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1日 星期四

意識報062刊目錄



議事專題:台大工安出代誌

重返工安現場──新社科院與其他工安事件                  ◎社會二 潘雅琪

工安即國殤,台大豈能遺忘?──工安事故的遺忘與記憶  ◎政治一 施以德

讓工程回到校園──從工安事故後續談起                       ◎社會四 曾稚驊


議事專題:校園用藥

藥讓你知道──三個關於校園用藥者的小故事                     ◎醫學六 林函怡

{藥癮}-{愛滋}={?}──海洛因減害計畫之後        ◎生技二 林月先

欲加之罪,何患無毒?                                                    ◎大氣四 陳梁政


議事專題:陸生元年之後

陸生來了又走了,我們看見什麼?                            ◎國發一 周芷萱

畢業陸生專訪:心理所胡俊鋒                                   ◎日文一 李宜安

畢業陸生專訪:食科所七七                                      ◎公衛一 許筑琳

陸生元年之後呢?──兩年過去之困境與檢討              ◎歷史四 李盈佳


回憶五年:意識社史

校園媒體與正常化社團──意識報社史2010-2011        ◎政治B97 李芃萱(第三任社長)



                                                                                                                                

總編的話:
暑假已然開始,但意識報還沒有休息,為各位帶來新的一刊。在五月中的抗議行動,使新社科院大樓的工安事故受到重視,本期我們將各位帶回工安的現場,並持續追蹤一系列後續的發展。本刊的第二個專題是關於校園用藥者,無論是快樂丸、安非他命、K他命,在校園中他們的身影可能是看不見的,但是他們確確實實地存在,本期帶來他們與藥品的故事。最後,隨著2011年「陸生元年」之後的兩年過去,許多陸生也將從校園中畢業,這兩年的台灣經歷對他們有甚麼影響?陸生元年之後,陸生政策要何去何從?以上是本刊的三個專題,在將邁入盛夏的此時呈現給各位,祝所有讀者假期平安!

                                                                                                                               

重返工安現場──新社科院與其他工安事件



◎社會二 潘雅琪


重建新社科院工安事件現場

  時間回溯到一月七日上午,新社科院工程已完工並準備辦理驗收,原則上完工後不應該有任何施工,但因為工程仍有些許缺失,一名屬於閤泰金屬公司(後簡稱閤泰)的施工人員為了修補工程缺失,與女友一同進入工地,閤泰金屬公司也派了監工的作業主管到場監督,在這名作業主管為了巡視工地另一端工程的施工狀況而離開現場後不久,這名工人在施作電梯玻璃帷幕施打矽利康時,從2.65公尺高的合梯摔落至地面,送仁愛醫院經醫生斷層掃描後發現顱內出血,經兩次手術後送加護病房,住院期間,總包商互助營造(後簡稱互助)、帷幕專業分包商閤泰及下包廠商昌盛工程公司(後簡稱昌盛)均派人員至醫院,閤泰及昌盛所派的人員並協助家屬處理醫院相關事務,一月十日仍宣告不治死亡。


各方說詞及後續行動

  此案事發於完工後,廠商已撤離且工地只有互助的工程師,除非接獲修繕施工的通知,才會派人巡查,事發當日工地幾乎淨空,事發時只有工人的女友一個人在場,因此警方及臺北市勞動檢查處(後簡稱勞檢處)皆傳喚工人女友製作筆錄並詢問事發過程。宣告死亡後,由三家廠商共同支付喪葬費用,由於此案件由昌盛及閤泰負責,互助則扮演協助者的角色,此處理過程校方並沒有介入,因此三家廠商所支付的金額比例不同,而工人家屬與互助營造以六百五十萬達成賠償和解。檢調方面,由互助、監造單位陳信樟建築師事務所及總務處營繕組配合勞檢處及地檢署進行調查。

  校方也對此案進行檢討,勞檢處所列的缺失主要為契約條文不明確,而這是因為契約於2009年簽訂,2009年後修法的新勞工安全衛生法規並沒有納入所造成;勞檢處也建議校方將勞安納入招標的評分標準,校方也已加重配分;另外,勞檢處認為,依據勞安法,無論完工與否,臺大都應負起監督責任。為了加強勞安意識,校方也將邀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北區勞動檢查所的人員,為與臺大有契約關係的廠商及營繕組的人員進行講習;副總務長徐炳義強調,依法律上的規定,工安責任屬於承作工作的事業主,實務面上,學校也沒有辦法直接處理,只能督導互助是否在工地確實管理,「並不是跟學校扯上邊的事務就將責任無限上綱到學校」,也因此校方沒有提出進一步的檢討。勞檢處則認為,不論完工與否,臺大校方都應負起監督責任。


