意義、哲學思辨的悲劇,還是一種虛幻中堅實美麗曾經鮮烈的俳句美學從觀者有心無中生有的悲劇?

是什麼,讓我驕傲

侯明凱(讀者投書,國企二)


舞台上,十幾個青年男女搖擺著身軀,隨著嘶吼的音樂起舞。「轉吧!轉吧!七彩霓虹燈,讓我看透這一個人生……」震耳欲聾的喇叭聲、煙霧繚繞的舞台。台下,幾個人起身拿下一杯冰啤酒,更多人隨著節奏吶喊、打節拍。曲終,舞者排成一列謝幕「We are from TAIWAN!」。十分鐘的精采,一輩子的感動。瑞士洛桑的湖畔,世界模擬聯合國大會的晚上,各國代表團的才藝表演之夜,觀眾呼喊「Taiwan!Taiwan!」的喝采聲久久不絕。下了舞台,他們又叫又跳,抱成一團高喊「我們真的做到了!」。他們是模擬聯合國社的社員,會議中唯一的台灣代表。
模擬聯合國社,一個十餘年歷史的年輕社團,究竟是在搞什麼名堂?「你是模聯的,那你們都是在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喔?」「加入模擬聯合國,你是要在街頭搞抗爭遊行嗎?」「ㄇㄛˊㄌㄧㄢˊ?是魔獸聯盟還是模特兒聯誼會?」,面對這些問題,社員們往往一笑置之。模擬聯合國社的核心工作,真的就只是模擬聯合國開會的議程,並沒有一般人想像得那麼複雜。但,要成為一個在會議場上縱橫捭闔的外交大使,又談何容易?

英文只是門票
走入模聯的社課,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策劃每堂社課的學術們,在教室前面賣力講解投影片的畫面。模聯的社課基本上以專題講說為主,輔以學習活動,目標就是在平常帶給社員更廣的國際sense,並訓練社員們的表達能力。儘管幾乎所有人的母語都是中文,但在這裡,英文能力只是門票。既然聯合國的運作是以英文為主要的官方語言,為求百分百的真實模擬,扎實的口說能力是必須的要求。此外,我們也希望透過精彩的社課,帶領社員們擴充國際新知,隨時update最新的資訊。
Bonus Group讀書會則是希望在社課之外,開放給模聯人交流的機會。名為Bonus Group,是取額外學習有如賺取紅利的觀念。讓學弟妹磨練之外,也讓學長姐在帶領讀書會的過程中教學相長。此外,Bonus Group更重要的功能,則是搭起學長姐跟學弟妹之間的交流橋樑,培養兩屆之間的情感交流。

實戰勝於一切
平日的辛勤練習,只為了在真實的會議場上,能夠讓各國代表擦亮眼睛!除了台大模擬聯合國社自辦的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之外,哈佛大學主辦的World MUN也是模聯一年一度的重頭大戲。學員們將化身為各國的外交代表,努力在會議場上說服他國接受己方的決議草案。
根據議規,會議在特別議程與非正式議程中交錯進行,代表們除了盡可能爭取主席認可,在特別議程中發言之外,更要緊的是把握非正式議程時間,與其他代表共同討論,形成共識,進而與其他團體合併,提出一份待全體表決的決議草案。
說起來簡單,但是聯合國共有192個會員國,那是何等的陣仗?在一片placard海下,想要爭取他人目光並不容易。透過會議,社員們除了能夠將平日所學真實應用在唇槍舌劍的會議之外,為了追求「爭取多數,通過決議」的最高目標,在會議中學會拉攏自己的團隊,與他國協商、談判、甚至妥協。種種大型會議的技巧都不是課堂上小組討論學習得到的。透過多次開會訓練出的會議型人才,是模聯最能與其他社團區隔的特色。

嘴砲的巨人 行動的侏儒?
然而,模聯最受人質疑的一點,則是:「你們投票通過的決議文,不過是孩子扮家家酒的條文,在真實國際社會上有什麼用?」的確,每個模聯人都可以比手畫腳地告訴你金正日如何坐擁核武換取美國的甜頭、巴基斯坦政權不穩甚至政黨領袖遭暗殺、盧安達屠殺的圖西族胡圖族多麼仇視彼此……。但是話說完了,我們依然屁股坐在台灣的椅子上,世界並不因為如此而發生什麼改變。我們辛苦讀各大報新聞,培養國際觀是為了什麼?準備會議不眠不休,與群雄鏖戰舌辯終於通過了決議草案,又是為了什麼?每次會議落幕,在閉幕典禮上「Why are we here?」成為一個模聯人早已習於自問自答的問題。
Why are we here?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one day we shall make the difference!誠然,作為學生族群,我們並沒有實權去改變世界、強迫伊朗拆掉核子武器(即使聯合國也沒有這個權力)。但我們擁有的是時間與機會、青春與理想。模聯始終相信,思想會導致行動,行動能造成改變。我們所做的一切,雖然只是思想方面的傳遞,但誰說思想不能轉化成具體的行為?學長姊們離開社團後,或創辦世界志工社,或報考外交官,或投入真正的聯合國服務,在在說明了模聯不只是「翻翻國際新聞,然後用英文打嘴砲」的膚淺層次。
「既然台灣無法走進聯合國,那何不讓聯合國走進台灣?」秉持這個理念,模擬聯合國社希望帶給社員的,是一個不同於其他國際事務論壇的新感受。更藉由實體的會議,創造下一代的人才!

(作者為模擬聯合國社文書)

轉角

文/蘇黎

總是要在日落之後
車聲才變得銳利
鍋鏟的敲擊更響亮
炒飯才會更熱,隔著油煙
妳的影像特別模糊
而妳對我說過的話
特別容易引起想像

注視金黃色的燈光
經過轉角的麵包店
我們的距離更近
像兩隻走在托盤上的螞蟻
特愛欣賞蛋捲巨大的層理
還有美好卻危險的
鮮奶油的沼澤

我們還喜歡去
隔壁的手工藝店
生活雜貨廣場
十一點到午夜的公園
子母車佔據的老舊圍牆
我們還喜歡搭不上最後的公車

從隊伍的最後面
等到最前面
等一客要抽號碼牌的生煎包
等一個夢想
與真實
妳的笑容與冷漠
我的過錯

關於曖昧
仍苟安於熟悉的街頭
禁不起一個陌生轉角
打斷我們之間
剛剛牽起來的手

我也懷疑
為什麼一定要以思慕的眼神
吃炭烤鮭魚
配大杯奶茶和減肥的話題
聽搖滾樂,無謂的搖滾樂
一邊自嘲膚淺
又歌頌簡單的幸福
引以為傲

我無意踢開
被丟棄在路邊的鋁罐
響聲黑暗得沒有情緒
恰如你當初無意忘記的
唯有最傻的人
在意最久
街頭終將寂靜
我卻無法不被驚嚇

只不知為何再多的聲音
都無法
無法讓我們更像
兩隻天真的螞蟻
安然闖入美味的險惡的
屬於人類的麵包店
而不受傷

博愛的可能

文/中文一 吳嘉浤

「地球上人們的博愛只可能以媚俗為基礎。」不知道是誰在MSN狀態上擺了這句話,很招搖。向他詢問,喔,原來是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輕」。不錯嘛,很犬儒。

不過我想某種程度的責任感是必要的:有些人引別人的話引得很開心,自己卻沒一點想法;我想起這幾個月在大陸社【註1】的經驗,竟是有點義憤填膺起來了:你話說得漂亮,又曾經關心過社運團體人們的那些理想與行動、遠景與實踐了?游標點上細細的一行文字:小波。連擊,選擇對話

然後是一連串在名詞上的詳細定義爭執與平行無交集的討論。我努力偽裝出一份理解與客觀,用一行行簡短的文字送出訊息,然後讓它們在螢幕背後消失。

所以這是我的天真與自傲:我妄想讓那些總是從自己狹窄井口觀測世界(方法包括文字與傳媒)的人們了解,這世界上也許存在著某種純真的正義。我在短短的時間中將自己塗上社會運動參與者的色彩,並且為了避免孤獨,努力想讓週遭的人一同想像著──讓大眾行動的原始熱情與可能。

一起來博愛吧。

開什麼玩笑。企圖說服別人的同時,我也正說服著自己。

在這個時代,我們生活中的故事太多太氾濫也太煽情。很奇怪的現象:我們為大螢幕中不存在的角色落淚,為他們支付數百元的電影票費用,卻捨不得將這些金錢與時間投注在這世界其他角落的無名人們身上。也就是說,當我們雙眼紅腫眶中泛淚,其實是在進行一種娛樂/放鬆的過程吧。所謂「感人名作/催淚大戲」云云,也不過是消費情感的另一種有效模式?或云: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然而我們的組織越是嚴密越現代,人類與社會在本質上的聯繫似乎越來越少:也許我們可以在物質上科技上與社會緊密得無可復加,在心靈上我們毋寧要將自己放逐到虛幻的桃花源之中,那裡情感可以被無止盡地消費而無須負責,那裡是用MSN一類的通訊軟體交際:滿意的人進來聯絡網,討厭的人立即封鎖。

我並非在批評,也沒那個資格犬儒;身為此一生活方式的奉行者,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喔,其實還是有一點點值得說的:我說──我尚未放棄。

忘了哪個有趣的傢伙說過:「在三十歲以前沒有信奉過社會主義,根本不算當過年輕人。」在我們這一年紀人們的胸膛之中,一定還是有著一股火燄在燃燒吧。也許那樣的能量獻給了魔獸獻給了戰慄時空,不過還是有一點點希望的火苗殘存下來吧。就是這樣的年紀啊。

有時候我厭惡──厭惡那些故作老成,自以為冷眼旁觀世事的聰明想法。(由於那也是自身無可避免的,那樣的厭惡不免更深更執著)如同國中時在班上受到欺負的同學,大家稱他「猴子」、「垃圾」、「渣」、「種檳榔的」,將他的文具作業簿亂藏,朝他臉上扔擲垃圾,舉起椅子要砸擲在他身上;他如同被激怒的卡力班(Caliban),激烈而狂暴地回應──這反而引發了更加無情的嘲弄與攻擊。在這所以升學率與紀律自豪的私立學校,我們的班級群體是可以這麼無聊且失去理性,那些自以為潔身自好的同學(包括我在內)是可以遠遠在一旁看著並且嘲笑受欺負者的可憐與可厭。所有的人都覺得受欺負者是活該的,因為他以惡意攻擊群體,所以我們需以更強大的惡意去鎮壓他。

我不知那段時間中我偶發性的正義感──即使僅發於心中的吶喊,仍可以稱作正義感嗎?──有沒有實質上的意義。平常為人豪爽、待人親切的同學們此時也可以很凶神惡煞、面容猙獰,我在心中唾棄、不屑、咒罵他們,然後對沒有勇氣挺身而出的自己感到深深之厭惡。

人是一種最會自圓其說的生物。在某一討論人類不平等起緣的讀書會中,講師如此說道。也就是說,我們學習更多更多,然後用更多花俏的知識與理論去偽裝自己在道德與責任上的本質缺失。於是,以下這句是給那些愛好隱喻的人(包括我自己)看的:看台大校園裡那莊嚴的椰林大道,不正是由兩排只知向上竄高,卻絲毫不思源不垂首不供人一點遮蔭的椰子樹引領我們通往那巨大的知識殿堂.圖書館?

有次,大陸社的某位學長用著樸拙而遲疑的語言在我們面前整理他的想法:「所謂社會運動……我們可以在組織在行動上很客觀……但在本質上我們需要一種情感上的認同……譬如說我們直接去接觸那些花蓮的農民、花蓮的山水,然後才能真正去關懷蘇花高這個議題……」

雖然我有些迷惘:是不是我們真的必需事必躬親,用盡所有的精力去深入體驗觀察那些我們意欲協助的人們?但在本質上,這句話是沒有人能反駁的吧。在我們疏離的心靈之中,各種抽象的資訊已經氾濫爆炸,難以再激起一絲絲的感動或同情了,當我們企圖將所有的社會議題、所有的弱勢族群處境與任何關切到我們自身的問題無限上綱地數據化,它便容易成為空洞而無力的口號,甚或是形象宣傳的一種手段結構;當博愛被消費、利用,那麼當然,它只能建立在媚俗的基礎上去進行。它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性,博愛已喪失了它的可能。

最後,我企圖重新架構一個模糊的立場:當我見到那些協助樂生療養院創辦社區學校,用一種柔性的、文化的,且不見容於主流媒體的方式去為這一塊土地努力,我便想,啊,我不能放棄。我並非企圖成為某種懷抱濟世理想的志士或是聖人,我大多數時間依然專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頭,很宅【註】,很不想管別人的閒事,並且一舉手一投足都可能危害這美麗的地球環境;只是,眼前的確有著某些我能夠去做的事情,某種可能性依然存在。我必須嘗試,去打碎自己,去重塑、修正,慢慢找出屬於自己的方向與價值觀。在將所有的可能性拋棄之前,我必須用自己的身體去體驗、去參與、去看見這地球上還有什麼可能性存在。

那也許是一種博愛的可能,以深摯的情感為基礎。我深切期待自己能加入那些外星人的行列之中,並且希望媚俗的地球人們能張開雙臂歡迎他們,如同接受同胞那樣。

站在這,我與世界

張道琪(讀者投書,作者為師大人文社社長)

