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7日 星期四

意識報028刊目錄(12/14/2009)


封面繪圖:陳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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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社論
雞腿、洪蘭與校園民主 ◎台大意識報社

意識校園(宿舍專題)
宿舍專題引言 ◎陳聖為(社會三)
以輔之名——校方對宿舍的的防範與控制
◎黃聖竣(人類一)
宿舍空間的問題與想像 ◎鄭剛(哲學二)
畸形條件下的動盪與希望——宿舍自治的考察◎李芃萱(政治二) 葉冠均(政治一)
學生、建商、學校在BOT宿舍中難解的三角關係 ◎李若雯(政治一) 簡惠茹(社會四)
校務運行的不得不為——竇松林主任的真情告白 ◎陳聖為(社會三)

異式論壇(台北花博)
花園城市:誰的花園?誰的城市? ◎蕭彗岑(社會四)
臺灣的花卉產業,過往與現今 ◎葉志成(化學一) 陳立安(哲學二)
拆遷居民與政府間的角力 ◎邱彥瑜(社會三)
被忽略的歷史─北淡線鐵路 ◎陳珮藝(哲學二)
威權,還是民主─從住戶拆遷看台北上海 ◎蕭彗岑(社會四)
從花博看台北市的國際化與在地性 ◎林柏亨(電機四)

軼事文史(農院歷史)
綠田一隅——探訪「蓬來米之父」磯永吉小屋 ◎廖明中(人類一)
當學院遇上產業──王裕文教授與臺灣咖啡 ◎林晴灣(社會一)
另外請參考意識報027〈當鐵馬騎進農田——農場與舟山路的地景變遷〉◎呂其正(社會四)

社論:雞腿、洪蘭與校園民主

社論:雞腿、洪蘭與校園民主

◎台大意識報社

洪蘭教授於十一月份天下雜誌發表的文章,成為過去一個月來的輿論焦點。而台大醫學院學生也在11/30舉辦「力挽洪蘭」座談會,會場提供雞腿、泡麵,並以open space的討論方式針對七大議題做出反思。活動過後,部分「大人」在媒體上批評醫學生「不知反省」,卻未能看見在活動之中的反思力量,與活動之外的民主深意。

當天open space討論有百餘名學生參與,當場提出七大議題分組討論。討論題目包括「醫學人文教育的形式與內容」、「共筆制度的角色」、「制度及課程的學生參與」等等。不難發現,「上課該不該吃雞腿」根本就不是討論的重點。「力挽洪蘭」毋寧說是醫學生藉此機會,舉行一次公共論壇,大家一起思考一些長期存在的議題。在場的學生針對醫學生的角色、醫學專業中的人文關懷、共筆文化等議題都提出了深刻的討論。

這樣一個交流與反思的公開平台,在當今的評鑑體制之下,顯得格外珍貴。上個月,台大許多系所都為了教學評鑑雞飛狗跳。面對評鑑委員權威的凝視,課堂上授課老師與學生的聲音,卻往往沒有發聲的窗口。評鑑委員的意見出爐之後,更缺乏一個公開的場合,讓師生進行反省與回應。然而授課老師和學生都是實際在課堂上的成員,他們的想法不該被忽略。

「力挽洪蘭」另一個層次意義是,這樣一個open space活動,讓我們看見學生意見整合與表達的可能性。會後,醫學系系學會提出一份報告書,針對各議題的討論進行詳盡的紀錄。另外提出了四點具體的決議:(1) 建立學生及校方課程制度溝通平台、(2) 成立醫學院公共空間規畫小組、(3) 試辦醫學教育自我評鑑制度、(4) 呼籲評鑑參考美國作法,納入醫學生代表。

這一次風波中,延伸出評鑑是否該有學生代表的爭議。台大副校長陳泰然日前表示,大學評鑑非常專業,「怎麼會找學生評呢?」。對照今年五月台大學生針對自辦「百大維新」評鑑時,陳副校長從學生手中接過《學生黑皮書》,反差效果特別大。然而從「力挽洪蘭」活動我們可以看見,學生其實是可以在討論中提出具體的建議。評鑑委員看見的是上課秩序的現象,而學生則是能一同思考背後的問題、甚至提出一些解決方法──這不也是相輔相成,共同為學校的進步而努力嗎?

這個時代的學生不是不能集結,只是往往欠缺特定的形式與對話的契機。而在此當頭,洪蘭事件中的每一名老師和學生,都應積極思考如何用更具創意而有效的方式,將這次事件中所產生的討論引回日常生活的渠道,讓校園民主的學習能夠持續下去。

宿舍專題引言

宿舍專題作者:陳聖為 李芃萱 葉冠均 李若雯 鄭剛 簡惠茹 黃聖竣

引言

十一月底,學務處召開學生事務規章研修小組會議,準備要修改幾條宿舍法規。法規的修訂本應是件好事—特別是宿舍管理辦法,它有不少不合時宜的規定,早就被詬病很久了。遺憾的是,在這個由學務處主導的會議中,不但沒有任何宿舍代表獲邀出席(註一),且就連能出席的學生代表,也是到開會前三天才拿到即將修訂的草案,短短三天,根本不足以有效收集住宿學生的意見。不僅如此,主席在會議中甚至以遲到為由,不允許剛上完課,趕來表達意見的男五生治會長發言(註二)。對宿舍並不了解,也從沒住過學校宿舍的職員和教師,卻是出席修法會議大多數成員的背景。法規的修訂者連宿舍長什麼樣子都不曉得(註三),與法規切身相關的住宿學生又沒有辦法參加會議,太晚公布的修正草案也讓學生代表來不及收集民意—姑且先不論草案產生過程有沒有問題,光是這個規章小組的會議本身,就在在展現了校方對待宿舍議題的傲慢。

早在二十世紀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就這樣說過:「提供大學宿舍,就像大學內提供圖書館,實驗室與教室一樣重要,大學宿舍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屋子」而是教育本身及教育的影響與結果。」(Arbuckle,1953)如果我們能在這次法規修訂的「教育」中學到些什麼,那我們被教導的簡而言之便是專斷、蠻橫與霸道。這並不只是個單一個案—宿舍幹訓會議上想強制闖關的熱水限用政策、許多棟宿舍整修時需要舍胞埋單卻未經舍胞審核的超高預算、男一鴻發自助餐的秤多算了五塊錢,問題卻被輕描淡寫帶過、男十三舍的強迫搬遷等等,這些還僅僅是這一兩年內發生的案例而已。宿舍生活的權益被漠視,我們應該要懂得為何能爭取和如何爭取。但在那之前,我們得先了解目前台灣大學的宿舍組織是以什麼樣的規則在運作。

「宿舍」絕不僅僅由鋼筋水泥拼裝而成,作為不同團體組成的有機體,建築物內的互動是由舍胞、輔導員(校方)、生治會所組織起來的。為了瞭解這個體系是如何運作,本專題訪問了住宿組和九位現任生治會會長。輔導員方面,除了BOT宿舍的車仁鵬輔導員外,全都拒絕了訪談,表示他們不方便接受訪談。有些生治會會長不想曝光,因此我們得使用化名,但資訊來源絕對是可靠而真實。藉由考察各個層級和不同單位的觀點,我們得以分析它的運作模式,與因為運作模式而產生的結構限制。


備註:

1.能在規章小組出席的學生代表只有學生會學代會研協會各一名
2.學校的大部份的會議都是在上課時間進行,規章小組也不例外
3.參見生農學院學代黃怡安對會議紀錄的整理,討論拖鞋擺放問題時,地質系的賈儀平教授才初次明白原來鞋櫃在門旁邊。

以輔之名——校方對宿舍的的防範與控制

◎黃聖竣(人類一)

「大學教育單單靠課堂內傳道授業解惑並不能達成;唯有賴興建良好的學生宿舍,輔導學生於下課後的住宿生活中,扮演好的提供者、服務者、建議者、提醒者等角色,才能達成全人發展的目的」

--我國大學院校學生宿舍輔導規劃研究,1994(註一)

以上這段文字摘自教育部最近一次對全國大學宿舍普查性的研究,在研究結論中,研究者提出了這樣一個願景式的建議。這份報告嘗試告訴各個大學宿舍『輔導』的重要,還有我們需要的宿舍『輔導』該是什麼樣子。視宿舍生活為教育的一部份,校方理所當然地作為輔導人員的提供者,而在台大的行政體系中,這樣的角色就是宿舍輔導員。「輔導員的工作是要代表校方在第一線處理一棟棟宿舍的管理、輔導。」住宿組的竇松林主任這樣定義輔導員。輔導員的工作很雜,他們要修繕宿舍的公設,協助半夜發高燒的學生就醫,就像舍胞的半個家長一般。同時,他們也得處理違反宿舍管理辦法的案件,協助推動宿舍自治。理論上來說,以上都是輔導員的職責和貢獻,但輔導員在宿舍運作的機制中並不僅僅只是如此而已。