新社科院建案工程作業流程

  新社科院的建案,由臺大校方以招標機制,由校方外聘的評選委員與校內土木工程及其相關系所的教授進行評選,自四家廠商中評選出互助為施工廠商。工程發包後的事務則由工程執行單位總務處負責,總務處將工地交付給互助管理,互助為此案的事業單位,工地場域中的事,包括門禁、工地管理及工地安全等等,都屬於互助的責任。總務處營繕組也聘請陳信樟建築師事務所,每日到場監工,若發現缺失會當場要求改善,若不改善則開缺失單由廠商互助及業主臺大校方留存,要求廠商於期限內改善;此工程案的營繕組承辦人員曾冠菱於每週三定期巡查及每週一日的不定期抽查,若發現缺失會開列缺失單,請監造要求建造單位改善。


臺大其他工程及工安概況

  除了新社科院建案及此工安事件之外,臺大還有許多其他工程,也曾發生過幾起事件。2009年在活大發生工人被電死的事件,總務處表示,該事件的罹災者當時並沒有將絕緣衣處理妥當,貪圖一時方便而釀成意外,校方則因為勞安教育訓練及講習都依規定實行,而不須為此事件負起責任。去年在農業綜合館發生過一名工人為了維修冷氣,從頂樓六樓跌落至四樓陽台死亡,總務處進一步說明,罹災者實為工地主任,應當要負責監督而非施工,然而規定上並沒有禁止,且礙於廠商規模難免有「校長兼撞鐘」的情形。針對此案,勞檢處要求校方加強環境安全措施,校方也加設欄杆,讓施工場地多一層保護。

  副總務長強調工程中不同角色負責不同事務,在臺大的工程中,只有實習工廠和實驗室人員的雇主是臺大,其他全為外包工程,由營造業的事業單位負責。並以一段話做比喻:「我付錢請人做事,結果發生事情大家一直說:『付錢的怎麼不盡責,讓它發生事情?』」並非如此,應當是「真正承作的人要負責」。副總務長強調校方在法律上的責任,若超出法律所規定的權責,校方並不需要處理。

工殤即國殤,臺大豈能遺忘!──工安事故的遺忘與記憶



◎ 政治一 施以德

台北101大樓的勞動伙伴碑。
(圖/digi0712 @flickr)


「為了臺灣美好的未來,在臺大的土地上辛勤耕耘。

如今此處面貌一新,臺大已換上彩衣展翅飛揚。

因社科院新大樓帶來的榮耀,學子莫不引以為傲。

您用生命開創了學術的深化與進步,我們永遠深深感念。」


――改寫自高雄捷運工殤紀念碑原文


結構性遺忘

  一個人造物的生產,必然包括投入設計構思、生產原素、生產工具、勞動力。工業革命後,生產流程分工越趨細密,身處在不同的生產流程的人開始慢慢的形成不同於中古時期貴賤之分的「階級」。社會分化成為:投入體力的勞工(藍領,體力勞動者)、投入腦力的勞工(白領,心智勞動者)與資本家,各個階級的權力不同,由上而下層層剝削、層層宰制。於是當一個產品完成之時,誰有權在其上標示「此物乃我之傑作(落款)」並不是依照投入的程度,而是依照階級權力。例子比比皆是:一座橋的完工,其上會題字「某某鎮長、民代捐贈」、「某某設計師事務所設計」,而不會告訴你,是哪個工人扛了石頭、哪個攪拌了混凝土。

  我們之所以應當了解一個人造物被製造出來時的全貌,乃是因為勞心者總是被社會賦予較高的地位,而付出勞力的勞工通常在歷史的論述過程中被遺忘,事實上消費者所感受到的會是被白領階級所壟斷的論述。因此,我們必須要破除此一歷史解釋的壟斷性,對勞工、對整體社會來說才是正義的。通常在一個產品的產出過程中,因為勞動條件的不平等,勞工階級所付出的代價如健康、時間、甚至生命,所付出的代價相信並不亞於白領階級,但勞工卻永遠屬於被遺忘的一群,於是他們不滿、他們組織、他們衝撞。