在我開始看得懂新聞的時候,李登輝正要選上第一任民選總統,在路邊攤吃滷肉飯的時候,新聞說中共射的飛彈都是空包彈。在我開始準備第一界國中基本能力測驗的時候,總統終於變成愛生氣的數學老師最喜歡的阿扁,但他還是每天對我們的數學成績生氣。在我結束了大學學測,準備這個年代的「指考」的時候,三一九槍擊案發生了,晚上從補習班回家的時候手上拿著第一次看到的真的「號外」,擠在捷運車廂裡。旁邊的人拉長了頸子看著我手上拿的報紙,有位情感豐富的小姐還掉了幾滴眼淚,在尚存寒意的春天裡溶化了報紙上的文字。

我們總是在學校、課本、課外書裡學習民主,對於自認還算擅長社會科的我來說,那些東西真是簡單易懂。民主是源自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自由平等博愛是至高無上的價值。在腐敗的清朝政府之後中華民國是全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合國,(日本是君主立憲)然後發生了許多事情,所以我們在台灣。蔣中正在的時候很專制,威權統治,有聽說很可怕的「白色恐怖」。後來換了蔣經國,好像比較好,提拔了很多台籍青年,包括我第一個「認知到」的總統李登輝。

母親常跟我說:「要趕快練習講台語,很快民進黨就要是執政黨了。」

但是他們依然每次都票投國民黨。

我們還學了很多關於民主的知識,公民課本上有寫的我都很認真的唸了。(雖然現在偶爾會為自己那麼認真唸書感到些微的後悔)課本引述孫中山對於「國家」概念的意義,在清末民初,每個人都在「中國是天下中心」的概念下為生活奮鬥,但是無力面對其他國家對於生存的威脅。本來應該是孫中山的概念,但是後來訂憲法的時候比較偏向張君勱思想,老師說。因為國民黨不會處理農民問題,內部又很爛,他們後來就被共產黨打到台灣來了。我們生存的台灣是個很棒的地方,不只是自然環境優美,人民性格淳厚,後來我們(包括大家的爺爺奶奶和父母們)還創造了經濟奇蹟。現在我們的島嶼上有非常自由開放的氣氛,那是經過很多人的努力來的。如果你想要表達自己的意見的話,最好的辦法就是去投票,投的時候要觀察候選人的各項表現和品格,能夠選黨不選人是最好的了。除了政黨之外,台灣還有各種各樣的民間團體,由各種職業內自己組成的工會,各種基金會,等等的。他們會用街頭抗爭、遊行、行動劇等等各種方式去表達他們的意見,我們不需要像以前的人一樣流血。

有時候我真的會覺得,現在剛拿到選舉權的我們應該是民主素養最好的一群。

國中畢業以前教的是上面那一段,但是我們可不是那麼容易就混過了。我們也唸了認識台灣,我們哪裡都認識,要記得各地名產、原住民的族名、彰泉幹嘛械鬥、台灣人怎麼對抗清廷、台灣農民怎麼受日本人壓迫。高中的歷史老師帶我們去二二八紀念館,叫我們做美麗島事件的報告;每天經過大家暱稱「大廟」的中正紀念堂,看很多肥到炸的鴿子走來走去。

老師說年輕人應該多看新聞,多關心社會。

新聞會在時事題裡面考出來,而且每天大人們都會討論。

不過說真的,以上皆非我們真正經歷過的記憶。

有什麼好討論的呢?反正大家都知道,從開始有自己的判斷以來我們面對的就是
一個荒謬的世界。

我是個在台北長大的年輕人,當然滿腦子「台北觀點」;在這樣的教育過程中,我覺得我可以完全接受,我唸過的那些古文詩詞、白話詩詞、台灣文學、懷鄉文學、歐美日翻譯文學、其他亂七八糟文學。他們在我腦袋裡從不打架,反正都是文學,我看到的不是他哪一國人,而是他在文章裡寫的是什麼,他面對了什麼問題,他的感覺是什麼?但是後來有人告訴我這些文章會被你唸到,是有很多權力糾葛的。

我想應該是我被教育得太好了,相信老師說「在我們這一代的族群問題,你們這一代一定可以完全解決。」但是現在又常有人說,現在的族群問題好像越來越嚴重了。

那是什麼東西?

說真的,「政治」很像一齣拍了一萬多集還不完結的八點檔連續劇,剪成小短片,然後在新聞裡撥出。他的「同人產業」非常興盛,有政論節目作嚴肅的同人劇,有每天一刊、每週一刊、每月一刊的新刊,有出搞笑漫畫集,還有裡面角色自己出的特刊。

每天看著我親愛的長輩們不斷的關切著最新進度,兩頰通紅的看著。

他們在意的其實不是真正的政治,而是他們自己選擇投射的角色的表現怎麼樣了,有沒有打倒壞人?

總有那句話說:「參與,才能改變。」但是這又不是我的戰場,卻又好像要被些微的理由和細小的感覺綁架,二選一?我可不可以選擇不要投票?那干我屁事?可不可以不要綁架我?

呼應最近的新聞事件,管他拆哪裡蓋哪裡,那都是「你們」的民主,你們的紀念堂。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下

〔§23 學術求於信徒者-一個例子〕
在此,我只想問一個問題:在一門研究教會與國家各種形式的課上,或者一門宗教史的課上,要如何讓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和一位共濟會會員,對這些問題有同樣的價值觀?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學院教員必須希望、並且要求自己,讓兩個人都能從他的知識與方法中得益。諸位會理直氣壯地指出,那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永遠不會接受一個不帶天主教教義預設的教師有關基督教興起的歷史因素的看法。確實!但是,差別是在這裡:在排斥了宗教的拘束這個意義下“不帶預設”的學術,事實上既不理會“奇蹟”,也不承認有“啟示”。如果承認,就是不忠於自己的“預設”。但教徒則相信有奇蹟和啟示。“不帶預設”的學術所要求於信徒者,是要信徒起碼-但也不多於此-承認,如果基督教的興起過程,不需要借助於什麼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作為因果性的因素,又是必須排除的,這種情況下,這個過程,便應該照學術所要求的方式來說明。信徒可以這樣做,而又沒有不忠於他的信仰。

〔§24 “令人不快”的事實〕
那麼難道學術的成果,對於一個不在意事實本身如何,而只關心實踐立場的人,就毫無意義了嗎?大概未必見得。首先我們舉出一點。一個人如果是一位發揮了作用的教師,他首要的職責,是去教他的學生承認尷尬的事實,我是指那些相對於個人黨派意見而言,令人不快的事實。每種意見,包括我個人的意見在內,都會面對一些令人極端尷尬的事實。我相信,如果一位教師迫使學生習慣這類事情,他達成的,不只是屬於知性方面的貢獻。我會不虞誇張之譏,用“道德成就”來形容它,雖然對一件如此理所當然的事,這四個字或許確實太過嚴重了。


〔§28 教師對學生的“生命”所能提供的幫助〕

最後,諸君會問我:「如果是這樣,那麼嚴格說來,學術對於個人的實際“生命”,究竟有什麼積極的貢獻呢」?這使我們又回到學術的“使命”這個問題上來了。首先,當然,學問讓我們得到關於技術的知識,好讓我們通過計算,支配我們的生活、支配外在事物以及人的行為……其次,學問能夠給我們一些有關於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訓練……幸運地,學問的貢獻並非僅止於此。我們〔作教師的〕還可以幫助各位得到第三項好像:清明(K-larheit)。當然,首先我們必須假定,〔身為教師〕我們本身已經清明。在情況確實如此的條件下,我們可以讓各位了解:當面對的是價值的問題的時候-為簡單起見,請各位取社會現象為例子-在實踐中人可以採取這樣或那樣的不同立場。但是,如果你採取了如此這般的一種立場,那麼,根據知識的經驗,你必須採用如此這般的一種手段,才能在實際中貫徹你的信念。可是,這種手段本身,可能是你認為你必須拒絕使用的。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在目的與達成該目的無法避免的手段之間,作一抉擇。你的目的是否能夠“聖潔化”這個手段?教師只能讓你知道你必須作一選擇,而只要他保持教師的身分,無意變成一個群眾鼓動者,他就不能逾此而行。當然,它可以進一步告訴你,假如你希望達成如此這般的一個目的,你必須也同時接受按照經驗會因此出現的這樣這樣的後果。這時,我們又碰到與上面一樣的困局了。不過,〔教師能處理的〕這些問題,仍然不脫技術人員所處理的問題;而技術人員,在許多情況中,必須要根據最小的惡或者相對而言最大的善這個原則來作決定。但是技術人員的狀況有一點不同:對他來說,目的這件最重要的事,是現成已定的。可是,只要問題涉及真正的“終極”問題,我們便無此幸。我們終於觸及學術本身在助益清明這方面所能達成的最後貢獻,同時我們也達到了學術的界限:我們可以-並且應該-告訴諸君,這樣這樣的實踐立場,按照其意義,可以在內心上一致並因此見人格之一貫的方式下,從這樣這樣的終極世界觀式的基本立場導出(它也許只能從某一個這種基本立場導出,但也許可以從不同的幾個這類基本立場導出),但不能從那樣那樣的其他基本立場導出……。

〔§29  對學問的認定和獻身〕
當然,剛才我提出的意見,整個乃是從一項基本事態出發,即:只要生命的根據在其自身,需透過其本身方得了解……或者說得更直截了當:對生命採取的各種終極而一般性的可能立場,是不可能相容的,因此期間的爭鬥,永遠不可能有結論。這也就是說,在它們之間,必須要下決定。在這種情況下,學問是不是有價值成為一個人的“志業”,或者學問本身是不是具有一種在客觀上有價值的“使命”,又都是價值判斷的問題,在教室中我們無言以對。事實上,對這些問題作肯定答覆,正是從事教學工作的預設。拿我個人來說,我已經用我的工作,作了肯定的回答。今天,年輕人憎恨理知主義為最壞的魔鬼,或者在大部分的情況中,心中以為自己這樣憎恨理知主義;但是以上所述我的立場,正是以憎視理知主義為真正的出發點。對這些年輕人,這句話正好適用:「留心,魔鬼是個老年人,所以要了解它,你得先變老」。所謂老,在這裡並不是出生證明書上的意思;而是說如果我們想和這個魔鬼周旋,我們並不能如今天人們喜為的,在它面前取逃避之途;我們必須通關其行徑至終點,方可透見它的力量及它的限制。

〔§33  面對“眼下的要求” 〕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將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已自社會生活隱沒,或者遯入神祕生活的一個超越世界、或者留於個人之間直接關係上的一種博愛。無怪乎我們最偉大的藝術,皆已隱邃柔歛見長,而非以巍峨雄放取勝;更無怪乎在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圈子裡,在私人與私人的關係間,才有某種東西,以極弱的調子在搏動;換到以前的時代,這個東西,正是那曾以燎原烈焰掃過各大社會,而將它們融合在一起的那種發出先知呼喚的靈。如果我們企圖強求或“發明”巍峨剛發的藝術感性,那麼,會出現的將是像過去二十年間所建的許多紀念堂、紀念碑那樣的可怕怪物。如果有人企圖在沒有新的、真正的先知的情況下,謀劃宗教上的新力量,那麼,會出現的將是一種在心靈意義上相似的怪物,唯其後果更惡劣。最後,至於講台上的先知,將只能產生狂熱的宗派,永遠無法造就真正的共同體。對於我們時代的這種命運,誰若無法堅毅承擔,讓我們對他說:您還是安靜地、不要像一般回頭浪子那樣公開宣傳,而是平實地、簡單地、回到舊教會雙臂大開而仁慈寬恕的懷抱中去吧!它是不會為難您的。不論以哪一種方式,他總是要以某種方式奉上他“理知的犧牲”的-這是無法避免的。如果他確實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不會因此而責罵他。因為這種為了無條件的宗教皈依,而採取的知性上的犧牲,從倫理的角度來看,和規避智識誠實這個平等義務,並不是同一回事;如果一個人缺乏勇氣去澄清自己的終極立場,轉而用軟弱的相對主義論調,減輕這個義務,那就是在規避智性誠實這個平等的職責。在我看來,為了宗教皈依而犧牲理知的人,比講台上的先知有更高的地位,〔因為〕後者沒有了解到,在教室的範圍內,唯一的德性,便是平實的知性誠實。


〔附記:囿於篇幅限制的關係,在此只“非常精簡”地從《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1)》-「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大略摘錄了幾篇重要章節作為內容,粗概的介紹了這篇文章幾個比較重大的觀念。〕