當輔導作為一種和諧工具

訪談了多位生治會長後,我們得到兩個相當顯著的共通點。首先,輔導員面對宿舍爭議和舍胞抱怨時,傾向於將問題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前年吧,因為要決定鴻發美食城是否續約,所以教官(此處教官是指輔導員)就叫我們去做問卷。問卷結果統計出來,不同意的比同意還要多,教官就跟我們說希望數據不要太離譜,要重新招標簽約很麻煩,且這本來就是很形式化的東西等等,要我們喬一下問卷的結果。後來就帶著那個『滿意』去續約會議,當然我們不太爽,但他都那樣講了…」前男一生治會長林長弘回憶道。對於法規修訂的討論,會長NONO(化名)模仿其宿舍輔導員的口氣說到最近發生的另一個例子:「XX舍在吵拖鞋的問題,我知道你們很乖,都不會被煽動,那沒什麼好吵的……。」輔導員希望自己轄區的爭議越少越好,而我們所訪問的每位生治會會長都表示曾遇過類似的安撫案例。第二,輔導員們大多相當主動地操作宿舍活動,使宿舍符合在自己心目中該有的樣貌。這樣的狀況特別反映在輔導員『輔導』宿舍自治,與生治會溝通歧異時。「教官(受訪者指的也是輔導員)說生治會其實是站在學校那邊幫學校傳達訊息給舍胞們的,舍胞的意見可以反應給學校,而不是幫舍胞挑戰學校的。」會長阿咪(化名)說。「他希望我們完全奉行規定,會一直說服我們,或威脅或鼓勵,把事情講到我們都聽他的,也許是因為我們太聽話了。」會長佛朗雞(化名)受訪時也相當感嘆。

透過年齡、身分的權威(受訪者都叫他or她教官),對自己的權力認知還模模糊糊的舍胞,就在輔導員的恩威並施下一個個被輔導(說服)成功。輔導員在這些案例上的作為是該有的嗎?脫離了輔導理念上希望能幫助學生成長的初衷,宿舍輔導員的輔導簡直掛羊頭賣狗肉,根本上是順服概念的灌輸,且不斷在生產聽話的附庸罷了。這樣的狀況並非只有台大如此──回顧過去的文獻資料,『管理』觀念之於宿舍,比起『輔導』的確仍為多數院校所認同(張雪梅,1994)。台灣大學宿舍『管理』辦法一如其名,不是輔導成長,而是微操管制。宿舍雖然已非由教官、舍監高壓強制的控管,但當代舍監轉型為輔導員後,更細緻、隱而不顯的控制方式仍然使得結果幾乎殊途同歸。輔導員控制爭議、灌輸和諧概念給舍胞的表現程度,和學生與學生代表組織(生治會)反抗論述成熟的程度是對立的,且呈現了此消彼長的關係。

「宿舍問題根本不該是學務長說了算,也不是輔導員說了算,應該是住戶說了算。男四唸政治經濟法律的都是刁民阿!在男四就要講清楚說明白,東西壞掉人家要的可能是修好,我們要的是它為什麼會壞掉,我們不吃河蟹的。」男四生治會長邱丞正說。在我們訪談的案例裡,有些宿舍的輔導員也符合男四的典型,相對而言那些宿舍的學生組織較為自主,有能力組織並維持舍胞自治的可能。此時輔導員雖會試圖影響,但往往不會出現如上段中離譜的要求,而多以試探性的詢問與了解居多。另外一半的案例狀況就相對蠻荒,輔導員說什麼就是什麼的情形屢見不鮮。

這已經不是個案的問題──普遍來說輔導員都有這樣的傾向,只是隨著學生立場強硬與否跟著消長而已。為何會有這樣高度的一致性呢,為何以輔為名的輔導員,所言所行經常越權,像是輔導員們都私下講好了一樣,這是剛好如此的嗎?

校方運用輔導員的體系進行對宿舍的控制。輔導員的角色很像夾心餅乾,同時面對住宿組和學生的壓力。「住宿組他們是一個很官僚保守的組織,他對生治會或學生代表表現得很開明,但其實是要輔導員儘量安撫、儘量希望宿舍不要出事。」輔導員得聽命住宿組和中介單位──如同工頭般的督導的命令,很多事情不是輔導員本身判斷對錯就能堅持的。為了得準確執行讓宿舍爭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輔導員們不能擁有自己的意志,可能要聽從上級指示(如各舍區的督導)。

輔導員受控的關鍵,在於他們並非如同一般公務員般是鐵飯碗,而是約聘制,能不能續約年年都交由住宿組決定。約聘制的輔導員,在住宿組的公務員面前,本來就是一種不對等的關係。同時,輔導員沒有任何工會組織,無法談合理的考績考核、專業自主的事務。許多生治會長表示,輔導員往往在飯碗壓力下不得已執行任務,但對住宿組的『輔導』很有想法。「他們有說住宿舍就是一套生活與學習,但那是空的,沒有人知道什麼是生活與學習。若有,他學習的東西……都是很乾淨的那種學習,像興趣小組一樣,他不能讓你學習A片、學習麻將,像最近吵很兇的性別與空間,也絕對不可能列為一個學習的東西。」。歸根就柢,不同輔導員高度同質性的越權行為,其來源竟是校方對宿舍控管的集體政策要求。

「宿組要的是舍胞安安穩穩的住下來,然後家長不要打來抱怨。其實講難聽一點,住宿組從來沒有把宿舍做為一個教育的場域,而是做為一個停放學生,讓學生晚上可以睡覺的場域。」三天兩頭與住宿組打交道的男四生治會長邱丞正說,他的這段感嘆恰好可以為校方何以使用安撫、馴化的方式來管理宿舍,做最好的註腳。在這樣的情境中,輔導員早已不再是原本諮商、幫助學習的角色。宿舍「教育」的功能在台大幾乎是付之闕如,這樣的結果並非自然形成,而是校方政策刻意影響下產生的悲哀。如果可以,我們應該要爭取自己對空間的要求,且學著為之負責,這才是真正的教育。

參考資料

張雪梅、馮永生,1994,教育部輔導工作六年研究計畫報告--我國大學院校學生宿舍輔導規劃研究,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禤啟基,2006,大學生生活型態與學校宿舍空間性質需求關係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研究所

備註:

1. 我國教育部於民國83六月曾就大學院校宿舍,委託海洋大學做一普查性研究,這也是最後一次全國性的普查

2. 部分受訪者不願意公開其姓名與宿舍別,因此統一以代號

宿舍空間的問題與想像

◎鄭剛(哲學二)

這 一天,正當阿聖在宿舍苦思著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同寢室的阿為突然開口:「阿聖,你知道不知道今天早上有多誇張?」根本沒心思理會他的阿聖隨口說: 「怎麼啦?」阿為說:「今天我穿著內褲去洗澡時,居然剛好有一個女生從廁所走出來欸!有沒有搞錯啊!這裡可是男宿欸。」阿聖停下手邊的作業,想了想,回答 道:「我倒覺得這沒什麼不好啊,本來就應該多有一些接觸女生的機會嘛,不然在男宿每天看著一群男人走來走去,看都看煩了。你就別穿內褲走出去就好啦。」阿 為說:「這樣太不公平了!女生憑什麼在我們地盤裡面大喇喇地走來走去!我們連女宿都不能跨進一步,這根本就是性別歧視嘛!」阿聖兩眼一翻,決定跟阿為好好 講清楚到底誰才是被歧視的對象…… ──摘自《聖為的內心之路》

我們看到,阿聖與阿為的爭吵,其實是來自男生宿舍與女生宿舍長期以來的差異性:男宿相對開放,因此異性的身影不時出現在交誼廳內或走廊間;但另一方面,女 生宿舍則仍然傾向封閉,儘管在最近已經解除了門禁時間,男生仍然無法輕易進入;儘管進去了,也得穿上易於辨識身分的背心──彷彿標示著「有熊出沒」或「小 心落石」一般,將男生視為怪獸,片面認定了男生高度危險的可能性。


然而除了性別爭議之外,讓我們來看看更根本的問題:宿舍,做為學生的第二個家,是來自外地的學生們除學校之外,最重要的生活場所。但生活,絕對不只是「活 著」而已,我們還需要人際互動、需要娛樂、需要休息與挑戰。然而,除了基本如吃喝拉撒睡之外,我們這個「家」其它的功能則幾乎付之闕如;於是隨著住宿生們 歸屬感的喪失,宿舍也幾乎淪為僅供睡覺的儲藏室與臨時旅舍。不但如此,這個「家」還有著重重規範。以台大為例,如「鞋不落地」、「不得讓異性進出寢室」 等,都在在限制著住宿生們生活自主性的可能。


在這樣的現象、尤其是男女生宿舍的差異性背後,以台灣而言,除了最顯而易見的性別偏見(女性必然是較弱小、須受保護的群體)尚未完全除卻之外,更環繞著的 是一種父權式的管理概念:認定了學生是必須被規範的群體,不相信學生的自主性與自我負責能力。換言之,即是學生的主體性不受重視,因此學生的實際需求也在 同時遭到了忽視。


站在學習的立場來說,對台灣大多數的學生而言,踏入大學,幾乎是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與社會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我們開始學習如何恰當地與異性相處, 如何安排生活、享受生命。然而,「男女分宿」輕易地以一堵圍牆隔絕了與異性交流的機會,造成許多大學生直到畢了業出了社會,與異性相處仍然容易感到彆扭、 尷尬或不知所措;我們可以說,單一化的宿舍樣貌與諸多規範,雖然方便學校的管理,卻在一開始就限制了我們成長與改變的可能性。


倘若將學校與學生的關係比喻為房東與房客的關係,則問題就更顯而易見:房東只會要求房客不得破壞房間、干擾鄰居或室友,而非去規定房客該如何使用房間,或 可否帶誰進入;其中所差者,乃是房東將房客視為一個「必須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而事實上也是如此。對於大學生而言,這是一個學習成長的過程。然而,學校 卻扼殺了這樣的機會,彷彿只要加上更多的規定,則學生在校的住宿時光,就可以永遠地以表面和平維繫下去。


就具體的宿舍空間使用而言,我們可以由國外大學做為例子:早在6、70年代,歐美國家的大學便已開始實施男女混宿。混宿的方式有很多種,分層混宿(男女分 住不同層,但樓層之間保持正常出入方式)、分房混宿(同層樓之間男女分房),或是男女同住一個有共同客廳的套房等,而學生可以依個人需求,選擇自己喜愛的 宿舍。這種男女混宿的方式到了今天,在國外已經相當普遍。


除此之外,國外宿舍空間也具有更加的多樣性,大至著名的丹麥學生宿舍Tietgen Dormitory,擁有類似於融合客家土樓與現代設計的美觀外形;小至學生可以擁有自己獨立的小木屋。這些都提供了我們對宿舍樣貌的多樣想像。但隱藏在 美麗的外表背後,這些例子所突顯出來的是歐美國家對大學生主體性與選擇權的重視:宿舍不是學校單方面認為學生應該住怎樣的地方,而是學生自行選擇的結果。 讓我們站在這些想像之上,尋求改變現狀的可能。

畸形條件下的動盪與希望——宿舍自治的考察

◎葉冠均(政治一)李芃萱(政治二)

  學生自行選擇要住在怎樣的地方符合人性,也才稱得上在生活中學習。然而就現行的運行狀況而言,卻沒有完全落實這樣的精神。究竟是什麼因素阻礙了理想的運作?受到諸多限制的學生自治組織又產生了怎樣的樣貌呢?目前宿舍的運作方式和管理方法,規範在《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中。而各宿舍成員分別組織的生活自治會則規範在《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自治組織細則》中。規範讓學生的生活自治有所依循,也讓住宿組、宿舍輔導員有了管理宿舍、協助住宿生生活問題的依據。然而,住宿生真的有自治的權利嗎?這樣的權利到底有多少?