工殤即國殤

  臺灣經濟快速發展時,人們會稱頌某某企業家的「冒險創業精神」很偉大,會讚揚某某經濟官僚的發展政策造福人民,但是我們卻常忽略了實際用雙手雙腳打拚的成千上萬勞工。勞工們在國家全力發展經濟時獻上全部的青春,但在國家得到所謂「亞洲四小龍」等等的榮耀時,卻沒有人記得他們的犧牲。國家全力發展經濟時,對國家經濟有所貢獻者,即為對國家有所貢獻;因此我們可以說,為國家經濟而犧牲者,即為為國捐軀。是以,在台灣的發展經濟史下「工殤即國殤」。引一句柏楊先生在「看不見的革命」一文所說的話:「一寸經濟成長,就有一萬名勞工的孤兒寡婦,流落街頭,哀哀無告。軍人只要死在陣地,就有光榮;勞工死在職場,留給人的記憶不過是一聲慘叫,和冷冷的一句話:『他自己不小心!』」

  回顧歷年來工運裡工殤議題的進程:1992年,工殤協會成立;隔年「工人秋鬥大遊行」提出主要訴求「工殤即國殤」,工安議題開始與民主化歷程一同緩緩前進。2000年,展開「工殤協尋」;社會各界提出工殤碑立碑宣言。2002年,經過七年艱苦立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公告實施。2007年,臺北101大樓設立「伙伴碑」紀念職災死亡勞工,同時鏤刻萬名勞動者姓名。民主化進程慢慢改變了制度,但是,先撇開民間職災不談,政府負責的大型公共工程如北捷、高捷、高鐵、雪隧等等,屢屢因為趕工等等因素而發生重大工安意外。光是在2011年因投入公共工程而喪命的勞工就有48人[1],平均每個禮拜就有一人因為公共工程職業災害而死亡。制度之變,人心未變,工殤問題依然無解。

  自從1993年秋鬥訴求後,臺灣社會開始思考工殤紀念的重要性,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上文提及的101大樓設立伙伴碑。2002年311地震時有五名工人因此辭世,工殤協會開始介入撫卹家屬心靈;與實際洽談設立工殤碑於本棟建築之構想。歷經長期衝突、討論、妥協後,由民間團體、官方、資本家共同協議出「伙伴碑」的概念,並且於2007年正式設立。但事實上,紀念工殤的方法不只立碑,如「職災勞工保護法」第39條明訂「政府應建立工殤紀念碑,定每年四月二十八日為工殤日,推動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工運團體每年的四月二十八日都會以系列活動推動工殤碑,連結不同的職災議題,提出具體的勞動政策訴求,並組織工傷者及家屬以文化活動如音樂會、畫展、攝影展、或劇場演出進行社會對話[2]。展現關懷、溫柔對話、推廣意識、充分討論乃是工殤紀念的核心,有可能只是一個428工殤日的行動、也有可能是一個「工殤紀念園區」等等,無論如何,紀念工殤並不是立個碑就可以簡單了事的,政府應避免廉價消費了肅穆的工殤議題,畢竟,工殤即國殤,國家應肩負起減輕每一起工安意外身後的傷痛。


尋找記憶的方式

  2013年,北市勞動局推出了全台首創「職災地圖」,臺大新社科院工地赫然名列其中。在國家全力發展經濟下,我們說工殤即國殤;那在臺大全力追求學術排名而大力建設之時而犧牲的工人,即應為全校之慟;更進一步說,臺大肩負國家學術與教育重任,在追求排名的同時,卻踩著大力建設下工人所流的的鮮血,也是「工殤即國殤」。而在職災發生之後,後續撫慰、紀念,更是臺大應對這些為了學術教育而犧牲的勞工所應負起的基本責任。這是責任、也是道義。

  今年511臺大學生日,學生所組成的臺大工安出代誌監督聯盟在新社科院落成典禮時發動抗議,期望在一片歌舞昇平「大喜之日」下,讓臺大注意工安問題之嚴重。此次行動過後,現任社科院學代陳明宗及前學代會副議長蘇暐勝開始討論後續紀念工殤事宜。他們表示將在院務會議上提案在新社科院大樓設立工殤紀念碑;或者若原本新大樓即有立碑紀念建造過程(如「興建誌」)之打算,則加入紀念工殤之元素。蘇暐勝與陳明宗目前已經私下聯絡過社科院的幾位參與院務會議的老師,老師表示願意支持但不希望在會議中以非理性的方式爭取。而在學生方面,除了一些參與工安小組的成員外,大多數學生對此議題仍然陌生,但他們樂觀的表示:「社科院的學生很有這方面的sense的。」不必擔心學生太大的反對意見。