良友畫報與他的女人

文/社會一 陳伯豪

自百日維新以來,中國便已出現廢纏足、興女學等解放傳統婦女的濫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跡及五四時期的的社會變動,女性似乎走出了壓抑的歷史,她們同男性作學問、參與政治及社運,她們開始拋頭露面,追求屬於自己的愛情;乍看之下,女終於可以恣意地於大千世界中扮演真正的自己,然而,當我們看看往後十幾年間的情形,卻發現女性依舊為刻板印象的枷鎖所箝制,現在,不妨就讓我們看看「廣告」這個反應社會大眾共通意識的媒介,是如何去呈現二、三零年代的女性形象。這邊要談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成兩部份:一為純粹屬於女人的外在形象,另一則是當時社會對於女人的認知形象。
就與女性外在有關的廣告而言,主要是表現女性對於美的追求,在這類的廣告中不乏蔻丹、香水、美白、去斑一類的商品,我們可以從這些商品的廣告詞中發現,如何才能稱的上是迷人的女性--「請用蔻丹以美指甲」「今日之下,唇色務須與美指油色澤相配」「今世閨秀名媛大都數咸用三花香粉者。」「讓自己芬芳馥郁,你們才能更進一步。」此外,其他的中性商品如牙膏、消炎藥、皮膚病用藥大多亦是用刷著牙的女性、露齒笑的女性及皮膚潰傷的女性作為代言,從這些地方我們發現,當時的普羅大眾認定只有女性才需化妝,需要打扮,只有這樣的一群人才應該、才必須去注重自身的外表,她的身上不該出現任何浮腫、潰爛的傷口,她的口氣必須散發清香,她最好能夠有副潔白如珠的美牙,還有她絕不能有狐臭,這樣的一種對於女性外在單方面的要求不正是基於「須為悅己者容」的霸道思想?
至於社會對於女性形象的認知,更確切來講,應該是社會對於女性形象的歧視大概可以反映在電話廣告、和藥品廣告上。自古以來,女性時常被和「巧舌」「搬弄是非」畫上等號,對於當時而言,把她們和電話這項商品結合一體,似乎仍舊是再自然也不過的的,更糟糕的是,在兩個不同的廣告中,都是一位被人借了電話的女子在一旁露出厭惡的表情,還有一則廣告,則是一名小孩對著友人道:「你媽又來我家偷錢了。」這之中隱隱約約地暗示著女人是小家子氣的,女人是愛貪小便宜的;至於這裡所指的藥品廣告,主要是咳嗽、廢澇、風寒之屬的疾病,這些明明都是不會因人性別而異的普通傳染病,但廣告中卻老是出現羸弱的女子:或許是一個人並厭厭的可憐樣,或許身旁伴著她貼心的兒郎,但無論前者或後者,女性顯然都被視為較嬌弱不堪的、需要受到保護的。
若是談到女性在社會上被期待扮演的角色,最容易從營養食品以及兒童相關的物品看出端倪。以前者來講,廣告的方式大致分為兩種:辛苦工作的男人自己推薦營養食品,以及女人主動替男人準備營養食品,在這之中 ,永遠沒有工作中的女性或是主動體貼的男性。由此觀之,在當時的環境裡,一個社會認可的女人要是個賢慧的妻子,她該做的就是好好照顧丈夫,而非在事業上有所成就,更明白講,當時或許根本不認同女性能有所謂的事業。除了妻子的角色之外,身為母親的職責也是一直被強調的,無論是奶粉還是兒童健康食品、藥品的廣告,我們可以發現主角一直是和孩子互動的女性、兩個商討事情的女性或是獨身的女性,但不論她們是以何種形式出現,我們都會直覺的反應這女人定是別人的娘親。此外,有些奶粉廣告打著「自己的孩子自己養」、「請奶媽的種種壞處」等口號,亦在無形中增進母親與孩子的牽絆,因而強化了角色的束縛。
從良友畫報的廣告中,我們看出了女性地位的改變在某種程度上僅止於社會制度而已,然而在根深抵故的傳統價值觀的壓抑下,她們仍舊被囚禁於父權體制的囹圄,時至今日,又已是四、五十年過去了,當我們看著身邊的女性,她們難道已經活出了自己的色彩了嗎?或許這個世界已沒有了明目張膽的指指點,然而,那些藏身背後的私語竊竊,可還多著呢!

青平果 、 綠火 — 一場與學生的答辯

前言
隨著立委選舉、總統大選的逼近,污穢與口水、搖旗吶喊的噪音、漫天的傳單與又礙觀瞻的旗幟與標語,掩蓋了所有討論議題的空間,剩下一階段、兩階段投票或領票如此永無止盡的爭吵。這一次多了幾個與年輕人接觸的聲音—第三社會黨與綠火聯盟,在兩大黨漫天的旗幟下,他們的熱情無法曝光,我們的疑問無法解答。所以我們選擇與這些我們觸手可及的兩個黨來一場與學生的論辯,讓我們以一種蘇格拉底式的談話張顯理念與真假。
以下論辯是由意識報的成員分別與第三社會黨與綠火聯盟的其中一位候選人對話的逐字稿整理。


第三社會黨vs學生
提問人:孫有蓉(台大哲學系)
答問人:林致真(第三社會黨2008年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孫有蓉(以下簡稱孫):你對民主的想像是什麼?

林致真(以下簡稱林):從政者提供人民不同的選擇,每個公民可以自由選擇立場。
舉例來說好了,比如說同性婚姻、內閣制或總統制,這都應該是在不同議題上每個從政者應該提出自己對這些議題的看法與立場的。而所有從政者的目標應該是改變社會,而手段是獲得選票;意思是說,從政者的目標是改變社會讓社會更好,而為了讓社會改變,在民主制度中他必須藉由獲得多數人支持來讓他有能力改變社會。但現在政治的情況完全相反,政黨與想要從政的人把獲得選票當作目標,而改變社會作為手段;為了當選、獲取選票,不斷開支票、寫華麗的政見,以訴求社會改革的手段達成獲取選舉的目標。很簡單可以看一種現象就可以證明他們將選票視為目標,從政者,尤其是兩大黨,在所有議題上面完全不做討論,沒有自己的立場,為了不要讓立場使自己損失任何一個族群的選票,大資本家、低收入戶…等等。這樣的風氣下,讓這些政黨所提出的政見全都大同小異,沒有左右派的區別,更沒有保守派或者改革派的區分。目前這樣的情形,人民並沒有選擇權,因為在所有的政策上兩大黨都是相似的,而真正應該要被討論的議題卻都完全不表示意見,所以我對民主的想像最重要還是人民真正有選擇的權力,從政者真正提供對議題不同的意見來討論並且讓人民選擇。

孫:這樣說有點像審議式民主,但我們都知道審議式民主有非常大的缺陷,很有可能做出了「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結論。

林:審議式民主當然有他的缺陷在,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各個政黨在議題上應該要有所表態而不是置之不理,不討論同性婚姻問題,怕得罪保守的群眾;不討論稅制問題,怕得罪利益受損的資本家們。政黨的主張應該就像商品一樣,由人民做主來選擇他們所要的社會,而不是讓政黨互相比較誰的政策造福最多人,讓最多人受益而毫不考慮我們的國家是否有能力兌現這樣的支票。這次立委選舉,兩大黨完全沒有對任何議題進行討論,而吵得最兇的居然是「一階段投票、兩階段投票」,這樣的問題最直接關係的是他們能不能多獲取一點選票,不管是工頭榜大選也好,大選綁公投也好,這樣的問題都和人民的共同利益相差甚遠。

孫:就我所知的民主是用人民選票,也就是投票的方式來彰顯民意,篩選從政者,但台灣政治的現況似乎是「有能力做出篩選的人往往不思考或者不投票,而投票的多數是無法做出明確篩選的」在如此的情況下,根本無法用選舉的方式改變政治現況。

林:公民素質與公民參與真的是個問題,像我們昨天開了新書發表會「第三社會的想像」,有許多媒體、記者來,他們的社論也都有批評藍綠兩黨完全沒有議題,只有互相攻訐,但是對我們的聲音就只有幾行字的報導,我們對議題的訴求完全沒有辦法被聽見。許多媒體一方面批評人民不重視小黨、不給小黨生存的空間,另一方面卻不當人民與這些資訊間的橋樑。但是這些不完全是媒體或者台灣政治所造成的,新聞媒體本來就是利益取向的,他們每十秒調查一次他們頻道的收視率耶,播什麼樣的節目民眾會轉台他們馬上就會知道。他們的統計發現,只要播國際新聞收視率就會馬上下降,而播出有血腥場面的社會事件馬上收視率就會攀升,所以我們會有這樣的新聞也不能完全這樣指責媒體。
像我們這個新興政黨,我們的資源實在太過稀少了,整個選舉的總預算就只有一百萬,總共一百萬,不是一個人一百萬,所以我們完全買不起任何平面廣告的空間甚至電視廣告,所以我們的聲音實在很難傳出去。

孫:這樣來說的話,第一,我們的人民對政治的參與度是很低的,像現在的學生大多對政治很反感,或許應該說冷感,這沒有什麼絕對的對或錯,因為要所有人參與或者關心政治也是非常暴力的。但是在兩大黨對很多數群眾的操弄與許多人對政治的冷感下,要透過選舉,甚至只是單純將你們自己的理念傳達都是非常不可能的,既然用這樣的方式改變的機會這麼小為什麼還要參選?

林:(唉~)是阿,我們雖然非常努力,但卻非常微小,面對這樣的洪流實在是難以抵抗。但是這就像你們這份報紙在做的一樣,在校園中要重新培養出對話,或者單單是要找到你們閱讀的群眾,都是非常困難的,但你們還是很努力的在做,因為你們希望這樣微薄的力量最終可以讓一點點不同的聲音被傳達。我現在對這次選舉實在沒有抱什麼希望了,我們的資源實在太少,根本連讓大家知道我們的存在都無法達到,所以我個人的期望是,我們至少還可以得到2%的選票,讓我們有一點點信心繼續走下去,所以我真的很怕如果這次選舉我們得到的票只有
1%或者更少,許多人很有可能就會喪失繼續走下去的力量而退出。至於為什麼要參選,因為參選事實上也是一種凝聚自己的力量,大家一起完成某件事,在過程中我們的同伴們將更緊密的結合,而參選也是一種讓自己向大家表態、告訴大家現在有一群人有這樣的想法的途徑,雖然我們可能注定要失敗,老實說我本來就不相信一個成立半年的政黨第一次選舉就會成功啦,但是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我們在這裡努力。

孫:我看了一下你們的主張和政見,如果只看文宣的話,我想許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就是和綠火聯盟相對起來,你們的訴求相對的模糊,或者說,沒有一個中心的主軸在。像綠黨他們就是針對環保議題嘛,火盟(人民火大聯盟)就是社運團體等等的訴求,那你覺得你們的政見不會相對的讓人覺得亂槍打鳥嗎?

林:我覺得不會耶。我非常認同綠黨火盟他們的政見,他們的政見真的都很好,但是我們認為,現在的政治會有更根本的問題需要解決,而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任何針對性的議題就算成功也都是個別的偶然,而無法用國家這樣的機制來保障這些議題應該被關心,或者這樣的議題是必須被政治人物重視的。
像我們提出的政見最重要的幾點:憲政改革、稅制改革、同性婚姻、外交政策,這幾點都是我們認為當前台灣幾個根本的問題,比如說憲政改革,台灣現在的制度不是內閣制也不是總統制,造成有兩個地方的權力根本沒有被約束;一個是總統,總統任命行政院長卻不需要立法院同意,這樣的話,行政院長當然是事都聽總統的,總統說什麼他做什麼,不然馬上就會被換掉,行政院長沒有實權確要負起責任,而總統剛好相反,有行政權力卻不需要負責,這是很可怕的。另外,同樣權力失衡的是立法院,立法院就是因為沒有制度來制衡,所以他們在野黨盡了全力的卑葛執政黨,讓他們的法案不通過,到最後完全不需要為政策空轉負起責任,只會互相指責對方不讓法案通過或者行政能力差。再舉稅制好了,我們現在在推「反兩稅合一」等稅制改革,這是藍綠兩黨根本就不敢去提的議題,但是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負債十三兆了,因為執政黨不停的開空頭支票:懷孕津貼、勞工退休金調漲、失業給付調高…等等補助,但這些收入從哪裡來呢?事實上我們的國家現在根本沒有這個能力這樣無條件的調高補助,要開支票誰不會開呢?我也可以主張七成勞退阿,但是國家的錢從哪裡來?我們的稅制改革,反對兩稅合一,也就是反「公司所得和個人所得合一」,如果兩個合一的話,公司是法人,而只要從公司繳稅而不必繳個人的稅,這讓國家每年少了三百五十億元。我們提了一系列稅改制度,都是對大資本家有害的,我們也知道當我們提出這些主張的時候這些人就一定不會把票投給我們,但是這就是選擇,認同的就請投給我們,那不認同的就請投給你認同的主張,而不要像兩大黨,怕得罪任何一個票源而完全不討論這些國家很嚴重的問題。再舉同性婚姻好了,我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主張同性婚姻,我知道許多保守的人沒辦法接受同性婚姻,我們這樣提出來就會得罪很多這樣保守的人,但至少我們提出我們的意見與主張了,認同我們的就請進,不認同的就請選擇自己認同的。

孫:但一般民眾許多看不懂論述,或者根本不願意看論述,這樣就無法知道你們的主張。相對來講,還是那種議題簡單或者意識形態的問題最容易挑起注意。

林:是阿,事實上我們已經將我們的論述想辦法弄得大家都可以懂了,比如說我們稅制改革的文宣就用小嬰兒,告訴大家現在剛出生的小孩就背負五十六萬元的債務,來吸引大家的眼光。但是我們的資源還是太少了,只能印印這樣的傳單,也很難廣泛的發傳單。所以我們選舉的最後兩天,還是決定屈服,把我們所拍攝的宣傳剪成二十秒來做電視廣告,讓多一點人知道我們的存在。像上次台大濁水溪社辦的飲酒論政就很難得,我們很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對大家說話,那天很多人也對我們問了不少問題。當時有個同學就對我們說:「你們都是假的第三社會,我們才是第三社會」,我本來很生氣,但是想想,其實也對。畢竟我們這群人雖然年紀平均只有三十二、三歲,但是我們都還是經歷了戒嚴時代,像我自己的成長歷程,最開始也是受把蔣介石當成英雄,神格化他的教育,中學受了一點刺激,開始把蔣介石妖魔化,認為他就是惡魔的化身,直到後來,尤其十上次龍應台基金會辦的,公開蔣介石的日記,我深刻的感覺到,他就是個人,一個和大家一樣有七情六慾,有軟弱痛苦的人,不會再把他神格化或者妖魔化。所以那個同學說的也沒錯,只有你們這代才完全沒有接觸到那樣的歷史,才可能以最跳脫的方式重新審視歷史。

孫:我覺得這樣劃分第一、第二、第三社會是一種很奇怪的劃分,尤其是那種自認為自己是第幾社會反對其他人和自己相同的想法,況且,事實上我並不認同只有第三社會可以跳脫這樣的情感重新審視歷史,很有可能就是因為我們這代離歷史更遠更不懂得尊重當時人的想法,認為他們愚蠢或者荒謬。最重要的應該是一種寬容的心態吧,而不是認為其他人的想法是有絕對的對錯,而視去包容那樣的想法,畢竟在每個不同的脈絡下都有他自己的對或錯,也不可能會有一個可以衡量其他人想法好壞的客觀標準。

林:我同意你的說法,應該說,第三社會會是比較沒有包袱的一群,所以他們可能以寬容心態面對的機率可能會比較高。

孫:所以整體來說,你們認為最根本的問題,也是最應該先改的應該是制度問題?