法規修改困難重重

  宿舍法規的修改需經過繁雜的程序,先由生治會總幹事於幹訓大會時提案,達成修法共識後,於「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擬出修正草案,再由「學生事務規章研修小組」進行討論,給予修訂建議後再進到「學生輔導委員會」,「校務會議」通過後才能執行。在複雜的程序中,單一住宿生在各棟宿舍舍胞大會上的自治決定僅僅是個修法意見,不一定會受到後續將近四個會議的青睞,「宿舍自治」在法規突破上命運多舛。再看主導宿舍修法的重要會議「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是如何組成的。

「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的二十名代表中,學生代表有七個,五個是宿舍管理人員(輔導員),五個是學校職員(學務長等),三個是由學務長推薦的教師代表。在過往紀錄中,這樣的成員分配往往導致會議過程由行政單位主導,住宿的是學生,但學生的生活規範訂定卻是由教職員的集團所掌握。再看一個例子:11 月26日「學生事務規章研修小組」舉辦法規修改會議,去年9月對《宿舍管理辦法》提出的議案成為會議的討論對象。學校規範明確要求學生依循一定的程序修法,行政單位卻讓去年的議案遲至今年進行討論。住宿組行事效率的緩慢限制了宿舍自治權利的伸張,阻礙宿舍相關法規修定的可能,雖是個案,但仍須加以警惕。

一連串的努力

  制度是人創造出來的,並非不能改變。身為學校的主體,當校內規範限制了住宿生的自治權,生治會有責任指出法規的不合理,帶動宿舍的討論,活絡行政單位與學生的溝通管道。夾縫中亦可求生存,許多生治會的努力讓我們看到宿舍自治環境不因結構限制而一片死寂。男四及男五的生治會總幹事帶動了討論的風氣。男四自整修後帶來不斷的爭辯,許多整修之後的修繕問題都是舍胞與生治會自我爭取的。男五生治會總幹事陳柏杌則自上任後推動「好走廊方案」,反抗校方單方面由上而下的不合理管制。執行後,舍胞和輔導員都很滿意,都遵守「自已訂出來」的規範。

男四生治會總幹事邱丞正表示,生治會不只是單純的行政機關,也應是民意機關;陳柏杌則認為,生治會有義務讓舍胞知道,有事情可以尋求生治會協助。學生不是宿舍的過客,不應扮演客體的角色。宿舍的規範制定不應忽略學生是宿舍的主體,由上而下的法規設計往往抹煞各宿舍的獨特性和自主性,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下,生治會若勇於爭取,適時反應住宿生的意見和聲音,才能以民意為基礎捍衛學生在宿舍的主體性,住宿生才有自治的可能。生治會引領的每一項討論,不是為了讓學校難堪,也不是為了讓學校的規範支離破碎,而是希望每一位舍胞的意見得到尊重,希望讓宿舍、校園變得更好。

制度之下的無法作為

  相對於前述的生治會,試圖在制度的夾縫中為舍胞爭取最大的權利,另一部分的生治會卻只能成為執行任務的單位,跟隨校方的政策走向行事,難以隨舍胞的需求自主發展。在這些宿舍當中,治理整個宿舍的並不完全是住宿生本身,反而大多是派駐於各宿舍的輔導員,生治會不能真正發揮自治的作用,只是年復一年的經過入宿、舍胞大會、發放夜點等流程,無法對宿舍的環境造成改變,也無法履行學生代表的責任。

例如,對住宿生組成大多為大一新生的男一而言,生治會就只是負責新生入宿、離宿的行政事項,或是解決日常問題等等瑣事的團體,如果輔導員希望能舉辦活動,生治會就要在已經被決定的時間和內容之下,提供人力執行這些計畫;除了一些細節尚有討論的空間,否則他們也沒有權力對活動本身進行修改。前男一生治會總幹事林長弘也坦言,生治會和輔導員的差別,對男一來說,不過就是一個提計畫、一個出人力,而舉辦其他聯誼性的活動的功能,也都被新成立的同儕團體取代了。而在另一棟宿舍的情況中,生治會總幹事同樣也提到,生治會的運作模式,幾乎是上層行政機關指示,再讓他們把活動附諸實行。久而久之,生治會與舍胞也失去了主動為宿舍辦活動的動力;而在輔導員灌輸他們的認知中,生治會其實是站在校方的立場,為學校把訊息傳達給舍胞們,或是把舍胞的意見反應給學校,而不是幫舍胞挑戰學校的。

  這樣的情形並不少見,不論是舍胞或生治會,都因為真正參與宿舍自治的難度太高,讓對這塊關係自身生活的公共領域的熱情消磨殆盡;若是沒有特定的事件── 例如男四舍便是在整修的過程中漸漸組織起來,並形成特有的文化──日常生活領域的重要性便會在繁忙的校園生活中逐漸褪色、消失。

生治會與輔導員的互動

相對於學生組成的生治會,代表校方的輔導員同樣代表一個宿舍,所屬立場造成的差異性卻很大;而宿舍場域中的大小事,也可能隨著生治會與輔導員之間的互動情況,或競爭拉鋸、或團隊合作,而展現不同的風貌。在某些宿舍中,若是生治會和輔導員都能了解自身的立場以及在宿舍中所代表的意義,並且經過充分而良好的溝通,那麼宿舍自治便可能以更有效率且溫和的方式,有較為完整的實現。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輔導員是以較為消極,抑或是較為權威的方式在「管理」整棟宿舍,便可能使得生治會所代表的舍胞,與輔導員背後的校方形成權力不對等的關係,難以在平等的基礎下進行對話;如此一來,舍胞的意見被真正實踐的機會是很小的,而在重大議題上的討論,也會出現較大的衝突。

大學作為學生在離開校園、進入社會之前的預備階段,應該要具備讓學生可以在社會上可以完整的適應、發展的功能;然而,身為校園空間一部份的宿舍,又何嘗不是對學生未來在社會上和他人互動進行教育?學著自己管理自己,學著不盲目遵循既有規定,這樣的認知已經在部分台大宿舍體現,但仍有另一部分,甚至可說是多數的學生,他們的宿舍生活尚未成熟這還有賴後續自治團體的努力爭取,持續發展。

學生、建商、學校在BOT宿舍中難解的三角關係

◎李若雯(政治一)簡惠茹(社會四)

隨著台灣上大學的人數年年上升,許多大學皆面臨宿舍不足危機,開始用BOT的方式蓋宿舍。理論上來說,以BOT模式興建宿舍,可達到校方免出資、有回饋金可收,建商亦有收益,看似雙贏的局面。但實際上這樣校方與企業共同合作的模式還存在許多問題—台灣大學在政府為促進民間企業發展公共建設、不願同意校方以借貸方式蓋自有宿舍的前提下,卻又面臨住宿人口日增的壓力。內外交逼下,為紓解壓力,最後只得採取BOT方式興建宿舍。校方的不願意有它的顧慮,如今當我們打開台大BOT宿舍大門,看到的即是學生權益受到雙重權力的壓抑,如今BOT的問題,難解。

雙管理制下,學生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

「真的好吵!樓上浴室的流水聲好大聲」;「商場那邊噪音很大聲,這裡還是不是學校宿舍啊」。BBS站PTT的BOT住宿版常見舍胞抱怨噪音問題,舍胞普遍反應BOT隔音設備不佳,特別是水源社區的舍胞還要面臨商場所帶來的人潮及隨之而來的噪音。水源宿舍輔導員車仁鵬表示,已多次和太子反應噪音問題,對方也曾派人過來勘查,但目前仍沒有具體的解決行動。學生反映出問題後,究竟要等到誰來回應?建商?或是校方?而學生的權益便在這等待的過程中被逐漸消損。

BOT宿舍中的規定辦法由建商決定,校方僅處於建議與提供基本原則的角色,若是學生提出某項建議,必須經過建商的同意才得以施行,最上層的決定權握於建商手中,解決學生問題也就變成建商的道德考量了,一名BOT生治會幹部表示:「畢竟室內的噪音問題沒有具體法規來強制他們一定要改進,就只能看他們的良心吧!」。面對問題,只能倚賴當初合約,但合約訂定之初尚且看不到這些問題—爭端由此展開。

但是我們詢問當初契約內容時,卻矛盾的發現學生權益是有在契約中被強調。例如車督導表示當初學校與業者簽訂的契約上,便已載明BOT宿舍內商店應以滿足學生需求為考量,但是商場內所販賣的服飾等,多為大部分學生較難負擔的中高價商品,的確有學生覺得不符需求,希望能另開設早餐店等。這又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學生真正的需求,該向誰提出才能得到回應?