林:是阿,制度雖然是硬性的,但是它可以影響很多東西。舉例來說好了,英國的綠黨和德國的綠黨,再英國的綠黨是一個很小很小的黨,半政黨半社運團體的存在著,但德國的綠黨已經執政兩次了。差別就在於德國的制度允許多黨並存,而不會排擠到剩下兩個大黨。像蘇格蘭的綠黨現在也比英國的綠黨強大,因為他們最近把他們的制度也改成多黨制了,所以制度是可以影響很大的。

孫:嗯,那我們今天的對談就到這裡吧,祝你們選舉順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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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火大連盟VS學生

提問人:師大人文學社 張道琪 (以下合起來簡稱「意」)(意識報)
台大哲學系 孫有蓉
答問人:柯逸民(人民火大連盟2008年台北四選區內湖˙南港地區立委候選人)

柯:人民火大聯盟都是一些基層的社運組織工作者,像我自己從野百合就開始參與運動,到現在十幾年下來,也已經離不開社會運動這個圈子了。所以你們可以
看到火盟在政治上就反映出這種草根的組織性,還有在火盟對於目前的社會分析都會有關係。

意: 剛談到草根、基層民眾怎麼看政治,和一般政治有什麼不同?

柯: 我的意思是,國民兩黨壟斷決策權,那我覺得有一些議題性的東西,比如說政治改革什麼的,而目前的國會是權力分配的場所,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他們
怎麼會自己改革,把自己的權力革掉?尤其是像這次選舉,變成單一選區兩票制,讓地區立委就綁好藍綠樁腳就可以了,讓他們更容易藉著權力的分配當選。

意: 我不太清楚,就是樁腳是哪裡有問題耶?

柯: 樁腳當然有問題啊! 立法委員所在意的應該是國家大事,是宏觀長遠的。現在的制度讓他們只要盡力於地方利益,不需要國家共同利益,綁好他們的藍綠樁
腳就好了。

意: 但是區域的立法委員就像是民意代表,他們本來就應該關心地區利益了不是嗎?

柯: 對,但是現在的制度讓立法委員非常的局部性,台灣的制度現在是偏向日本的制度,也就是那種並立制,而不分區大概有33席,而兩票制的政黨票讓真正有理念的政黨所能佔的比例太小了。像德國,如果一個政黨得到了60%的全國票,他在國會裡面就有60%的席次,台灣現在還不只有並立制的壞處,再加上藍綠兩黨操弄意識形態,讓兩黨以外的其他政黨更難進入國會了。

意: 那我有一個問題耶,就是火盟這次參選是希望把社會力量帶入政治力量嗎?

柯: 這個問題沒有這麼簡單喔,你要問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火盟要從社運團體突然出來參政。其實火盟還有綠黨參政已經很久了,只是這次剛好單一選舉兩票制
,讓整個社會更注意到有哪些第三勢力,但是如果說我們自己的話,其實我們處理社會運動和政治權力之間的問題已經很久了。而為什麼要參選,比如說,
社運團體的領袖可以依靠立委或者政治力量來達到他們的一些訴求,但是光是依附於政治人物卻沒有辦法解決整個結構的問題,所以我們對自己的會員必須教育、組織,要有自己的力量,談判的時候談判,必須抗爭的時候就要站出來抗爭。而對一般民眾也是一樣,我們就是要讓一般民眾形成自己的政治認識,重點是要有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力量,而非期待有力量的人來幫我們解決問題。

意: 這樣的話又有另一個問題,就是火盟所觸及的是社運的參與者或者弱勢者,但是如果是那些他根本就不是受害者,他對他自己的生活也沒有什麼很大的不滿,比如說一般的學生好了,火盟要怎麼面對這樣的大眾?

柯: 我不會把學生當作一個特別的群體,不是說你是學生我就提出學生政策來把一個框架套到你們的身上,一個學生有他自己成長的脈絡,他可能是南部農家的
小孩;可能現在根本無法和自己的家人談論政治什麼的,那他上大學以後打工
會遇到勞資問題,做什麼事情都會有遇到問題的可能。

意: 所以說,你認為火盟是可以面對所有廣大的群眾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遇到結構上的問題而變成社會運動的一份子。

柯: 對。

意: 所以這裡的政治跟一般來講的政治是不同的?

柯: 對,這樣的政治是在每個人身上的政治性,而在你自己身上的政治性你要怎麼發掘它,調度出來你自己去探索它。講具體一點,就是像是你對於藍綠的行為
,像是冷漠,其實這也不是冷漠,這是”媽的所有事情都被你在決定,我用我
的行為來決定我要往哪裡走,我喜歡消費不行喔”,他是對峙一個有一群人掌握了發言權、掌握了麥克風、掌握了什麼什麼什麼…,年輕人不需要去背負歷史的包袱,重點是你可不可以發覺到自己身上的政治性。

意: 但是現在學生的那種意識就是很薄弱,雖然說你認為我們學生打工會有勞資問題,或者調高學費的問題,但是從現在來看的話,會真正去參加運動的也都是
很少很少的少數人。

柯: 我想這跟條件、認識、急不急迫有關係,我想不是冷漠兩個字可以解釋的。我講我那時候的情況好了,我那時候有很多機會接觸到這些,那些勞工問題、污
染問題活生生在你眼前,剝削工人、污染大地什麼的,我想這跟民進黨執政也
有關係,因為民進黨執政以來把這些力量,什麼工人力量等等的都收編了,所
以一般學生沒有辦法看到這些問題所以沒有什麼感覺,還有社運邊緣化等,在
這樣的環境下學生沒有感覺。沒有直接看到這些弱勢的人,就不會感動阿,或
者是想像的感動,在這樣的環境下,整個感情都會被調度出來,讓你有很深刻
的感覺去行動。

意: 這讓我想到國小的公民課本,說明社運有幾種,每一種有什麼樣的特性,那時候的感覺就是社運是一個很有組織的行動。

柯: 事實上沒有這麼簡單,社會運動不是哪裡受到壓迫就會從某個地方爆發出來,當你在其中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這些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也都有感情,有什麼生病什麼的,到這個時候當事人不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把社會運動解釋成受壓迫後的爆發是太多簡單了。

意: 通常一般民眾或是家長面對小孩子參與社會運動時都抱予負面評價,那我比較好奇的是你怎麼看社會運動?

柯:其實我自己的歷程是,當時學生時代這麼一坐,就這樣十幾年離不開了,其實這可能就是這麼簡單而已。當時我們學生時代的時候會覺得,要抱有什麼崇高
的理想、幫助社會若是、要有國家大愛之類的,是很臭屁的。但是在做了幾年以後,你會感覺到這些弱勢實在太可憐了,沒有辦法不幫他。就像我曾經寫過一個故事,菲律賓勞工,他被強破家班,然後就打電話來跟我說他要帶頭抗議;那時候我就跟他講:這樣很危險不要這麼做,結果他隔天打電話給我的時候,人已經在飛機場了,仲介可以把他直接遣返。不久以後,他再打電話來,已經是被仲介討債,快要被殺掉了,真的可能不久以後他就掛掉了。我當時候對這樣的情況完全是無能為力,那漸漸的以後就發展出來遣返需得到當事人同一來保障外勞的權益什麼的。外勞可能沒有辦法跳出來打,但社運工作者就是要不斷的跳出來打,打資本家,打有錢人。你說那時候為什麼要跳出來打這種東西,就是看不爽這些東西,那些活生生一個人的生活、生計、生命都環環扣在一起,為什麼現在還在做社運,因為我們現在根本沒辦法跳出來了啊,要我現在去做基金什麼的,一來我不想,一來我也不會。其實當初對於社運的想法也是很臭屁的,想要解救勞苦大眾,後來慢慢就會覺得,我們跟這些弱勢只是在不同的戰鬥位置,他們現在陷在那種無法逃離的生活困境裡面,對抗以求取生存條件;我們沒有陷入那樣的困境,但是我們同樣也面對社會上整個結構性的問題,同樣的也是在搞資本家,搞有錢人。現在要工人他們工運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們自己在哪個情境裡面,有他們的猶豫,弱勢者除了有他們經濟條件的限制,社會也有既定的意識形態框架他們。最嚴重的就是性工作者,他們自己都覺得自己卑微;勞工他們也大多數都要求小孩讀書,就是將來讓他們不要再當勞工。為什麼?就是因為抬不起頭啊,頭抬不起來這種東西就是一種,姑且說意識形態。他變成說自己要自己的政治認識,為什麼勞工頭要低低的?為什麼看到老闆,看到高層要陪笑臉?是一種自己對自己的定位。那我們這些讓社會平權,就是要讓他們站出來,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困難,等於是要他們站出來罵以前不敢罵的人,他們能夠站出來認識自己,真的很不容易。

意:我有個問題,火盟每次面對這樣的社會事件、弱勢,每次哪裡發生壓迫或者迫害,火盟就會用社會運動去想辦法解決這樣的問題。但是如果說是政治,就我
自己對政治的想像,政治制度應該像一個機制一樣,可以用比較制度性的方法
來讓這些問題用比較體制內的方式解決,而不是每次發生事件用各個擊破的方式解決。

柯:看你是站在哪一種角度來看社會運動,像如果你站在那些卡債族都已經要去買炭自殺的人的角度想,他都已經無法生存下去了,為什麼會去在意體制的問題
。你這樣的角度都還是一個以宏觀的角度來看這個社會,那我是直接站在這些
那債族的身邊的角度,關心他們最緊急生計的問題。

意:這樣問好了,我認為在民主制度下社會運動是必然存在的機制,因為政府不可做到沒有缺失,那火盟對於進入立法院期望自己發揮什麼樣影響?

柯:我先講官方版的好了,你現在看我們的國會好像每次都還有黨派看起來是很正義的讓某些法案通過或者修改了,但是事實上這些都只是表象而已,這些都是
他們的權力的利害交換出來的,所以綠黨火盟進去就是要進入這個權力的分配機制,然後把他們這些權力的交換全部攤出來讓大家看。那我自己的話,我會認為這次的選舉,反正也不可能選的上,就只是要尋找跟我們相同理念的人,因為社會運動要進入政治是沒有這麼簡單的,如果沒有外面的社會力量,送兩個政治菁英或者不知道情況的進去,很快就會被他們的權力機制同化。這是我自己對社會運動幾年來的感覺,我感覺現在台灣社會的社會力量還不夠,沒有足夠的社會力量送兩個進去更會出問題。像我們這次有個候選人就是希望讓民眾瞭解這些已經被社會歧視的弱勢,其實社會上有許多問題都被我們框架,比如說遊民問題,對一般人或者政府來說,他會說:我們現在有一個遊民的問題,但是遊民是什麼?他們有的可能是職災、有的可能來自災區、有些可能家裏出了什麼事情,但是他們同樣都被稱作遊民,而我們也用同一種眼光看待他們,覺得他們髒髒的什麼的。但是政府就是完全忽略他們背後的故事,是什麼造就他們成為遊民,而只是簡單的說「我們現在要解決遊民問題」。現在台北市更過份,他們解決遊民問題的方法就是讓他們消失,全部都把他們推出台北市,或者向社會更陰暗的地方推,這樣讓一般的人更看不到自己社會的問題,也更不可能知覺到我們身邊有什麼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都被藏起來了。我們再舉自殺的例子來說好了,我們都用相同的眼光來看待自殺這個事件,認為自殺的人就是心裡軟弱,沒辦法承受壓力,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這些自殺者的背後,是充滿多少不同的原因?他們可能面臨了生活多麼龐大的壓力,結果你一天到晚叫人家去心理諮商,要活的快樂一點什麼的。其實自殺是一種對社會最徹底的抗議,他選擇完完全全與社會切斷所有關係,真的是最徹底的抗議。

……………………


(之後,柯逸民先生就和意識報的兩位採訪人員聊了起來,內容私密,不便透漏。)

2008年1月29日 星期二

漫畫














王墨林雙姝怨

王墨林—《雙姝怨》
主  演:魏沁如、謝俊慧
編  劇:李宥樓
導  演:王墨林
文/田菡

簡介 
《雙姝怨》,三○年代美國劇作家莉莉安.海曼一齣引發爭議的戲。描述美國一對姊妹淘好友在小鎮合開小學,在一個小女孩告訴家長兩位女老師親嘴後,家長全將小孩接走,兩位好友被變相隔離,也開始思考:「我們真是流言說的那種曖昧關係嗎?」其中一個女孩後來自殺。這劇本六○年代被導演威廉惠勒搬上銀幕,由影星奧黛莉赫本、莎莉麥克琳主演。導演王墨林將故事背景設定在上海與台北,重新詮釋兩名女性幽微的情誼。 


對應人物心理情結,有著個人詮釋上認定的,高度一以貫之的大主題。
可詭詐地來說,我這樣詮釋定義下的『人物心理情結對整個戲劇對現實的影射』卻也是無法全然對應的一言堂吶。

  演員自述說,於角色在大文化背景的意識型態相當程度的差異,詮釋上也是對應有限,而一定程度上的角色─演員隔離、角色-角色雙姝情誼的界定、角色-角色分別處的雙城的區辨……是對主題不同層面相互應和的賦格。

  兩位女性間的情誼,並非為主體至主體傾向交換(exchange)的概念(一旦限定了對象作為目的,就是從『贈與』過度到『交換了』),是擁有一種『贈予』的未決性,否定典型的對立──從女性書寫、女性角色的書寫的男/女分野出發,至國族政治下的雙城(上海-台北,分隔兩地重聚後,卻隱隱的角色重疊,可互換/互文的曖昧)──非判讀上性別框架內的異/同、異性戀/同性戀,
而是一種自成的(宣告即自我實現)的決定。「……女性的、吳爾芙的死亡是通過完整敘述建構的世界,是一種慢悠悠纏捲,千迴百繞,從死亡關自我放逐繞了一圈,還慢慢回來現實世界……」誠然。

  女性書寫、女性角色書寫,利用女性的主體性不確定(之於深根蒂固的父權背景為客體、而以『未決性』為出發點開始主體性的建構、會是一種新的結構而非沙文的禪讓),這樣的曖昧感是對於認為有全然對應符號系統(比如終極的符號系統,語言的使用,定義的使用,在現有的盤根錯結的脈絡裡無法遏止承載著威權)的批判。

  「因為你空洞,你更要活下去,你更要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邊緣之外,你不可定義的空間裡。」『曖昧性』的存在建立於『對立』的概念,比之『虛無』存於『有』。這句話是否可以解讀成對沙特的遙呼:關於人存在的自由,建立於『對己存有』與『虛無』二位一體──自由透過活動得到的內容,自由卻又超越這樣的內容(例如,人可以不被過去所決定的自由)。映照構成的集體歷史以及衍深的定義機制,無法抗衡『曖昧性』、『未決性』可行之再創造、建構的自由。

吉米.史密斯/重回雞舍


Jimmy Smith/ Back At The Chicken Shack
吉米.史密斯/重回雞舍
Blue note (EMI)1963, 1979 Remaster in2007
文/veeeky

夜裡尚未睡著的時候耳朵邊是甚麼聲響?大部分的吵雜耀眼在入夜以後都慢慢沈寂,也因此任何一點音符都變得放大顯眼。1960四月,Jimmy Smith首次和當時還是小角色的次中音薩克斯風手Stanley Turrentine合作,完成了這張和午夜特快車(Midnight Special, Blue note, EMI)同個session的經典之作。
我想深夜有聽任何電台爵士節目的人都對Jimmy Smith這位多產的電風琴老大哥不陌生,更對他的著名的同名標準曲目Back At The Chicken Shack印象深刻,(這也許就是標準曲目有趣的地方,聽到熟悉的旋律就像是一種遇到老朋友般的溫馨熱情)Jimmy的風琴聲帶你到一個舒適的角落,任何一個曾經出現在咖啡店、家中、草地上的溫暖地方,讓你伸展四肢,不在意別人打擾、或者是打擾別人,合作無間的圖倫汀在Jimmy放送他的主旋律後又再接力重複吹奏,同樣的情境仍未被吹散,而是又注入了一些氣味,讓你知道你在這裡,你也並非獨自一人,他們將你包覆在旋律的絲絨之中。圖倫汀在這張的優異吹奏,彷彿用一種唱歌的方式在吹奏他的薩克斯風,就像是寫過無數爵士樂評的Ira Gitler所說的:「這幾年之中,圖倫汀有著在年輕的次中音薩克斯風手中最出色的音色和風格。」而在這張專輯的銷售成功可以證明一切,也開展了他往後合作和其他經典樂手的事業。
專輯的bonus曲目是另一首標準曲目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雖然早已有無數樂手比如路易士阿姆斯壯、貝西伯爵、班尼古德曼、艾拉費茲傑蘿都已為它做了傑出的詮釋,但Jimmy Smith的風琴聲特別渾滑輕盈,在冬日早晨,同樣地告訴你:「抓起你的帽子和大衣,把你的煩惱留在門後,在街頭的陽光之下,人生一樣美好可愛。」
這是一張你一定會覺得輕鬆愉快的專輯,汲取黑人藍調的養分,但音色卻又快樂地讓你輕輕地跟著搖晃。我想起前陣子和朋友到新開張的巫雲和些長輩聊天,他們仍然自在地放些六七零年代的老搖滾,叨叨絮絮地聊著對岸的新發展、聊著以前關門的舞廳還有以前經營老brown sugar的小小事情,昏黃色的燈光下,在他們的皺紋之間沒有疲態,就和這張專輯一樣,雖然早已是歷史上的經典,但在裡面嗅不出任何老味,反而可以陪伴你,忘卻繁瑣的事物重新打起精神。

把公共領域重頭做起

文/林竣達

我們追求善與美,然而卻不揮霍。我們追求知識與智慧,然而卻不文弱。當別人因無知而勇猛、因反省而躊躇不前,我們卻因行動前深思熟慮與決定而果敢行動。我們認為討論並不會阻礙行動與效率,而是知識之欠缺。
~雅典 【國殤演說】 伯里克里斯

那座廢墟中的理想
那是一個安靜的星期天早晨,守著森嚴大門的憲兵悄悄地撤離了,我獨自走入剛開幕的景美人權園區,一個埋葬無數希望的歷史廢墟。陽光灑在冷冷的鐵絲網上,軍衣在風中飄揚,走道深處是一排排空蕩蕩的漆黑牢房,房門上貼著熟悉又陌生的政治犯名單,班駁的牆上看不見孤獨、痛苦與害怕的痕跡,但我覺得那些龐大的情感並不曾真正消失,它化為血淚文字,它綻放成歐陽文畫中的台灣百合,它仍牽動著這座島嶼的靈魂與命運。

展覽館中陳列了許多人物照片與黨外雜誌,諷刺而心酸的是,那些反抗強權、為社會改革奮鬥打拚、深信「咱會出頭天」的黨外民主運動典範一一在權力遊戲與利益競逐中枯萎凋零,民主、自由、人權、廉潔、環保和轉型正義等價值也淪為口號、教條、標示敵我的標籤。公共領域充斥不安全感與過於簡化的邏輯,這種惡質的政治不但無法幫助我們討論應該如何生活的問題,反而使我們對這問題的認識與反思變得膚淺而狹隘。

回不去那單純年代的我們,孤單地走在這條廢墟之路,妳靜靜地啜泣,我則很早就告訴自己不要再流眼淚了。那一夜的月色如此沉默、如此軟弱,妳雖不願選擇對這一切漠視或犬儒地自圓其說,妳雖願意相信重建一個美好的理想與更值得生活的家園是必須的,但面對龐大的廢墟與幻滅,天地悠悠, 諸神黃昏,妳幽幽地問道,為何我們總是如此寂寞?曙光在何方?希望在何方?值得獻身的理念又在何方?

那一夜的月色依舊是淡淡的。

我們這一世代的愛與怕
我們這個世代並不是生來冷漠的,但也許我們確實是過於倔強而早熟了。我們知道將情感投放在安全熟悉的地方,聰明地避免用火熱的心去碰觸冰冷的世界;我們知道如何運用知識與新科技來爭取承認與前途,而不是用它們來質疑未來與過去。我們不想反叛,但懂得表演;我們學會有所保留,隔著一種安全的距離、懷疑的眼光去看世界,彷彿只有這樣的疏離才能保護我們那細膩而易感的心。我們把單純與真誠放在那些獨白的、虛擬的、不易受傷的、可任意進出的想像世界。

或許每一代人都會面臨這樣的歷史關頭,我們無法確定這個世界的面貌與走向,甚至無法確定自己與世界的關係。這個時代變化得太快,我們還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民主化、全球化與中國崛起,這些浪潮已經將我們捲入,粗暴地入侵我們的小小生活,將集體的焦慮深深地刻在每個人的靈魂深處,沒有人逃得出這些壓迫與夢魘,我們恐怕無法在這個星球上再找到不受污染,沒有煩惱壓力的地方,甚至連好好地睡上一覺也越來越難。

當前方已沒有可效法追隨的典範,政治喧嘩嘈雜、缺乏方向,我們這一代人各自奮力地掙扎著。有的人退入極端個人主義的、絕望的、無力的堡壘;有的人決定順從既有體制,走阻力最小的路;有的人決定將自我從公共領域放逐,跨上摩托車展開認識自己與世界的革命旅程;有的人則在小型社群中尋找親密關係與身份歸屬;有的人身陷泥淖,卻總是仰望天上的星星。

我仍然看到身邊有很多青年懷抱著夢想與對這世界的愛,希望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但卻又對價值的腐化與不真誠的社會人心感到無力。我們害怕受傷,害怕失敗,害怕失去,害怕不確定性,害怕選擇的代價,害怕著害怕……但也許我們更應該自問:多年以後我們會如何回頭來看這個時代?我們是否不愧於青春?我們是否曾經為了一份單純的理想奮不顧身,面對種種阻礙仍義無反顧地說:「這就是我的責任!」?我們是否認真地活過,真正地年輕過,好好地完成一件足以讓自己感到驕傲的事?

面對心中的害怕,我們是否還願意告訴彼此:「愛過而失去,勝過從未愛過」?

對公共領域的想像
從那些存在我們心中的愛與怕延伸出去,便是我們國家社會的愛與怕,人類世界的害與怕。這些情感彼此相連,不時地牽動我們,影響我們。這些情感對生活來說是自然而必須的,它需要透過公共領域來進行傳遞,但如果它經過的是一個惡質的公共領域,這些情感不但會發生質變,更可能成為政治操弄的工具,這樣的情感不但無助於人們心靈的需要,更會扭曲人性,阻礙生命潛能的發展。

要怎麼替政治死潭中找到源源不絕的活水?我們必須找到源頭,以及認識阻斷流水的大石。政治的生命力與創造力有賴一個高品質的公共領域,在這樣的空間中我們可以做到自主、開放、講理、踏實。我們就像園丁,細心地呵護每一朵想像之花,給她最適當的土壤與養份,讓年輕的理想主義結出進步價值的果實。

在理想的公共領域中,我們都必須假定公共利益存在,已做為建立信任的善意基礎;同時我們為價值設立可檢驗的標準與風險評估的機制,避免價值淪為空洞的修辭與不負責任的心志倫理;我們鼓勵公民親身參與,將公共領域納入個人生活與生命計劃的一部份,在公民與公民的互動中累積實踐性的智慧,實現更完整的自我;獨立思考還不夠,我們還需要以開放的態度進行討論,不排除自己的觀點可能只掌握部份真理,耐心地用更多元的視角去認識事物,化解習以為常的盲點、利於煽動的標籤與壓迫性的教條,願意接受他人比較有道理的說法;最後,理想的公共領域需要一套重視關懷的文化做支撐,在這裡公民不只交換論點,也分享人性中自然而真實的愛與感動,分擔彼此生命中的害怕與疲憊。

我們可以期待,這樣的公共領域將能孕育出務實的理想主義者、穩健的社會改革者,一種有批判力,又有行動力的社會力量。它有可能成為一股制衡國家與市場因權力和利益帶來的腐化。理想的公共領域將是一個共同體的靈魂所在,它肯定人類之間的互助、生命與人性尊嚴的可貴。

行動必須展開
我們這個時代交換資訊非常便捷,但要凝聚集體行動卻是格外不易。巨石就阻在個人與個人之間,我們看不見彼此,無法真正信任彼此,容易在資訊紛亂中陷入囚徒困境,也因此我們找不到推動巨石的正確著力方式。

但另一方面,我們還置身於校園,一個阻礙相對較小,並能提供我們學習資源的環境。校園是一個關鍵的戰略點。我們應該設法先在這裡建立一個理想的公共領域,它提供梳理資訊的平台,培養彼此信任的氛圍,並集結年輕的進步力量。在這裡,我們樹立初衷。從這裡,我們展開行動。

這是一個慢慢紮根的教育過程,但這同時也是攻佔關鍵戰略點的政治行動。學生不只是資訊被動的接受者,他更需要將知識創造性地轉化,發展成有現實意義的問題意識,最後匯集成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目前的教育體制無法提供這樣的空間,因此我們要設法自己來建立它。

那些曾經感動過這座島嶼人民的理念並未死去,只要我們重新凝聚起來,重新建立理想的公共領域,只要我們還有青春之夢,不怕代價,勇於追求, 我們會為理念注入新世代的力量,理念則會付予我們一個更值得活的新生命。

「老幼相扶持,一路走下去,走向百花齊放的新樂園。」 ~楊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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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公民? 你在那裡?】
囧 我們這個世代並不是生來冷漠的!

前方已沒有可效法的典範,政治的混亂使我們退入個人無力的堡壘。失去公民支撐的民主搖搖欲墜,憲政僵局、族群對立、兩黨惡鬥、金權腐化……共同體中的人們彼此失去了信任。

面對這樣的歷史處境,這正是我們凝聚力量、擔起責任的時刻!

事實上,我們並非無能為力。讓我們透過參與,將彼此的理念凝聚,化做最有力的聲音:我們,並非自私冷漠的一群。努力做到公民參與,關心公共領域中的大學生議題;在嘴砲之前,先捫心自問「是否對此議題有足夠的認識」。這次選舉由於單一選區二票制,第二票選黨,我們有了更多的選擇。讓弱勢發聲、讓意見多元,負起社會責任,實現公民參與,全台灣的大學生聯合起來,投票吧!

我們向所有大學生呼喚:

1.負起新一代的社會責任
我們心中尚有理想的火苗,社會的未來將由我們創造;我們未來步入的,是否為我們所期望的社會?我們是否因為無知而成為社會腐敗的共犯?

2.實現公民參與
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是一種自我的覺醒,也是思想的實踐;我們是否在自己的世界待太久,遺忘與他人之間的連結?