為了釐清問題如何出現,我們必須看清楚BOT宿舍上層權力的拉扯,一邊是校方,一邊是建商,雙方有不同的立場與目的,建商牽涉到本身營利的利益問題,會特別注意維修經費等成本,而校方則有爲學生服務的大前提,一來一往之間自有許多需要協調的地方。但是宿舍的主體究竟是誰?若學生是宿舍的主體,那麼它的主體性又該如何在校方與建商的包夾下展現?

左右為難的BOT宿舍生治會

從BOT宿舍生治會的誕生,我們便可以看到BOT宿舍與學校宿舍的斷裂。這樣的斷裂讓BOT無法適用學校宿舍治理辦法,也讓學生自治的正當性受到質疑,學校目前還沒有針對BOT宿舍特質所開出的「BOT生治會管理辦法」,導致原本運作便十分艱辛的生治會缺乏法理根據。欲定立新的規章也要與太子協商,確保其不與太子利益衝突。而若直接引用既定校內宿舍規章,卻又不完全適用,如校內宿舍規章規定,室長會議有效人數為室長總人數的四分之一,但BOT有許多單人房,若套用此規定門檻將相對變高。

根據台大宿舍生活自治組織細則,生治會對外代表宿舍、對內掌理該宿舍事務,其亦擁有室長會議結果的執行權。但是BOT宿舍中的生治會夾在校方、建商中間,意見的提出與執行遭到不斷延宕,學生自治在這裡受到的挫折也主要來自於此。在台大相對豪華、新穎的BOT宿舍中,潛藏著校方和業者的協調問題,及學生自治的法規依據問題。

校務運行的不得不為—竇松林主任的真情告白

◎陳聖為(社會三)
台大醫學院長楊泮池還是相當自責。「校方一定會改,積極要求學生!」楊泮池說,校方得知此事之後,已經跟老師談過,希望老師可以嚴格管教,不要再讓這類場面出現...
--聯合晚報 2009/11/9

李嗣涔致詞時,台下還是有學生在打瞌睡、吃著三明治、帶耳機聽音樂,甚至還有人在打電玩。媒體在會後問李嗣涔是否有看到….他認為在慶典場合時,應該要保持嚴肅的心情,這的確傷害到台大的形象。
--中華日報 2009/11/15

這是最近讓台灣大學見報率最高的兩則事件,相關報導中的校長與院長都對外認錯,努力道歉。認錯道歉是必須的,如果我們錯了,如果我們不應該,那當然必須好好改進。不能在課堂上吃雞腿、不能在校慶典禮時睡覺,這都可以稱作某種社會規範。但在跟我們違反的社會規範鞠躬叩頭前,我們必須先問這些規範為了什麼理由而存在。形成規範的理由是哪些呢?這些理由、標準是值得我們遵循的嗎?認同理由還犯錯,那是明知故犯;不明究理卻認錯,那可就大大冤枉了。

台灣大學,妳為何沒有聲音

觀察近一年來台大處理爭議的態度,我們認為校方鮮少思考認錯背後的價值判斷,往往服膺他人的指標,沒有自己的腦袋。我們需要為已經高度形式化、對學生幾乎失去意義的校慶典禮設立服務課程,以避免無人參加,卻又在被指責不尊重校慶時道歉;沒有討論過在課堂上飲食是否為授課教師同意,飲食若不影響教學有何不可等問題,台大馬上發表了沉痛的懺悔。辨別優劣的無厘頭判準並非只發生在對爭議的道歉—台大積極的想前進百大,為達成進百大的標準,要求教授大量產出論文,但有特殊時空背景的百大標準卻不一定適用台灣大學;大學評鑑時,有些科系為應付評鑑委員的提問,要求學生背誦核心能力,表演出評鑑委員想看的內容……回到宿舍,去年潤滑液事件的發生 、以及前文提到的輔導員對諸多爭議的安撫與控制,讓我們不禁想問,以表率自居的台大,為何不能硬一點,為何不能正視爭議能帶來的進步可能呢 ?為何要不斷道歉呢?因為製作宿舍專題的機緣,我們向住宿組的竇松林主任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主任的答案,很有意思。

噤聲的理由

「你錯了,很多事情是你們沒有考慮到的。你們的家長會有意見,社會會有意見。」竇主任的回應很直接,並接著解釋為何家長、社會的意見是不得不重視的。「我們是國立大學,校長是要上立法院被質詢的,家長、社會不滿意,就會跟立法院施壓,我們明年的校務預算就會少,最直接受影響的就是學生。」校方希望學生行為符合社會規範,保守回應外界批評的緣故,在竇主任看來,是因為「表現優良」對台大的校務運作相當重要,而台大得為了五斗米折腰。

「學校有他的長官,行政人員也有,我們(此處指住宿組和輔導員們)得負第一線的責任。校方會評價我們好不好,我有小孩太太要養阿 !(苦笑)」主任感覺起來有些無奈,「你們學生常說你們是弱勢,說直接點,我們有時候也很弱勢。你們可以罵我們官僚,學生給我們妖魔化的論述,我們卻不能喊苦,其實學校很照顧學生,卻有苦說不出。」
至此,我們不禁想問,在經濟條件的層層限制下,校方就註定得無窮盡的退讓嗎?「不,學校還有學校的堅持,那就是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我們必須要堅持這兩項,不讓學校發展的空間被扼殺,然後不要隨波逐流。」

霸權在哪裡

行政人員必須承接上意,校方的上意又來自於社會規範的經濟箝制。面對校園事務,學生必須保持批判的角度,但同時不能忽略了這背後相當關鍵的、制度面上的霸道力量。這股保守權力強大卻不容易看得見,暗中主宰了想像前進的可能。校方在政策的能動性上也許沒有竇主任所陳述的如此受限,但正視更高層次的壓迫,我們能更有機會實現管理自己的生活,為自己負責的願景。

花園城市──誰的花園?誰的城市?

花博專題作者:蕭彗岑 葉志成 陳立安 邱彥瑜 陳珮藝 林柏亨 許月苓

2010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花卉界的奧林匹克。台北為亞洲第七個獲得舉辦此項國際博覽會許可的城市,同時也是台灣第一次獲得國際組織──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AIPH)──認證許可舉行國際級博覽會,曾在亞洲舉辦過的城市有日本大阪、愛知縣、兵庫縣淡路、靜岡濱名湖,以及中國瀋陽、昆明。



「象徵綻放美麗力量的『希望」』,傳達植物從一粒種子開始,逐漸長大,展現神奇的生命力變成植物,美化和淨化這個世界。在運用上,種子吉祥物除了可因應需求變換各類型的植物,還可以為他換上各國家之國花帽與國旗裝,成為參展國的象徵物,不僅在運用上很靈活,在意義上也非常貼切。」─摘自http://www.2010taipeiexpo.tw/mp.asp?mp=3

2010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Logo與吉祥物介紹

台北市政府預估2010-2011年為期半年的花博將帶來600萬的觀光人潮,帶動72億觀光產業商機,同時也帶動台灣花卉產業10億的經濟成長。從2006年開始的花博準備工作預計在植栽部分投入14.22億元,而台北「花園城市」的規劃則有6.84億元的預算,而花博期間投入的植栽數目預計有3,200萬株。

花博並不侷限在圓山公園、新生公園、大佳河濱公園以及美術館及美術公園,不管是台北市產業發展局局長在接受電台專訪,或是台北郝龍斌市長接受非凡電視台訪問時,皆提到,希望市民也可以主動積極參與美化台北市的活動,希望在花博會場之外,能夠將台北變成一個「花園城市」。台北市政府也因此分配6.84億的預算投注在社區的綠美化,將原先社區裡閒置的用地鋪上綠地、花卉以及小型路樹,同時也發放免費的盆栽給民眾認領。

花博的展區接連成面積四倍於大安森林公園的展區,總面積大約有92公頃,其中只有6.1%作為室內展區,90%為植栽綠地,最後剩下來的部分為公共開放空間。基本上,花博的主題為園藝花卉景觀的展示,在圓山公園區,還會邀請各國團體展示出自己國家特有的花卉園藝形象,藉時將會有法國、英國、比利時公園等三十個異國風情的花園展出。

在花博的會場之中,有許多歐洲風格的設計,在花博的官方網站的介紹中,新生公園裡,將除了展示中藥草之外,還搭配歐洲庭園景觀;在大佳河濱公園也會有九公頃的歐式花圃,讓民眾徜徉在花海之中,就像專訪陳文雄先生的電台主持人說的,「很適合去拍照」。

臺灣的花卉產業,過往與現今

◎葉志成(化學一)陳立安(哲學二)

  自民國六十年代到今天,臺灣花卉產業從最早沒有任何標準的機構或組織、銷售平台只有傳統的集散零批市場、商販們以叫賣出售花卉的情形,到現在全臺灣成立台北、彰化、台中、台南、高雄五大花市為主的產銷資訊公開化的交易平台、電腦化拍賣鐘執行的電腦拍賣作業,以及正在推動的預約訂貨、電子訂貨交易服務。整個花業發展過程,是一條悠遠而踏實的路。過去掌握行情及銷售通路而強勢左右花卉市場的行口(即批發商),現在被花農能直接獲得資訊的透明化市場取代。