3.讓弱勢發聲、讓意見多元
這社會從未耐心地聆聽弱勢的聲音。我們是否太過縱容媒體的嗜血與炒作惡習?我們若是放任多數暴力橫行,社會豈有和諧的可能?

4.大學生應該去投票
我們每個人的力量也許不大,我們各自的聲音也許過於微弱。然而我們擁有一雙急切想抓住未來的手;這雙手可以與其他人交握,串連起無比強大的力量。身為大學生,我們有自己的思想與判斷;身為大學生,我們以表達自己的聲音為傲!

5.認識單一選區二票制
由於政府宣傳不力,大多數人民還是不瞭解如何選出自己的立委。我們拒絕愚民!我們應主動地瞭解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內容:「第一票投人,第二票不分區投黨,得票5%以上之政黨得依比例制安排政黨席次。」

6.瞭解並檢視所有政黨的政見理念
你真的知道這次1/12的立委選舉有那些政黨可供選擇嗎?公民黨、制憲聯盟、台灣團結聯盟、第三社會黨、民進黨、新黨、綠黨、台灣農民黨、無黨團結聯盟、國民黨、紅黨、客家黨。貨比三家不吃虧,做個精打細算的選民!

發起社團: 台大大陸社邀請您

反時代的夜

文/陳韋廷

夜是無羈的,彷彿有什麼會在這片刻的深窈中成真。

拉長了的意識在無人知曉的角落發出熒光,在微暗裡逐漸顯得耀眼。只是我們都記不得在其它時候這光輝是被什麼所掩覆。攀附著同時得以延續的存在感,我懷疑自己並不能夠正確讀出關於時間的深層意涵。

埋葬睡眠的十字路口熙來攘往。

某些時候,人們與我在侷促的交錯裡深談,然後發現彼此並沒有方向,只單純地隨著夜走入深處。像是某種朝聖,又或者更近似行乞,我們無可避免地失去更多,同時向那更深尋覓。

於是,這城市的夜不再需要睡眠,人們開始探索起埋藏在各自心中的夜。世界落入了自我的裏層,那些過於熱切與冷漠的,連同餘下的一切膚淺。

的確有什麼是日光下所感受不到的,一股如詩般確實的曖昧。那投射在身後曳動著的是孤寂吧。關於這世界所追求的,以及我們所試圖逃離的。哪兒也不能停留,無論何時當我們自靜止的狀態中動身,那份屬於旅的意象總格外真切。

逃入自己的孤獨或者遠離世界的,我們需索的歸屬竟這般深沉?不管在哪種情境下,往返中的我們都似乎背負著更多。叛逆似的宣洩開始逐步緩解日常瑣碎中的重量。不再需要禁忌似的貶低了,不對迷惘中的自己妄加抵斥,而只是疏離。

那自然產生痛楚,源自於時間的切口、靈魂的撕裂傷或其它。但同時我們變得能夠在情感上理解這樣的感傷,從中領略出深刻的什麼然後為之著迷。彷若某種前衛藝術的狂熱。

關於這時代的情感終究是黯淡了些,或許因而下意識地,我們習慣在同樣黯淡的夜裡摸索自己的力度。然後我們持續在沒有人能到達的原處漂浮,直到進入到眼皮後方的黑暗後,熱切地死去。

是的,需要某種熱切,在黯然而輕的夜。緊接著在白晝透入時,淡淡地憂傷。

登山用品店

文/李問

這幾年來,常常在逛街的時候看到一些登山用品店,又稱「戶外用品店」。店裡賣一些登山鞋、背包、夾克、還有各式各樣的器具。有時候我會進去晃一圈。店裡的裝潢很大地,一層又一層溫和的綠色╱褐色讓人感覺很舒服:牆壁上還有貼一些風景照或是動物的圖片。我喜歡打開那些背包,看看裡面驚人的多功能口袋設計;或是摸一摸衣服和鞋子的布料。走在店裡頭,給人一種大自然的想像:隨時把裝備帶齊就可以跳上吉普車出發之類的。

但最後也只是晃一圈,回頭去逛百貨公司。

我不敢說我是個常爬山的人。國小的時候,爸常開車帶我去新竹縣的飛鳳山。當然,那種五百公尺不到的丘陵一個下午就可以爬完,算是很和藹可親的山吧。飛鳳山有好幾條登山步道:有的用石板鋪成,有的則是泥巴路。我和爸幾年來都固定走一條比較陡的泥巴路。一方面,泥巴路走起來真的比較有趣;另一方面,我總暗暗嫌棄鋪上石板的路顯得「不夠自然」。

儘管不是沒有爬其他山的經驗,但當我說「我喜歡爬山」的時候,腦子裡浮現的畫面,通常就是飛鳳山。一定是個明亮的夏午,還不時會傳來陌生的鳥叫聲,凝置在濕熱的空氣中。

所以說,前陣子有朋友約我去爬山時,我便一口答應。我們三個人從宜蘭縣的大里上山,先是爬桃源谷一條比較少人走的步道。路上大部分都是出來運動的老人,經過的時候會豎起大拇指跟你說「年輕人真勇」的那種。一路上都聽得到有人在播一首佛教歌曲:我本來以為是哪個老人身上帶了收音機,想不到是半山腰上有座小廟旁邊立了一座巨大的擴音器,用兩百萬分貝的音量反覆頌唸「南無觀世音菩薩」(而且還不是觀音廟,是土地公廟)。

走著走著,我們來到了一個交叉口。這邊的景觀變得很不一樣:灌木叢被青綠色的草皮給取代,路也變得好走很多。我一時間覺得身邊冒出很多人,才發現前面有一座停車場。原本的老人不見了,變成開車上來散心的上班族。有的跟公司同事一塊來;有的是全家大小一起出動,還牽著一隻穿毛線衣的小狗。

看著這些新跑出來的登山客,突然覺得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才發現,他們每個人身上,都穿著登山用品店買來的裝備。淺綠色的背心、米色的圓形登山帽、褐色的登山鞋……連那些太太手上拿的包包也都有股淡淡的自然韻味。還有一堆人手上掛著一根三截式的登山杖:在那個坡度平緩,完全用不著登山杖的地方。

然後才真的明白,那些價位高的嚇人的登山用品,不只是為了登山的挑戰所設計,更是一種認同的形塑與表達:同時透過這些產品,來滿足現代人腦海中對「大自然」的嚮往。那些色彩樸著的布料中,包裹了一種品味上的需求。在繁忙的生活步調間,我們渴望向別人宣示一種樸實,也同時慰藉自己。而當我們逛街時,反覆播放的鳥叫聲從店裡面傳出來,凝滯在百貨公司的空氣中。

但我還是喜歡到登山用品店裡晃一晃。有時候看看風景照,好像也不錯。

記憶與記憶所沒有的記憶

文/廖婉茜


身為一種富麗堂皇的想像,所有的星光
在粉底下糊成一條河
流淌的是有月寧靜的夢(寧靜是
有夢溫柔的河)

在夜熄滅前
為了創造神話而點燃一兩顆星子
通常是同樣的顛沛流
離,紅粉知己,傷花傷柳與傷
落葉。偶爾有雲淡
風輕,偶爾也有華麗而
沉重
(被華麗而沉重的衣裳固定在地面上……)
相對地,持燈者的腳步未免太輕了
沒有任何永恆被驚動,於是
夜閃爍閃爍著就滅了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上

「摘錄自《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1)》,新橋譯叢2,韋伯著,錢永祥編譯」
摘者/蔡宜穎

〔§7 學術的專業化〕
我相信諸君實際上希望聽我談一些別的東西,那就是:學術作為精神上的志業。今天,相對於學術作為一種職業的經營,以學問為生命志業首先受到的限制,就是學問已進入一個空前專業化的時代,並且這種情形將永遠持續下去。從表象與實質兩方面來說,我們都必須認清,個人唯有透過嚴格的專業化,才能在學術研究的世界哩,獲得那種確實感到達成某種真正完美的意識……我們知道,不可避免地,我們自己的工作離完美之境太遠。唯有憑藉嚴格的專業化,學術工作者才有機會在有朝一日充分體認到,他完成了一些可以傳世的成就,但是這種情形也許一生只有一次。今天,真正確定並且重要的成就,無不屬於專業性的成就。任何人如果不能,打個比方,帶起遮眼罩,認定他的靈魂的命運就取決於他能否在這篇草稿的這一段李作出正確的推測,那麼他還是離學術遠點好些。他對學問將永遠不會有所謂的“個人體驗”。沒有這種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
“、沒有這份熱情、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的壯志—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地做此臆測—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那麼你應該去作別的事。因為凡是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

〔§8 靈感在學術工作中的位置〕

然而,同樣肯定的是,無論這份熱情是多麼熾烈、真摯和深邃,它並不能保證對一個問題必然會產生學術上的成果。當然,對於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靈感”來說
,熱情乃是先決條件。晚近,年輕人的圈子裡流傳著一種說法,即學問只不過是數學計算上的問題,在實驗室或統計歸檔系統中即可生產出來,和“在工廠裡”製造產品沒有兩樣。而從事這種計算,只需要冷靜的頭腦,可以不要“心和靈魂
“。我們首先要指出,這種論調對於在工廠或實驗室裡作業的情形一無所知。在這兩種地方,工作人員的腦子裡都必須有一些想法、而且必須是正確無誤的想法
,他才能夠用這些想法成就有價值的東西。這種靈感不能強求;他和冷冰冰的計算毫無關係。當然,計算本身也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舉例而言,沒有哪一位社會學家,即使是年事已高的學者,會自認為已經了不起到可以不做成千上萬、瑣瑣碎碎計算工作的地步;這些計算有的一次得花上幾個月的時間。如果你想得到點結果,你絕不能放心大膽地把工作交給技術助理全權楚哩,即使最後得到的結果,經常只有微乎其微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你對於計算的方向,以及在計算過程中對於浮現的單項結果所代表的意義毫無“概念”,那麼即使這微不足道的結果,也不可得。在正常情況下,這種“靈感”唯有透過辛勤工作之後,才會湧現;當然也並非一逕如此。在學術的領域內,業餘工作者的直覺對學術的影響,可能與專業人士的等量齊觀,甚至更大。我們有一些最好的假說和見解,正是來自業餘學者。正如韓姆霍茲論梅耶爾(Robert von Mayer)之語,業餘人士與專業工作者唯一的不同,在於他缺少一套確切可靠的作業方法,因而往往造成一種結果,使他無法對他的一項直覺的意義,加以判定、評估、及經營發展。如果靈感不能取代工作,那麼工作也不能取代靈感或者迫使靈感湧現;熱情自然更辦不到
。熱情與工作可以激發靈感;最主要的,二者要結合起來。即使如此,靈感只有在它們願意的時候才會造訪,並非我們希望它們來就會來……無論如何,學術工作者必須考慮到一切學術工作必須承受的風險:靈感會不會出現?一個人可能孜孜矻矻地努力工作,但卻永遠沒有自己的創見……靈感絕不像一些自大的學者所想像的那樣,在學術領域中,扮演一個比它在現代企業家對實際生活問題的掌握方面,更為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靈感在學術上的重要性,又並不亞於它在藝術領域中的重要性;這點也經常被人誤解。如果有人以為數學家只要坐在書桌前
,把弄米尺、計算機等,就能得到有學術價值的成果,這是很幼稚的想法。一個維爾史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在數學上的想像力,無論從意義與結果來說,在導向自然都與藝術家的想像力迥然有別,性質上也有根本差異。但是其間心理過程並無不同。二者皆為狂熱(Rausch)(即柏拉圖所謂的“迷狂”〔mania〕與“靈感”。

〔§9 當前流行的“人格”論〕
我們從事學術研究時是否有靈感,靠的是人所不能測知的命運,此外就是靠“天賦”。目前流行一種心態,把這項無可置疑的真哩,變成崇拜偶像的藉口,這些偶像就是“人格”與“個人體驗”。這種崇拜充斥大街小巷與各種報刊,在年輕人的圈子裡,尤為風行,這是可以理解的。這兩個偶像彼此緊密連在一起:一般認為,“個人體驗”構成人格,並為人格本質的一部份。於是人們使盡解數,努力去“體驗”生活。因為他們相信,這才是一個“人格”應有的生活方式。即使“體驗”生活沒有成功,也得裝出一付有異稟的樣子。從前德文把“個人體驗”稱為“感動”(Sensation),我認為在當時人們對人格及其代表的意義,有更恰當的了解。

〔§10 學者的人格〕
各位貴賓們!在學問的領域裡,唯有那純粹向具體工作獻身的人,才有“人格”。不僅研究學問如此,就我們所知,偉大的藝術家,沒有一個不是把全部心力放在工作上;工作就是他的一切……在學術圈內,當一個人把他應該獻身的志業,當作是一項表演事業,並以其經理人身分自居;當他出現在舞台上,竭力以“個人體驗”來證明自己的價值;當他自問:我如何證明我不只是“專家”而已,我又如何在形式與內容上發前人未發之言的時候,我們絕對不能把他當作是一個有“人格”的人。今天,這種現象已經相當普遍;它始終給人一種卑劣的印象,並降低當事人的人格。反之,唯有那發自內心對學問的獻身,才能把學者提昇到他所獻身的志業的高貴與尊嚴……。

〔§11 何處尋覓學術工作的意義〕
學術工作和一個進步的過程不可分離……在學術園地裡,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內就會過時。這是學術研究必須面對的命運,或者說,這正是學術工作的意義……在學術工作上,每一次“完滿”,意思就是新“問題”的提出;學術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過時。任何有志獻身學術工作的人,都必須接受這項事實。學術研究,若由於本身所帶有的藝術性,能夠提供人們的“滿足”,當然可以流傳;或是作為一種訓練方法,也可以有持久的重要性。然而就學術本身的觀點來說,我再重複一遍,將來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被別人超越;這不僅是我們共同的命運,更是我們共同的目標。當我們進行一項工作時,不能不希望別人會更上一層樓。原則上,這進步會無限地繼續下去。有了這種了解,我們接下來要談的,這是學問的意義這個問題……

〔§14 學問的價值—問題的提出〕

我們應該如何來面對這個問題?在技術層面以外,“進步”本身是否尚有什麼可以明認的意義,基於這種意義,對“進步”的服務,遂可成為一樁有意義的志業?這個問題是一定要提出的;這已不單單是奉學問為志業的問題,亦即不單純是學問作為一種志業,對於獻身於它的人,有什麼意義的問題。現在我們問的問題是,在人的整體生命中,學問的使命是什麼、以及它的價值在哪裡。

〔§19 學問的價值作為學術工作的預設〕
……在〔今天〕這種種心態狀況下,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意義安在?托爾斯泰曾就這個問題,提出一個最簡單的答案:「學問沒有意義,因為對於我們所關心的唯一重要問題:『我們該做什麼,我們該如何生活?』它沒有提供答案」。學問對這些問題沒有提供答案,已是不爭的事實。尚待討論的問題只在於,在什麼意義之下,學問“沒有”答案,以及對一個問題問得正確的人,學問能否提供一些幫助-今天,人們往往習於把“學術沒有預設”掛在嘴邊。真有這麼一回事嗎?這得看個人如何了解“沒有預設的學術”。所有的學術工作,皆預設邏輯與方法論的規則為妥當:這些是人在世界上訂位的一般性基礎,而至少就我們的特定問題而言,這些預設最不構成問題。不過,學問進一步預設:學術工作得出的成果,有其重要性,亦即“有知道的價值”。顯而易見,我們所有的問題都包含在這裡;
因為這項預設無法用學術方法證明。這個預設,只能根據它的終極意義來詮釋,

自由,多少獨裁者假汝之名!

文/社會二許躍儒


蔣中正的確是一個獨裁者。中正廟也的確是在紀念一個獨裁者。但現在,我們將把這座廟改紀念另一個獨裁者。這個獨裁者不是陳水扁,不是杜正勝,而是空洞的「民主自由」。這個獨裁者將不再有任何人能夠挑戰他,誰都可以打著這新獨裁者的名號為所欲為。甚至做出最傷害人權、最不民主的事情都沒關係。因為從頭到尾,這個「民主自由」除了這四個字外,就沒有別的內容了。

整個改名的過程,本身就是一件最不民主的事情。到底中正紀念堂牌樓上的字,是教育部單獨決定的嗎?還是北市府可以決定的呢?還是文建會可以決定的呢?這件事情在法律上是有模糊地帶的,是有所爭議的,是可以送請釋憲的。在法律並沒有明確規定而且有另一方提出質疑時,教育部沒有任何協調、沒有聽取任一方的意見後就行動?這是民主的行為嗎?再者,除了相關的政府部門之外,也有許多民眾表達反對的意見。如果一個不經過民意機關的政策遭到反對,一個民主的政府應該暫緩執行,跟相關團體加以協商討論。但教育部在面對抗議時,有任何的停步或嘗試傾聽?我只看到,仗著優勢的公權力,強硬地排除任何的反對者,將一項沒有經過充分討論的政策強制執行。

民主是什麼?這是一個大問題。雖然為民主的概念在歷史洪流中被不斷詮釋增改,而顯得龐雜而紛亂,但他決不只是個空洞的口號。目前學界至少都能夠同意,民主是「所有成員,無論他們在其他事物上怎樣,但在社團的管理上,應該看作政治平等的」。(Rober Dahl,1999)他不僅限於投票的平等,還包括每個人平等有效的參與。由這個標準來看,這件事情教育部從頭到尾,有跟任何團體—不管是其他持反對意見的政府部門或人民—有任何討論或協商嗎?沒有。他有讓其他人政治平等的參與這件事情的討論嗎(我甚至還不希冀能參與決策)?沒有。連這最基本的的條件都沒有達到,民主自由對他們而言,除了一個空洞的口號外,已經沒有任何內涵了。

19世紀的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標榜著民主自由取得勝利,卻在短短幾年內走向恐怖政治。沒有什麼別的理由,就是這個「民主自由」是空洞的沒有內容的,任何人都可以打著「民主自由」做出最不民主最不自由的事情。在「自由廣場」上強暴的逮捕抗議民眾,在「自由廣場」上架起拒馬阻止人民行動,在「自由廣場」上兩個政府官員互相開罵沒有任何事先協調,以民主自由之名,還有什麼事情作不出來呢?只要瞭解了對政府而言,「民主自由」不過是個空洞口號,那麼「為了民主自由我們實行戒嚴」「為了民主自由我們逮捕異議人士」聽起來,好像也就沒有那麼刺耳吊詭了。

shall we talk

文/孫有蓉

十二月七日,無視牌匾下抗議團體悲憤的軍歌,表達對蔣公的景仰與頌揚;無視靜坐團體控訴政府暴力,「大中至正」悲劇英雄般地被取下。那些聲稱自己為公權力者,理直氣壯執行「正義」。讓我不禁想問:公權力是否等同於正義,而任何的反對者都將被「正義」制裁?若民主制度讓正義淪落如此定義,如何表徵文明與進步?

暴力與公權力
造橋鋪路、各地的捷運、高鐵、懲處社會禍害,公權力如此,成果令人讚揚;然而,拆掉違法的鐵皮屋,使無家產的貧困者失去最後的依歸、拆除樂生,讓捷運順利興建富裕新莊、拆下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牌匾,這些不也是公權力?時常,我們看見執法者以公權力的姿態向反對者示威、理直氣壯執行「正義」,無視所有反對與乞求的聲音,如此的公權力令人義憤填膺。為什麼同樣看似執行公權力,一些被鼓舞,認為是社會進步的力量;一些被唾棄,譴責為民主暴力?

我在大中至正事件期間,曾兩個晚上靜坐抗議,訴求「在未與人民協商的情況下,拆除就是民主暴力」,一位政大研究所的學生問我:「政府在做很多事的時候都未曾與人民商量,比如說裝路燈或者修馬路,為什麼單在這件事上就要與人民商量呢?這樣說的話,到底什麼樣的事情政府應該與人民商量,而什麼樣的不用呢?」我開始思考:什麼情況下公權力是有爭議而需要協商的,是那些引起衝突的公權力?使人利益損失的公權力?使弱勢者更加無法生存的公權力?還是忽視人道精神的公權力?

下意識地,我們似乎都認為公權力即執行公眾利益;開路、促進地方交通與經濟發展,為了地方利益政府理當使用公權力使道路順利開發。這樣的公權力難道不代表正義?但當道路經過民宅、廟宇、社會弱勢族群居住地或者受政府救濟的痲瘋病院時,公權力充滿敏感性與爭議。而使公權力充滿敏感與爭議的難道不是利益的損害、情感的不尊重、行政人員的不人道與整體行政的功利化?於此,公權力尚厚著臉皮自稱「正義」,就免不了被群眾唾棄為國家暴力了。另一方面,人民需要國家進行建設、發展地方經濟;同時又在衝突發生時唾棄政府使用國家暴力損害個人利益、不尊重信仰、沒有人道精神、用多數暴力踐踏少數人的權利甚至人權,政府行政於此實在窩囊。

是民主制度告訴我們人民有權利參與政治的想像,發表自己的意見,捍衛自己的利益與立場。「窩囊政府」這樣荒謬的結論必將回到民主制度中探討並尋求解答,公權力也將擺回民主的脈絡,重新尋求正義與正當性的定義;那些讓群眾狂熱、政治對立的難道不是台灣的民主政治?

Make it work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自由、民主」作為現代進步國家的表徵不斷地被強化型塑。從國小開始便教育小學生們選出班長與幹部,表面上是實行學生自治,實際上卻永遠是幫老師「統治」好整個班級。中學的學聯會所營造出的仍是上對下的階級性思考,或者玩樂取向的學生活動為主。待進入大學,學生們自然認為學生會便是為學生處理事務、爭取更多權利、娛樂學生,完全忽略學生自治如同民主,是一種自覺,一種對決定自我生活樣貌的覺醒;也是一種自發性討論及對話的氛圍,在對話間不斷挑戰正義及公理,以求真理的彰顯。

教育如此,國家整體的民主更是淪落到視「合法」為正義,執法者每每宣揚著自己的合法性,使「合法」擴音式地掩蓋守舊者的價值觀、歷史的厚度甚至弱勢者的生存權。取得政權如同取得正義的定義權,用私自定義的正義對群眾大聲嚷嚷。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大篇幅的討論正義,其中不難看出,希臘城邦中對正義的定義往往是「立法者的利益」。而台灣政治人物對政治的想像往往與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希臘城邦不謀而合,期望以修改法律的方式定義出「正義」。聽似荒謬,但這樣的訊息卻每每從執法者口中傳達出。警察面對抗議群眾時、拆除樂生時、拆除遊民鐵皮屋時,無時不認為自己代表著正義而拒絕與所謂的「不正義」對話。

難道民主就是在執行政策時大喊:「這是人民的意見而我們要表徵民主的精神,只有剩下一小部分的人頭腦不清」嗎?在沒有與人民協商與對話前,「民意」從何而來?

肥皂箱與民主精神

「肥皂箱上的民主精神」如神話般地種植在上一個時代,夢想式地傳遞到了這個時代。我們從來不知道為什麼民主的精神彰顯在肥皂箱上的對話;我們從不知道民主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文化脈絡中扎根成長。在台灣,我們活生生地體現「化橘為枳」,卻毫不思索我們共同的土壤,一味如孩童般拿著枝葉互相揮打,而「肥皂箱上的民主精神」永遠都只是教科書中一句動聽的話。

在論述中,民主的精神可條列式地無限延展,最常被提起的那些「協商、妥協」的精神在台灣都蕩然無存。在繁複的權力相互制衡設計下,民主制度以最成功的姿態保障了權力,使其不可能被壟斷;但繁複的制衡機制同時也成為最危險的環節。議會制度強化了政黨間面對不同意見協商的必要性,而台灣的議會總是上演著「只要是彼政黨提的一律不同過」、「法案不通過都是在野黨與中央政府做對」、「議會不同意所任命監察委員就索性不提名,使監察院形同虛設,沒有監察體系監督行政豈不樂哉?」如此小孩般任性地無理取鬧。除了設法溝通、協商,所有阻止會議開始或者主席進入的手段都出現了,使國家許多行政進入空轉,監察制度停止運行。民主制度下最危險的環節:權力的相互制衡,在缺乏協商與妥協的共識下崩壞、腐化。

協商、妥協、法制、程序正義…等,化約這些冗長的所謂「民主精神」,剝去厚重的外衣,單純問:「肥皂箱上的民主精神」到底代表著什麼?親民?簡單的競選,乾淨純粹的政治?某個老師曾經告訴我,他曾經在海德公園裡目睹候選人在肥皂箱上對著民眾發表政見。僅僅一個肥皂箱的高度,群眾與候選人對話、辯論,沒有單向宣示性的語言,沒有宗教似的精神口號,只有理性與對話。

是「對話」,最純粹、單純、平實的「對話」,這才是民主精神的土壤與根源。沒有這樣的默契、沒有這樣的氛圍,專制、階級存在於思想中而非社會中,如果我們不將自我從思想中解放,我們如何從社會中解放?我們如何希冀自由的空氣與自由意志的表達?

所有的抗爭似乎都這樣發生,生保法、樂生、寶藏巖、大中至正…,無數的社會議題,無數的不公不義。除了醜陋的利益糾葛與「勤政愛民」那些口是心非的屁話,在不視溝通、協商為民主必要條件下,社會的不正義一再循環、擴大。沒有改善,沒有轉圜。

許多人說,這是個沒有法治的國家;許多人說,這是個用暴力摧毀並定義國家認同的國家;許多人說,這是個私自定義正義的國家;我說,這是個沒有對話的國家。封鎖了思想與表達,讓政府的語言有恃無恐的代表大眾,讓這個社會改變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槍砲彈藥,甚至不需要走上街頭遊街抗議;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最簡單的:對話。

UN for Taiwan? Taiwan for UN!

文/李昕璋(讀者投書,政治系國關三)

入聯(返聯)議題在數月前曾一度成為各大新聞媒體聚睛焦點,然而這個話題並未被深入討論,甚至僅止於口號,因此筆者在此針對此議題進行一個初步的探討:究竟入聯的必要性與實質意義為何?進行公投之意義又為何?