  絕大多數花卉在進入大台北地區之前,一定會經過一個重要的市場,那就是位於台北內湖的「台北花市」。它同時也是全臺灣一半以上花卉拍賣、轉運的地方。它的前身是七零年代末成立的「濱江花市」,為全臺灣首座由花農、花商共同出資經營的純民營花卉批發市場。這時的花卉買賣仍多聚集於北部,一直到八零年代中期,彰化、台中、台南、高雄等地陸續成立花卉市場,花卉批發才正式進入多家競爭時代。現在已經成熟的電腦鐘拍賣形式,也是二十年前才開始的。接著,盆花也加入花卉交易的行列。從濱江花市到台北花市,花卉產業開始奠定基礎。目前,台灣的花卉產業已度過原初階段,開始步入發展電子交易與往外行銷推廣的新時期。網路與資訊系統的建置使交易更加透明、快速而多管道;與國際上各個產國市場的來往亦變成重心。

  位於亞熱帶的台灣,地勢起伏大,得天獨厚擁有多樣化的氣候與環境,適合種植各式各樣的花卉。花卉是具有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台灣的花卉產業近年來的成長速度頗為可觀,年總產值從二十年前的三十億台幣增加至現今的一百三十億台幣﹝其中外銷產值約占三十億台幣﹞。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籠罩之下,花卉是台灣少數幾個逆勢成長的產業。台灣主要外銷的花卉包含百合、菊花、蘭花、海芋、火鶴、洋桔梗等,主要的外銷國家為日本、韓國、美國及中國。另外,在市場需求龐大的歐洲,台灣花卉的市占率排名第二,僅次於荷蘭。蝴蝶蘭等等的旗艦種,更是備受全球消費者的青睞。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荷蘭在歐洲的市占率高達百分之六、七十左右,台灣則為百分之八。近年來,台灣最具盛名的蘭花,已受到荷蘭高度科技化的生產流程及廣闊的外銷市場威脅。此外,經濟成長快速的中國及東南亞國家雖然提供了新的外銷市場,但這些國家的花卉產業同時也投入競爭的行列。以廉價、大規模的生產力為優勢,很可能成為台灣花卉產業強勁的競爭對手。台灣的蘭花產業領先全球長達四十多年,技術純熟,長期以來,花農們研發了數以千計不同的蘭花品種。但若要維持此一優勢,科技化及轉型勢在必行。

拆遷居民與政府間的角力

邱彥瑜(社會三)

  搭著淡水線從台北市的核心腹地一路向北,在圓山站前列車劃開了台北市的地表,探出頭,在右邊那一側的中山足球場、美術館和兒童育樂中心承載了許多人的回憶,廣大而難見的綠地更是城市中奢侈的享受。但很少人會注意過,圓山站的另一個出口──二號出口,低矮的二樓平房與鐵皮屋參差座落,紅色的鐵門半掩,裡頭略可以看到幾棵老樹的氣根與整棟看似廢棄的房舍,放眼望去多是小吃攤,夾雜在好幾間洗車場中間,除了來不及奔上捷運的警告關門聲迴盪在幽巷裡,這裡更有全世界少有的景色:一架架的民航機與軍用機平均每15分鐘就從頭頂上呼嘯而過一次,這裡是庫倫街61巷與酒泉街9巷,是與圓山站另一側咫尺之遙卻被這個城市遺忘的地方。

白紙黑字的願景:全世界第一次在市中心區、在公園內、在水岸邊,而且同時設有水岸入口的世界級博覽會。

  綠地、水岸與城市的結合在近幾年似乎成為了台北市努力追求的目標,而圓山成為了願景的孕育地,有捷運淡水線的貫串、距離不遠的松山機場,國際與城市內的交通建設都準備好迎接來自各地的觀光客,而佔地甚廣且鄰近的國有綠地(圓山公園、美術公園、新生公園、大佳河濱公園)成為了展覽花卉們的首選。除此之外,圓山站西側的北大同文化園區(孔廟、大龍國小與保安宮)更是台北市知名富含歷史文化意義的地區,透過人文與自然的結合,希望花博人潮帶進觀光收入與地方發展,一方面向世界推銷台北市,一方面對內也希望能夠喚起城市居民對於居住環境的美好期待。為實踐這樣的願景,像是台北城市花園推動計畫、台北好好看系列計畫等等,都希望能夠透過公部門與居民的共同努力來「美化」這個城市,而在這個要求趕上具有國際觀、現代又繽紛的改進競賽中,有人落後了。

  「圓山站西側地區庫倫街61巷及酒泉街9巷周邊建物現況窳陋零亂,影響地區環境景觀及周邊公共資源之串聯,環境改善刻不容緩。……提供捷運出口完整且連續性之開放空間,將捷運圓山站東西兩側本市重要公共空間作有效地串接,進一步帶動大同區捷運圓山站西側之都市更新,故將捷運圓山站西側約有80%為公有商業區土地透過都市計畫變更為交通廣場用地。」(2009/6/11台北市政府新聞稿)

  今年五月初,市府在當地開過兩次試探性的協調會,在地居民當時就已經提出反對聲音,在六月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審議中,包括擁有該土地所有權的國有財產局以及當地居民都紛紛提出認為不適合改建為交通廣場的理由、短時間內被迫搬遷的困難以及可能的其他都市美化方案,但都遭到市府的駁回,市府認為圓山站附近缺乏良好而完整的交通轉乘設施(原本做為公車運輸要道的圓山站西側玉泉街被封起來做為迎賓大道),應基於「無縫運輸」的理念達到令觀光客最方便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則是為串聯北大同區人文資產,進一步帶動西側老舊社區的發展。


在花博將至、觀光第一的口號下,一紙〈變更台北市大同區捷運圓山站西側第三種商業區(特)及道路用地為交通廣場用地細部計劃案〉的公文在7月14號公告,隔日零時即刻生效。

誰住得起的水岸花園城市?

  在怪手如火如荼地開進圓山站東側的同時,西側的低矮平房們也正面臨著改頭換面的命運。這一帶很少被人注意到,兩層樓高的老舊房舍其實背負著都市發展所需付出的代價,由於鄰近松山機場、礙於鄰近航道的建物容積率限制,房子都蓋不高、半夜還常被飛機噪音干擾。大龍峒一帶與萬華都是台北市早期發展的聚落,社區的老舊對於發展一直力不從心,加上歷屆台北市長不斷地提倡要將大龍峒設為文化保留區的口號,像是緊箍咒般地阻礙了商業發展與都市更新的腳步。

  該區的大同區保安里里長張賦脈表示「該地區的居民收入普遍不高,多以做小生意為生」,這一帶原本多是台灣銀行與台灣鐵路局的土地,許多居民的長輩曾是鐵路局北淡線的員工、或是已經與台鐵承租土地長達7、80年土地的住戶,一紙公文使他們必須在明年二月前搬遷完畢,給的僅是在台北市難以生存的少許搬遷費用,讓人不禁想問,政府用重金給了台北市民一個國際級的藍圖夢想,然而,誰住得起這樣的水岸花園城市?住不起的人,是不是就不配成為這個城市的市民?太老舊的房子,是不是就該從這個城市中消失?

一場專業者與非專業者的角力

  花博展期為期六個月,預估將有600萬人次湧入,平均算下來一天有3萬的參觀人潮,由於原本的公車要道(玉門街)封閉,都市發展局另外規劃的交通轉運站,長200公尺寬約25公尺,需要承載應付這麼多人潮的遊覽車、公車、計程車的運輸量,在一個強調永續發展的花卉博覽會中,交通運輸的方便程度真的大過一切嗎?

  拆遷的要求除了使居民賴以為生的小吃攤必須拉下鐵門外,更將鐵路北淡線僅存的鐵道宿舍遺跡視為無物,在評鑑當地轉為交通轉運站的可能性時,決策者並沒有如他所說的「凝聚居民意識」,而是提出一個忽略當地文化與發展現況的計畫,更遑論傾聽當地居民的聲音。

  在專業公部門對於溝通和改進的冷漠下,居民組起了自救會,站在一個非專業者的基礎上,試圖提出一點在地的聲音。「這些都是美意,可是為了這些美意卻用盡了所有的手段」當地大龍峒商圈發展促進會的委員感嘆著,身為與在地發展息息相關的居民,他們希望花博的人潮能夠確實並持續性地帶起地方的發展,自救會提出的幾點訴求是,維持在地居民的居住權,並且將這一帶改為鐵道文化保留區,透過重現當年北淡線各站風光的視覺設計,結合能夠給與當地居民商機的商店街,透過都市更新的方式而非強制地改為僅是階段性任務的交通轉運站。一紙紙公文的往返於文化局、交通局、公共運輸處,當地的四棵老樹與台鐵北淡線圓山驛驛長宿舍,透過「文化資產保存法」以及「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才得以保存下來,從在地觀點出發的非專業者,提出了另外一種的城市想像,這兩種想像之間,到底有沒有對話的可能性?