亞細亞的孤兒
對於臺灣而言,我們為何需要加入聯合國?很明顯的,在大眾傳媒上大肆宣揚的同時,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何」要加入,而是用一種無法理解的自信去「信仰」這樣的一個願景。

單就實際效益而言,「加入聯合國」要的只不過是「世界各國的集體承認」而已。然而所謂的「承認」與否當真對一個國家如此重要嗎?要知道在今天的國際建制中,一個國家之所以為國家不單單是因為其具備「人民、領土、主權政府」,更因為其擁有並行使外交權;而要擁有外交權,勢必得透過與他國之間的正常外交來往形式才有辦法得到確認。臺灣的問題就在於我們希望擠身於國際社會中,但我們並不被認為是一個「國家」,是故所有以國家為參加要件之國際組織抑或是條約,臺灣都是屬於被排除在外的一方。

國際化的要件:成為國家
有人會說:「我們還是可以去進行務實性質的外交行為啊!」這聽起來像是一種解決之道,放棄那些政治性的國際條約而投入經濟交通的組織或條約,回歸李登輝時期的務實外交政策,或許可以為臺灣多少爭取一點機會與希望。然而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就會發現那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運:臺灣從來沒有改變過務實外交路線,在這樣的時期我們也找不到另外的替代方案,而國民黨能民進黨不能的最大關鍵在於中國已經不是80年代的中國,臺灣也不再是80年代的臺灣,雙方的外交競爭到了今天已經趨於白熱化,當整體環境改變時,以前有用的步數現在不見得有用,反而還會是一種反作用力。這是對於常見反駁的抗辯。

實質意義上,之所以贊成以臺灣之名加入聯合國不外乎一個原因:成為一個新國家。

正如前言所提及的,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是必須仰賴於外國的承認才得以被國際社會所接受,而加入聯合國無異於得到一百九十二個會員國之明示承認,而這樣的國際承認是無法撤銷的(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國家並未撤銷對於「中國」的承認,而是將其代表者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倘若臺灣能夠透過加入聯合國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無異於成為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而不必再仰美國鼻息,也不再需要與中國處於對立。

中國雖以臺灣之主權歸屬者自居,但在長久分離的狀態下,中國與臺灣之關係已有根本上的質變:同胞?敵人?芳鄰?雙方一直處在這三種認知的混亂之中,並未能從中尋得解決之道,因為雙方毫無共識可言。

歷史共業的集體失憶
究其根本,二次大戰結束後,透過舊金山合約上模糊含糊的外交辭令,在同盟國間利益交換與戰略考量下,臺灣的地位在當中懸而未定,再加以國共內戰後,國民黨全面失守、撤退來臺,並穩固其在臺灣之統治地位長達五十年,造就出一個「轉型中民主國家」─威權統治的陰影依舊存在,雖無限逼近正常民主國家,卻仍不可與發展成熟之現代國家相提並論─而與「中國」的關係則從割讓與日開始日漸淺薄,到了威權時代更加強了臺灣人對於「外來政權」的畏懼與不信任,時至今日,現代臺灣人與現代中國人的連結與其說是文化上的,毋寧說是基因上的。

換言之,近代臺灣的國際困境事實上是被一段利益交換的歷史所拖累造成的,而在世界各國高呼人權的今日,我們試圖以所謂的「民族自決」來改變自身的絕望,然而在「主權對內最高,對外平等」的基本原則下,臺灣的人民似乎既擺脫不了威權,亦無法自主,這也是為何要進行入聯公投的原因。

不願面對的真相
是的,我們必須承認即使公投通過,臺灣也不會因而加入聯合國。聯合國的會員資格核准向來不是程序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因此,只要中國繼續堅持臺灣為其主權疆域、臺灣問題是內政問題,進入聯合國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這不是一個單目的的公投,或者應該說這個公投的目的本來就不被設定為一個具體的目標,而是一個意思表示。請原諒我如此粗糙的使用這個法律名詞,但這恐怕是最能解釋這個公投目的的詞彙。

然而,我們卻可以發現,台面上的政客並沒有讓人民清楚認知這點,反而以激情和民粹炒作,讓血脈賁張的民眾誤信在公投通過之後臺灣就能順利加入聯合國。入聯公投作為一個意思表示並不足以為恥,畢竟臺灣長久以來受挫的外交狀況,並不是臺灣人的過錯。重點是,誰必須為這樣的情況負責?臺灣人民是否瞭解自身的處境是二戰後的國際均勢所造成的?臺灣的政治人物是否有面對真相的覺悟,並且讓全臺灣的人民都認知到:只要臺灣主權問題沒有解決,我們就永遠無法踏入聯合國的大門。

如果我們不表達出我們的意見,誰會知道我們希冀的是什麼樣的政府?而忽視人民期望的國際體系,又怎麼能算是尊重人性尊嚴與自由意志的政治型態呢?透過這個公投,也許我們仍舊無法改變現況,但至少我們傳達了我們的聲音,我們曾經表達了我們的意見,訴說了我們想要什麼或不想要什麼,而這正是「公投」的目的所在。

台灣的道路--能源、環保與生活轉機

文/梁言﹑林佳瑋(讀者投書)

自從國際油價不斷攀高後,最近更掀起討論減碳抗暖化的環保熱潮,然而在這些議題的背後有著一個共通的意識主軸:台灣人要怎麼樣的生活方式?

台灣是一個很美麗的島嶼,卻住著一群不開心的人們,什麼都是不確定或是被決定的,被排除在國際政治事務外的台灣人,要在經濟消費力上證明自己的尊嚴,然而在歐美資本強權的技術與資源壟斷下,台灣經濟基本面的脆弱易波動是有目共睹的,台灣社會一直以為大陸廉價勞力搶走我們的工作機會,然而歐美資本對台灣政治與經濟的高度掌控,才是背後的主要原因,這點卻始終沒能被突顯出來。所以我們投入大量社會成本去發展歐美不生產的產業,匯率也緊盯美元不斷下跌,賺一些傷害我們自身健康與後代環境的微薄利潤。

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取得能源與產業的自主,是台灣這一個世紀首當其衝的嚴苛挑戰,但我們檢視現在政府的政策思維與發展論述,嚴重缺乏這一區塊規劃及簡化問題,想用衝擊生態與社會的「生質能源」 (註一) 與「核能」 (註二) 來為缺乏石化能源的台灣解套,另一方面,卻又受財團施壓,發展高度消耗石化能源的煉鋼與石化煉油產業,這樣的精神分裂,在台灣社會中卻被政治競爭與產業競爭力迷思掩蓋。

我們以為從重工業王國轉成科技矽島,就是產業升級、產業轉型,政府不顧市場平衡地強力扶植高科技產業,又被資本家以「出走台灣」要挾,大量補貼石化重工業 (註三) ,無視背後龐大的社會與環境成本,表象上增加的GDP,反映在真實生活中,卻是日漸擴張的貧富差距與遍體麟傷的土地。我們需要另外一種更具有能源使用效率的生活方式。環境保護運動不是反對發展,而是將經濟轉往更有人性更永續的方向。具體例子便是遭到美國經濟封鎖的古巴,反而發展出環境友善、低耗能的生活方式 (註四)

拉丁美洲諸國,運用合作協定與區域貿易的方式,共享資源與社會服務﹔瑞典宣佈2020年全面改用再生能源,並對高耗能產業課以「碳稅」與「能源稅」,反觀台灣,政府與民間仍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中打轉,沒有認真去正視相關的社會發展問題,這是因為台灣的階級運動與環境運動力道不足之故。

力道不足有很多原因,有一個我們理解的原因是,台灣的階級運動與環境運動依附在主流的溝通媒介中,而未發展出有區隔且易傳播的論述,以及可以慢慢累積資源進步的民眾參與組織,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是我們不樂見的。我們認為不應該停留在批評政府與政黨,因為公共政策的角力,其實只是反映人民意識的結構而已,是因為台灣人民普遍不重視與不相信,所以台灣的政策與結構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台灣人的主體意識要透過對自己世界的決定程度來展現,我們不只是要決定自己的國號與國家體制,也要決定自己的格調與發展途徑,延伸到各種生活事務巨細靡遺的可能性。透過集結成各種社會團體去施壓倡議,逐步改變自己的社區,再擴大到影響國際社群,讓台灣走出不同的風格與貢獻,重拾失去的自信。

環保運動目前在台灣雖然略嫌與基層脫節,太過親西方與都市菁英性格,但是她卻是一種切切實實的生活實踐政治,從飲食﹑消費﹑工作﹑團結公眾參與…等生活方式改變去省視決定自己真正需要什麼,而不是去從眾過一日算一日,既然決定了自己要什麼就不後悔付出代價與精力,這正是我們台灣年輕人可以好好起步的第一個人生決定。

揮別洞洞館,異想人文大樓

文/孫有蓉

文學院,一種對人文素養的想像。

幾個學期後,哲學系館與人類系館兩幢孔洞遍佈全身的建築物就要從台大特色建築中除名,剩下農業陳列館僅供大眾瞻仰。事實上,三幢洞洞館中只有農業陳列館是出自貝聿銘之手,哲學系館與人類系館都只是依樣畫胡。系館中因採光不足、建築物老舊,養出了蒼蠅大的蚊子天天與兩系學生作伴,而建築物漏水問題更讓老教授們心驚膽顫,擔心一失足成千古恨。因此,雖然美麗與光輝的過去將永遠無法以遺蹟憑弔,也不再擁有一個系上學生共同的家,學生們尚且期待新大樓的出現。

從傳出要拆掉兩棟系館以來已經過了三個學期,不停的「洞洞館惜別會」、「洞洞館最後一次系卡」、「洞洞館懷舊展」籌劃了一輪又一輪,至今拆遷日期還是未定,讓系學會的活動陷入「冏」境。究竟什麼時候哲學系與人類系要被暫時地發配邊疆到水源校區?兩系的學生皆期望下一次的「下回分解」能給予正確的交代。

水源校區是什麼樣的地方?我們的家將搬到何方?現在的水源校區荒煙蔓草,破玻璃殘留在窗框上,舊國防醫學院的解剖台尚停放在室內,哪個鬼屋比這可怕。遠離校總區,舟車往返於大量車潮的馬路好不危險。不像法社學院與醫學院自成系統,有福利社、辦公室、停車場可自給自足,未來哲學系與人類系將如孤島般矗立在廣漠、荒涼的水源校區,雖是暫時也太過籌備不周,宛如讓小學生參加四五年的野外求生活動。

撇開眼前的殘狀,許多文學院的系所皆放眼人文大樓美好的光景,期待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系的空間。學校期望可以藉著人文大樓提升台大整體人文素養,請了專業建築設計師,籌辦單位也希望多吸納學生的意見以建構出令人滿意的人文大樓。在第一次與建築設計師的接觸,文學院便被建築師視為修道院,打算用美麗的教堂式建築:美麗的厚牆與小門窗,將文學院學生們保護在與世隔絕、不受聲光色引誘的清靜之地。也許晨鐘暮鼓的生活能讓文學院的教授與學生們生產出更多驚人的paper,為學校前進頂尖大學的計劃盡點心力,但我們對文學院的想像是什麼?

人常說:文學院的模樣代表一個大學對人文素養的想像,我們對人文素養的想像是什麼呢?我們對文學院的想像又是什麼呢?學校中成立了校園規劃小組讓同學參與建築設計的規劃,校園導覽社也開設了「校園文化資產詮釋」的通識課程來研究人文大樓的整體規劃。未來一場場的公聽會、討論會讓我們一起促發我們對自己的想像;若沒有想像,讓我們一起去買僧袍,為完全獻身學術準備吧!

發刊辭

一份報紙,期望一個世代的品味,作為一個世代的串聯。

我有個夢想,串聯起大家的力量,讓我們在生活中改變這個世界。
我有個夢想,每一個你們都如此地知道你們是何等的珍貴,而我們聚集後的聲音又是多麼的響亮,足以撼動、震懾那些錯誤、不公義、不理性、不講道理。
我有個夢想,讓我們在對話中生活,在生活中對話。

我們都抱有著一些我們從不發問的疑問,因為這個社會往往不准許發問。
我們都抱有著一些我們從沒有意識到的疑問,因為政治與文化上的貧乏使我們逃避思想。
我們都抱有著一些我們不曾認為它是疑問的疑問,因為漠然的世界,充斥著被表象強暴的實在。

我們都有著一種否認自我與社會連結的連結,遙遠的樂生對我一無四處,而我對它一無所知。
我們都有著一種被認定又不被認同的社會連結,年輕人被期許擔起社會,同時不准上街頭遊行、靜坐抗議。
我們都有著我們沒發覺與社會的連結,只是反應與影響都太過遙遠而被忽略。

我們都有著一個潛在或否的夢想,領著我們看見了疑問,而這些似有若無的疑問,正是那些將我們與更多夢想、更多疑問、更多熱情與真實連結的媒介。
當然,我們也可以繼續著幻想資產階級生活又高談擴論的夢想,拿著红酒談樂生人權。

一份報紙,期望一些毀滅,作為一種更新與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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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份報紙,我所追求的並非再多我一個尖銳的個人主義;不是找一群夥伴來發揚我的思想;我所想:給眾人一個共同的平台,用最平易近人的方式將大家所珍重的價值呈現。此中的重點在於那些感動我們的事物,還有每一個執著於這些事物的你們;而報紙,只是一個讓這些隱藏在平凡中的美好被看到,被欣賞,被appreciate。

在這個資訊太過於方便的時代,多數人用直覺來選擇所好;在這樣的情況下,薄弱的思想怎能敵過以積極態度強力推銷資訊的商品化經濟?這樣的敗退,又怎能嚴加批評學生冷漠、不積極、不參與、沒理想、沒想法…等?當然,我們亦可問:我們為什麼要思想?我們為什麼要文明?我們為什麼要文化?我們為什麼要人文素養?這也許就像是為什麼我們要受教育、我們要”品味”。或者,選擇了不要有文化、不要有文明不也是一種文化?

政治的醜陋讓我們厭惡、絕望,我們以冷漠與漠視止住那些無盡的煩擾;儘管拆掉我的歷史、我的回憶、我對正義的信念,我將以不投票表示抗議,我將以不參與表示我的控訴,我將以玩樂的生活讓我忘記那些我不願面對的傷痛。我只是個無知的學生,除了與朋友在言談間戯虐政府與社會的庸俗與愚蠢,我是個無力的受壓迫者。

在這個對政治與社會失去信念的世代,要重建世界很困難,要訴求正義很困難,要以行動表態很困難。但難道在我們什麼也不在信任的世界,我們歡樂於其中靜觀世界崩頹?給我一個機會,參與、對話,讓我證明血液的年輕擁有改變的力量。

一種分享與求真的氛圍,是我對這份報紙的期望。

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