被忽略的歷史─北淡線鐵路

◎陳珮藝(哲學一)

看著現代化的捷運站裡來去匆匆的車廂、靠右搭乘的手扶梯、不同方向的人群攪動空氣以及悠遊卡進出繁忙的「嗶」聲,難想像現在的台北捷運淡水線的前身是台鐵的鐵路支線──北淡線,曾經是黑頭蒸汽火車呼呼吐出黑煙的舊路。北淡線最初於清領時期台灣首任劉銘傳時所建,從基隆到新竹的鐵路,屬於台灣現代化重要的一頁。

說到北淡線的歷史就要談談淡水港。淡水港,淡水河的河口港,昔日因具航運之利且地理位置重要,在台灣清領末期至日治初期,在貨物運輸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中英法天津條約簽訂之後,淡水港開放為通商口岸,使其搖身一變成為國際港口、北台灣對外貿易的重鎮。外國商人進入,促使北台灣經濟作物茶葉的風光發展,繁榮水路運輸集散地,像是大稻埕。

明治33年(1900),為了方便淡水港至台北間的貨物交流方便,日人開始沿著淡水河修築鐵路線。終於,明治34年(1901),台灣第一條鐵路支線,北淡線,從台北到淡水的鐵路全面通車,總長21.6公里。北淡線鐵路共經過16個車站:大稻埕、北門、台北、大正街(戰後改名為長安站)、雙連、圓山、宮之下(戰後改名為劍潭)、士林、唭哩岸(1950年代改名為石牌)、王家廟、北投、忠義、江頭(戰後改名為關渡)、竹圍、淡水。為了開發硫磺礦以及方便至北投泡溫泉的民眾,1919年北淡線增築由北投至新北投間1.2公里的新北投支線。

雖然淡水港後來因為自然環境限制逐漸被基隆港取代,但是北淡線串連16個站間的人們,連結著淡水與台北,在公路運輸尚未發達的年代,帶動淡水河道旁的商業繁榮,功不可沒。幾節車廂,奔馳於鐵軌上,見證沿線近百年風光改變:大稻埕站的迪化街匯集南北年貨、天馬茶坊前菸販遭到不當對待引起的二二八事件,台北車站周圍日人留下的總統府、台北賓館、監察院、立法院、行政院、圓山站有大龍峒保安宮、百年孔廟、圓山動物園……。

時代變遷,人類主要的交通行式也隨著改變。北淡線沿線人口持續成長,地面上逐漸增加的其他交通工具(像是汽車)的競爭,使北淡線鐵路營運收入從1968年的運輸量高峰之後急速下滑,甚至到營運虧損的情況。自此,北淡線的實用性開始受到挑戰,且對於北淡線的改變之聲四起。有人建議北淡線高架化的方案、也有人建議北淡線乾脆地下化,以解決平交道造成車輛變多的交通擁擠問題或是行人誤闖平交道事故等等。但幾種方案最後都沒有成真。原因有技術問題無法落實、以及經費不足無法實行、專家評估改建之後效果不一定真正能達到預期等等。除此之外,官方立場反覆,原本支持後來又改變政策,停止建案。究竟為何當初修改北淡線的方案為何都無法完整受到官方持續支持而實行,還帶點歷史性的模糊。

無論如何,柴油動力與單軌鐵道的北淡線逃離不了時代汰的舊更新,於1988年最後一班列車駛離月台後結束八十多年的營運生涯。北淡線的鐵軌全線拆除,完全消失,大部分的路基被鏟平、翻新,從鐵路變成捷運。其中原址改建為捷運站有:圓山、士林、石牌、北投、新北投、忠義、關渡、竹圍、淡水。

北淡線陪著沿線居民,歷經風風雨雨,當年的鐵軌本體被全線拆光,毫無保留。只剩下周邊的相關建物。少數留下來的遺物中,新北投火車站是北淡線唯一保存下來的火車站,也是典型的日式車站建築,1989年解體拆除後運至彰化「台灣民俗村」保存。近年,北投當地人希望新北投火車站能回家,文化局居間協調,但是至今雙方暫無共識;另外,還有僅存一輛,BK-24型的蒸氣機車,於1901於日本汽車公司建造,當年作為支線牽引客運列車之用,1954年停駛,現存放於成功大學內。

雖然現在已復不見鐵路北淡線完整的樣貌,但是北淡線仍存在於淡水線附近居民的記憶裡,因它是老淡水的文化生命線。

而北淡線的其中一站,圓山,在夾在基隆河與淡水河中間,為2010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的場地。台北花園城市的想像,在此地上發芽,為花博而生的新建築群們正在被澆灌,伸向天空。花博對圓山帶來了新意卻也迫使舊事物的現有存在空間受到擠壓,掀起圓山捷運站出口舊房子拆遷與否的爭議。

圓山站長宿舍,在現今圓山捷運站出口附近,具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也是北淡線少數保留下來的相關珍貴遺跡,可是現在裡面堆滿了垃圾、被旁邊的大樹覆蓋,在人潮往返頻繁的捷運站出口旁邊,被孤立與忽略。原本因為新的交通轉運站設置被規劃拆除。在當地居民基於原鄉文化保留情懷,向政府極力申請保留。最後終於免除拆除的命運。

這令人不禁想問,為什麼該受到保護的老房子會遭到政策如此無情的對待?到底,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與當地圓山人關係是什麼?為什麼當地原有的風貌那麼不受重視,一聲令下就可以拆掉原有的樣貌,忽略原有的歷史?遙遙相望對面的台北故事館,同樣是近百年的建築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威權,還是民主——從花博看台北上海

◎蕭彗岑(社會四)

因為花博,台北市政府即將在明年228強制拆遷酒泉街和庫倫街一帶的部分住戶。這是一種城市居民汰換的過程。同樣的情形也大量發生在1980、1990年代的中國,上海。

中國城市的房地產目前面臨泡沫化的謠言,這一方面反應了城市房價高居不下的現狀,一方面也顯現出中國城市在近十幾年來快速崛起的熱度。中國城市的開發迅速,基本上和市場經濟與威權政體的結合有密切的關係。在上海,由於都市更新、都市計畫、大型國際活動而遷徙的居民少說有數十萬,在1990年代以後,這些被迫遷徙的居民可能獲得住房賠償,但越來越多的賠償方式改為貨幣。

因為城市的土地所有權仍為國家所有,加上非民主化的政體,居民「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推土機」。城市規劃、土地使用權、財政、公共資源分配等等的權力集中在城市政府手裡,居民只能接受決議。而給予這些被遷徙者的新住房往往在郊區,遠離他們原本居住的城市中心;政府的貨幣補償也遠遠不及城市中驚人的房價。因此,這些居民從城市中退出,留下的空地提供受到地方政府扶助的開發商建商品房,接下來,遷入的是出手闊綽的新富階級。

公園綠地、高聳的商品房、有著華服和轎車的新富階級進駐城市,原本居住在上海舊式里弄和棚戶區的居民離開城市。為了城市的美觀及開發,中國政府並不是積極地去解決高漲的房價和就業問題,而是藉由這種汰換機制,讓地方政府規避社會責任。

為了花博而進行的拆遷工程也有相似的機制。台北市政府在98年7月14日向酒泉街及庫倫街居民發下公文,通知為了在此地興建公車轉運站,故須強制拆遷當地住戶,而從公文發出到目前為止,台北市政府完全沒有派人到當地舉行協調會,也完全漠視當地居民不願意離開的意願。

從台北市政府漠視、強硬的態度看起來,酒泉街和庫倫街的居民也「沒有任何力量抵擋228那天的推土機」。興建公車轉運站只是台北市政府正當化自己作為的手段,其實,目標在於清除當地「窳陋凌亂」的房舍。將沒有能力進行住房綠美化的居民遷走,規避實際改善這些居民居住環境的社會責任。

而被迫遷徙的居民中,只有住在眷村的人可以獲得住房補償,其餘的人得到的是低廉的貨幣補償。和上海市的居民遷徙過程相同的是,台北市政府提供的住房補償位於木柵的山裡;而現金補償也完全不夠居民在原居地租、買房,這些被迫遷徙的居民只好離開原居地。當圓山一帶因為花博進駐而帶進了公園綠地花卉景觀,花博結束之後,這些地方是否會因為景觀的美化而成為新建案開發地,城市的新富階級取代原有的居民搬進,再一次複製了上海的居民汰換過程。

應對上海市政府強制的拆遷,上海居民往往採用體制外的方式抗爭,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採用體制內的方式陳情,而是因為這些管道都已經被堵塞了:中國媒體受到箝制,大眾媒體或許不願意登出這些居民的心聲;法院也不願意受理這樣的控訴;中國特有的「上訪」──向上層機關陳情─也往往得不到回應。當這些體制內的通路失去作用的時候,上海居民只剩下體制外的方式抗爭。

相較於上海居民,因為花博而被迫遷徙的居民堅持採用體制內的方式,他們一直堅持「不拉起白布條」,相信陳情──以當地鐵道文化和北大同文化區和花博觀光結合取代拆遷──可以讓台北市政府回心轉意,改變目前處理事情的態度。居民不是不願意配合政府進行綠美化等等建設,而是希望政府以遷徙以外,更彈性、多元的方式達成目標。

中國,上海的居民在威權體制之下,無法從體制內參與政府決策;在臺灣,居民們相信政府不會漠視人民的心聲,但228拆遷期限迫在眉睫,民主政體下,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是否會遭到毀棄呢?

從花博看台北市的國際化與在地性

◎林柏亨(電機四)

九月份結束的聽奧、明年五月揭幕的上海世博中的台北館及明年十一月開始的花博,做為市長郝龍斌口中的台北城市行銷三部曲,在貓纜、內捷等事件慢慢平息後,聽奧閉幕的千人流水席、世博城市實踐區中將展示台北的「無線寬頻」及「資源回收」,還有開始販賣預售票的花卉博覽會,相關的新聞使台北市終於不再因負面消息而成為鎂光燈的焦點。

然而一切就真如表面般一帆風順嗎?在城市行銷上,台北市政府近年來不斷打著「國際化」的名號,不只是耗費鉅資舉辦或參與各種大型活動,在城市景觀的改變,如敦化南北路的自行車道、河岸的親水空間等,也企圖符合國際上近年熱門的環保、樂活等訴求。

台北市近年來的許多改變都是跟著國際上的潮流,但卻未做適當的在地調整或考量市民需求,例如為了節能減碳,在交通繁忙的敦化南北路設置單車道卻無整體的道路規畫,使得自行車騎士在單車道上仍須隨時留意停靠路邊的公車。又像是為了提倡棒球運動而計畫興建大巨蛋,卻不知在中華職棒艱困的環境下,一般的球團根本難以負擔在大巨蛋比賽的費用,落成後極可能成為一年只能舉行幾場比賽的蚊子館,卻因此必須大量移植松山菸廠的老樹,犧牲掉台北市中心最後一塊野生動物棲息地。善用城市特色並做在地調整是城市行銷及規畫上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例如高雄在十一月展開的第五屆貨櫃藝術節,就是成功的結合了高雄特有的港都形象並行銷城市的例子,即使高雄港的吞吐量排名逐年下降,但近年來幾項成功的活動卻讓高雄成功的擺脫以往充滿汙染的工業城形象。

除此之外,舉辦活動時也時常將在地市民排除在外。市民做為城市的主體,缺乏市民的支持與參與,即使有壯闊的場館、炫麗的演出,大型活動對於一個城市來說,終究只能做為一時的宣傳而無法達到長期凝聚共識的效果。以下一屆舉辦奧運的倫敦為例,雖然沒有鳥巢、水立方等話題性建築,但「Open House」(開放倫敦具設計特色的建築免費參觀)、「Open Rehearsal(開放舞團、劇團彩排供民眾觀賞)」等低成本的措施比起動輒耗資數億的巨型場館卻更能有效增加市民的參與。與之相比,在這次的花博籌畫中,為了保持圓山站周圍景觀的「門面」,市政府強制拆遷了當地的老舊社區,反將居民排除在花博的參與之外。

作為全台灣擁有最多行政及財務資源的城市,台北應努力尋找建城百餘年來既有的特色並發揚光大,而非只專注於各項與其他城市並無區隔、只能博取媒體版面的「重大建設」,忽略在地市民的需求,最終成為一個缺乏自身特色、隨時都可被取代的無特色城市。

綠田一隅——探訪「蓬來米之父」磯永吉小屋

◎ 廖明中(人類一)

偌大的校園,學生鎮日來來往往,誰曾花點心思在四周的建物外觀上?又有誰曾問過這些建物背後所蘊含的歷史意義?這是一所1928年便創建的大學,然而,我們還能不能在這校園中找到一些屬於那時代遺留下來的痕跡?

2009年,就是今年,校內又有一處建築被列為文化古蹟,其年代據推測極有可能更早於台北帝國大學這塊招牌……

2007年,媒體相繼批露有關訊息,台北市文化局主動前往勘查,希望能將該處指定為文化古蹟,同時也要求(註一)台大校方須負起維護、保管之責任。

2006年,台大農場場務會議決定,將把台大農業陳列館遷至該處。該年十月二十三號,總務處召開「農學院農業生物資源大樓規畫興建會議」,打算在原地興建新大樓,佔地200坪的木造屋險遭無情剷除。

2003年,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講座教授磯永吉先生遺留下來的手稿、日文書籍和相關農業文獻,被發現陳積在暗房的鐵櫃上。佈滿灰塵的研究設備、儀器散落在桌上、閣樓中,等待著農業史學家的挖掘。

1957年,選育出蓬萊米的磯永吉教授退休回日本。我國政府為了感念他對於台灣整體農業的邁進所貢獻的心血、成果,每年專程送蓬萊米至日本供他終生食用,直到過世。

1928年,台北高等農林學校併入甫成立的台北帝大後,該建物成為現今台灣大學校園的一部份。

那麼,這棟神秘的建築物,到底在哪?

以銘傳國小為起點,沿舟山路,一路經過高大新穎的生命科學大樓,過了有鴨兒划呀划的生態池後,拐了彎,便是綠意盎然的台大農業試驗場,也就是媒體稱「磯小屋」的舊種子研究室(育種準備室)所在地。這間建於1925年的檜木日式建築,層層交疊著大而粗的上等木材;漸斑駁的牆透露著歷史的痕跡,只利用木條縱橫交錯便撐起來的天花板,有著長年漏水的毛病,不亮的電燈顯露出久未翻修的破敗。有好長好長的一段時間,磯永吉教授的手稿留在這,沒有任何人問起。它們究竟是如何被遺忘的?又是如何被人發現的呢?

「其實這裡並非疏於管理,一直以來都有研究生在此活動,到現在技師也會在這工作,但是每個人每天都看著這些髒髒的器具,除了實用功能外,沒有人願意去了解他們背後的歷史故事,也不知道是誰、什麼時候留下來的。」磯小屋發現者劉建甫先生緩緩說著。2003年,還是研究生的劉建甫先生,因為要找尋研究儀器,意外發現舊種子實驗室裡一間小房間中,鐵櫃擺滿的書籍、文件居然是磯永吉先生沒有帶走的。經過總圖特藏組的整理,這四千多冊的手稿、書籍確定為磯永吉先生所有,內容涵蓋當時的實驗紀錄、來自總督府的公文、南洋農業的調查書等珍貴資料。而台大校史館助研究員張幸真認為,這些都是台灣、甚至是亞洲農業科技史上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但這些資料為何會如此珍貴?首先,我們必須從磯永吉是誰談起。

磯永吉與磯小屋的重要性

相較台灣歷史上其他重要人物,關於磯永吉的介紹與研究卻是相當稀少的。身為戰後唯三還留在台大教書的日籍教授之一(註一),磯永吉教授在台從事農業相關研究時間前後長達四十六年。他在一九一二年來到台灣,任職於台灣總督府的農業試驗場,一九一九年前往歐美各國留學,一九二五年間曾多次前往香港、馬來西亞、東南亞沿海一帶考察農業,在三年之後受聘到台北帝國大學授課與研究。約莫在一九三零年間,磯永吉成功育種出現在人人在吃的蓬萊米,換句話說,我們在吃的米有七十多歲的歷史,是一位日籍教授的貢獻。而我們與他在不同的時間點裡,在同樣的空間中移動,當年磯永吉先生從事稻米品種研究、批改總督府的公文、整理農業相關實驗的地方,今天我們彎進農場小道走上幾步便能抵達。

這正是磯小屋重要的地方,我們必須從台灣農業發展的整體脈絡來觀察。磯小屋在歷史上相當悠久特殊的地位、與蓬萊米之父磯永吉先生的淵源,這層關係目前卻未被完整研究、紀錄。磯小屋不但是台灣農業史上一個相當重要的代表,同時,該建築物本身的設計,也可視為日治時期房舍特殊工法的典範。對於台大農藝系來說,更是承載了自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講座教授磯永吉先生的學術精神。磯小屋的存在 ,使我們有機會藉磯小屋的「再發現」,跨越時空的限制與磯永吉先生、與台灣當時的農業對話。

磯小屋的處境

  除了磯小屋以外,周圍的房子也是同一時期的建築物,保存都相當完好,格局也相當有時代的特色。然而這樣富有歷史價值的文化古蹟,卻差點慘遭拆除。二零零六年,台大農場場務會議曾決定,要把台大農業陳列館遷至台大育種準備室現址,同年台大總務處召開「農學院農業生物資源大樓規畫興建會議」,希望能在台大總區農場挪出的來新建大樓。所幸當時經由當時農藝系主任郭華仁教授、台大校史館研究員張幸真女士等人的努力,才免去這場浩劫。「以後會怎樣其實我也不知道,畢竟我也只是小小的職員而已,沒有什麼決定權。我當然希望這裡可以保留下來。」劉建甫先生停頓了一下,繼續說:「不僅是因為我在這裡求學,也是因為要是拆掉了,就什麼也看不見了,以後的人就根本不會知道這裡與磯永吉先生的淵源,在台灣農業發展史上,當然也會缺少一塊。」

 但即便成為古蹟,也未必就能擔保以後不會被拆除。因為古蹟是可以被註銷的,只要疏於維修,讓它自然倒塌,就會被註銷古蹟,當然也就可以毫無阻力的蓋新大樓了。台大校方自十多年開始,給予磯小屋的維修經費已經越來越少,近五年則是處於完全沒有經費的狀態。一些諸如防天花板漏水等例行性的維修也無法進行,也因此研究生目前已較少在這活動。要讓整棟建地兩百多坪的磯小屋全新翻修,目前估計只需要幾百萬,而這些錢要從學校或台北市文化局申請通過的機會卻極為渺茫。學校並不願撥予經費整建,而文化局因為古蹟整修經費僧多粥少,希望台大能負擔起修復保存的任務。從磯小屋被邊緣化、遺忘的現象,隱約透露了台大校方長期不重視生農學院的現象。即便生農學院學生數居所有學院之冠,卻得不到校方應有的重視,尤其表現在經費、資源的分配上。然而,這些老建物對於校方,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維護古蹟本來就不是一所大學發展的目標、也不是前進百大的充要條件,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總區使用空間有限、甚至在某些學院明顯不足時,拆除舊建物建新大樓似乎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是,我們所要問的是:這真的就是唯一、且最適當的作法嗎?如果不拆除,磯小屋可能怎樣重新被使用呢?   

磯小屋的未來?

  磯小屋雖然老舊,但主結構仍然完整。劉建甫先生提到,希望這裡可以成為台灣農業史、磯永吉先生的展覽室,期許磯小屋可以恢復以前的教學、研究功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現在的磯小屋、附近房舍(建於1935年)和周遭農場,與日治時期台北帝國大學的格局幾乎一模一樣,換言之,這整個區域不就是現生的、仍有生機的,具有「博物館」展示與教育功能的珍貴資產嗎?校園內博物館群,展示過去的研究成果,像是人類系博物館裡頭擺放過去教授們田野調查的成果,那麼,曾有過磯永吉教授從事育種足跡的研究室與農地,經過妥善的維護,不也能訴說自己的故事,娓娓道來台灣農業的變遷?

  磯小屋在原地過了幾十年的日子,見證台大地景變化與農業的興衰。就好比我們不該只用粗淺的經濟價值去評斷農業,卻絲毫沒有考量到糧食危機與農業文化的保存,關於磯小屋存廢的問題也是如此。藉由跟過去的對話,重新去了解、詮釋與利用,不僅對台灣農業的態度是如此,看待磯小屋的去留也應該如此。
 
註一:農機系(現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的高阪知武和農藝系磯永吉、植病系松本巍是唯三在戰後還留在台大農院任教的日籍教授。

當學院遇上產業──王裕文教授與臺灣咖啡

◎林晴灣(社會一)

  一走進農藝系系館三樓研究室就聞到了苦澀的香氣,被尊稱為「臺灣咖啡教父」的王裕文教授手裡拿著精緻小巧的陶瓷杯,笑著說:「有人為了喝一杯牛奶,建了一座牧場;我為了喝一杯好咖啡,投入了一個產業。」近年來,當農業試驗所與農業改良場扮演主要技術指導角色,學院教授不再有太多實際接觸農民的機會時,王裕文教授選擇親自走向農田與農民互動,從說服他們種植咖啡有經濟效益、查勘田地、傳授經驗到成品評鑑,太麻里、古坑、阿里山等處都看得到他的身影。除此之外,配合開設咖啡學課程,培養具鑑賞力的咖啡消費者,一步步帶領臺灣咖啡產業走向成熟,邁向別具地方特色的精緻品牌。

投入之前的考量

  自1970年代開始觀望整體產業環境,王教授的基本原則就是替農民賺錢。曾經仔細討論了咖啡是否適合成為插手扶植的對象,不願出現沒有品質或高品質但不賺錢的成果,他考慮了許多前提,包括:產業的前景、是否具有銷售市場、發展的階段進程、達到世界水平後的成本效益、臺灣農民的技術能力等等。王教授透過觀察,規劃出了兩條需要改變的軸線。首先,王教授認為專業技巧傳授是急迫重要的。自日治時期發展殖民地農業,幾十年來,咖啡種植烘焙技術已不再進步,而且,臺灣農民容易受新興潛伏市場影響,往往一窩蜂栽入某一作物,使得經常面臨花費大量時間與土地,卻僅有少數先鋒獲利的情形,像何首烏便曾經不夠純熟地被規劃與栽種,面臨大量虧本的窘境,教授唯恐咖啡也淪為與何首烏種植相同的命運 ——還沒起飛便快速墜落。另一方面,買家也是產業改造不可忽略的一方,消費者大多迷思於表面的價格與包裝,不懂得實際品質的好壞,致使整體臺灣市場並未鼓勵實質面的精品咖啡發展。準此,教授分別從生產者與消費者兩個方向著手,提升作物水準的同時也擴張對於好咖啡的需求。

下雪了!走進咖啡田

  改造生產方面,王裕文教授選擇離開研究室,南下雲林縣古坑鄉等地方,籌辦座談會、評鑑活動一步步贏得農民信任。他曾經拿著處理過的咖啡豆,挨家挨戶向生產的農民推論這顆豆子曾經歷經什麼樣子的生長環境與手法,十次總有九次對,常常令農民驚佩不已。指導過程中,由於作物成長程序難以標準化,五年前起王裕文教授即走過一塊塊田,指導不同氣候地質下相異的技術方法,至今已與四五百位農民接觸過。教授發現臺灣農民非常聰明、勇於嘗試、很敢玩,加上大多數都由具相似特性的茶葉農轉作,在提示一些特殊的作法之外,農民都有辦法各自發展出不同的創意特色,例如產出帶有花香或肉桂味道的豆子,他認為這正是臺灣農業發展邁向獨特化的優勢之一。大約於教授投身技術傳授的三年後,即2004年,開始舉辦帶評鑑性質的咖啡比賽,藉由淘汰制篩選具一定技術水準的咖啡豆,並且提出報告書給農民,一項一項舉出不足或值得讚許的地方。破除在哪辦比賽,當地就得冠軍的主場優勢,標榜著公平公正的競爭,比賽逐漸樹立口碑,並受咖啡農跟消費者的青睞與重視,某年獲第一名的咖啡豆即以一斤36000元高價賣出。教授強調,指導為主要原則的比賽並沒有颳起惡劣的比較風氣,反而成為整體生產進步的關鍵動力。

  互動過程中,教授與農民之間也常發生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教授去臺東巡視農田,提醒一位山地阿嬤要記得修枝,咖啡豆才會長得飽滿,隔了一陣子,教授接到一通阿嬤打來的電話,興高采烈地說:「下雪了!」,因為白色的咖啡花開得緊密集中,像雪花一樣。

咖啡學培養喝咖啡的人

  另一方面,五年來咖啡豆品質漸漸趕上國際水準,同時,王裕文教授為了創造本地精品咖啡的需求,以教育為手段,於大學部首創咖啡學,以及於進修推廣部開設咖啡官能專業鑑定人員培訓班,教導咖啡栽培管理、咖啡飲料製作與官能鑑定,企圖透過少數人帶動與生產技術同等重要的消費市場。進修推廣部培訓班一期36人,至今已第九期了,一百多位結業人士正是對於其他大眾具影響力的重要節點,透過各種管道傳遞不一樣的精品咖啡文化。學員中三分之一為純粹的消費者,讓他們成為一批具瘋狂熱忱的穩固客源,進而扮演大眾品味的領導者,創造擴大精緻咖啡的需求量;另外三分之二則是咖啡相關業者,包括咖啡店老闆、咖啡老師與豆子經銷商等等,經過訓練之後,學習欣賞與交易有特色、有價值的咖啡。並在南部的咖啡豆比賽中擔任評審,評鑑活動創立了一個平臺,過程中他們各自與喜好相投的農民結交朋友,甚至建立買賣關係,產量有限的某塊田地專賣給彼此有緣的某一小咖啡廳。2008年雙方成立了「台北精品咖啡商業發展協會」,增加交流的機會,也吸引新知加入。

屬於臺灣的咖啡

  至於改造咖啡產業下一步,王教授指指身旁的一包2、30元立頓茶包對比一罐3000元的阿里山茶,被稱為「功夫茶」的本地茶葉在茶樹管理之外導入了專業處理技術。他期許咖啡有朝一日也能如臺灣茶一般,配合細緻的栽培過程,以高品質聞名,於國際間立足一席之地。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農民開始著眼於咖啡豆自摘下至曬乾間的48個小時,加入不同的手法如:濕度管理、吹風、溫度、按摩豆子等,培育出特殊的韻味,走向精緻化與特色化,五年後,希望能打造專屬臺灣地方風味的精品咖啡。幾年來的技術進步,本地出產已達到咖啡大國的品質,拿著一顆阿里山產的咖啡豆還曾經被誤認為進口自巴西。不僅止於此,未來更希望能搭配臺灣農產業近年來的脈動,獨創為具當地特色的產品,「臺灣咖啡」作為一個品牌,打著精緻與細膩技術的名號,走出本土的路。王教授也期待幾年後,臺北市能出現大量擁有獨具特色咖啡豆的咖啡館,從田裡的咖啡樹到都會氣息的一杯咖啡,完整地發展生產鏈,紮實建立起咖啡精品產業。

學術與社會結合

  農藝系系主任彭雲明稱讚王裕文教授「視扶植臺灣咖啡產業為使命。」從個人興趣出發,扶植的方式與過往、與現在主流的都大不相同。直接與農民面對面進行 Q&A,舉辦研討會與農田勘察的同時,也增加了農民彼此之間的互動,身為外來者,並非毫無同理心地介入並追求進步,反而藉此撮合原本較少交流的當地人。除了生產技術大幅拉拔,也以一個教授的身份,以開課突破了以往較少關注的市場需求層面。他看見了臺灣農業的趨勢,考量了發展的背景條件與優勢,致力於作物精緻化的走向。同時,回歸日治時期基於殖民與統治的需要,設立農藝系前身臺北高等農林學校的初衷:技術傳遞農民,協助農業發展。

在美國,學院與產業的緊密互動合作很普遍,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的農業與生命科學院便以"Our researchers are working to determine which crops grow best in North Carolina"為辦學目標之一,實踐為當地農業服務的理想。近年分子生物學興起,實地與農民的對話已愈來愈少,王裕文教授表示,寫100篇paper 改變的只有少數知識份子看得到,真正產出漂亮精緻的咖啡豆、茶葉、蔬菜等等,才是他想做的事。結合專業知識背景與產業成為純粹學術研究外,貢獻社會影響力的另一條路,曾有許多農民感激地對教授說:「我兒子也要念臺大!」社會與學府的連結,在王裕文教授的實踐中是值得借鏡的。

意識報027刊目錄(11/20/2009)


封面繪圖:林俐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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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式論壇——公共腳踏車

台北市的公共腳踏車
◎陳稚涵(法律三)
柔腸寸斷與體質不良──試觀台大公館地區的自行車道現況 ◎吳嘉浤(中文三)沈怡昕(社會一)
單車上路的難題◎黃聖竣(人類一)

軼事文史——自行車與觀光休閒

當鐵馬騎上河岸──河濱公園與台北市的地景變遷 ◎李問(人類三)
當鐵馬騎進農田——農場與舟山路地景變遷 ◎呂其正(社會四)
是Youbike載我來的──公共自行車與觀光潮流下的台大 ◎沈怡昕(社會一)吳嘉浤(中文三)

意識校園——導生制度專題

為什麼我們要談導生制度 ◎賴又豪(法律一)
導生制度的前世今生 ◎張嘉芮(藥學三)邱彥瑜(社會三)
導生制度的內憂外患 ◎林妤蓁(外文二)邱彥瑜(社會三)
從台大到台大──導生制度如何成為一條新的路 ◎施力麒(社會二)

義士廣場

異性戀,請站出來!◎林逼街(讀者投書,社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