社科院學生代表陳明宗(左)與政治系前系學會長蘇暐勝(右)。
(圖/施以德)


  蘇暐勝與陳明宗表示社科院應成立一專門委員會處理工殤紀念,由學生、院方、工程單位、勞工家屬等等共組,討論紀念碑各項事宜如選址、設計、營造、紀念活動等等。期望經由立碑的討論,在臺大校內形塑注重職災之意識,進而促使臺大提升其工安監督制度。另外,他們也表示,希望能與院學生會合作舉辦一系列的啟用活動,相對於官方的典禮,內容包括對新大樓的空間批判、對建設者紀念的論述重建。藉此凝聚學生對於的工安的意識與討論,進而使立碑一事不是徒具形式;期望工殤勞工不要被夾在遺忘與紀念的拉扯中間,而立碑僅僅只是被官方廉價消費的政績。

  不過,若在臺大校方與互助營造公司不願提供受害勞工聯絡方法之下,紀念的主體「工殤」會因為行政上的阻撓而失焦:找不到工殤受害家屬,無從得知其想法,也無從加入討論。面對這個實質上論述的困境,蘇暐勝與陳明宗表示目前尚無解決辦法。

  期望臺大不再躲藏,將工安議題與紀念事宜列入討論議程;以「關懷社會」為最終目的的社會科學院,亦應該帶頭示範,實踐對社會的關懷。冀未來的台大在藉由新社科院大樓啟用的這段期間,激起工安意識;後人踏入新大樓的同時,能感受到更多元的空間詮釋。工殤即國殤,臺大豈能遺忘!




註1:數據引用自行政院勞委會網站http://www.cla.gov.tw/cgi-bin/Message/MM_msg_control?mode=viewnews&ts=50c6cd3f:4e87

註2:顧玉玲,《勞動者的血汗印記──工殤紀念碑與歷史記憶》,台灣社會研究72期,2008年12月。

讓工程回到校園──從工安事故後續談起



◎社會四 曾稚驊


  一月十四日的工安事件距今已一段時日,但是仍有許多的後續處理,包括法律訴訟、賠償與補償、如何改進,都應持續關注。更有甚者,校內目前仍有許多工程進行中、或正在各級行政會議中層層審理,這些後續的改善都可成為未來施工時的借鏡。


事故之後:法律訴訟

  據台北市勞動檢查處表示,工人家屬已和互助營造及其相關包商以六百五十萬達成和解。發生工安事故後,勞工爭取權益方式,包括法律上的民事與刑事訴訟、以及賠償性質的部分,後者又因是否有勞工保險而產生差異。

  在法律訴訟的部分,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在於釐清雇主是否有故意或過失而造成職災,若是有確切事證,則勞工可以依「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的規定,向雇主依照過失大小與損害輕重,請求損害賠償。但是在實務上,雇主是否有確切的事證可供證明其故意或缺失,常成為在法庭上攻防的重點,而由於勞工必須蒐集資料以舉證,受限於勞工和雇主權力上不對等的關係,因此常成為曠日廢時的工作。

  目前在社科院的工安事故中,民事的部分已達成和解,刑事責任則由地檢署進行調查。勞基法中對於雇主沒有盡到補償責任,只會課以行政罰鍰;但是另外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31條及第32條中,雇主若是在安全衛生設備上的過失,造成勞工三人以上受傷、甚至有勞工死亡的話,雇主必須負擔刑事責任。另外,因雇主過失而導致的職災,勞工可依刑法的過失傷害罪,向雇主提起刑事訴訟。


事故之後:補償、賠償與勞工保險

  補償可由有勞保與否進行區分。勞保提供職災傷病給付,提供醫療、傷病、失能、死亡這四種給付,自職災發生後第四天開始發放,按事故前六個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資70%發放,若是一年後沒有痊癒,第二年減為投保月薪的50%,最多請領二年;若是勞工有領職災給付、甚至是自行辦理的個人保險,則雇主可以要求抵充。如果沒有加入勞保的勞工,仍然可以請領津貼,比照勞保最低投保薪資給予相關殘廢、死亡給付;這部分的財源並不是全部來自於職災保險基金,因此在性質上並不完全屬於社會保險,而更接近於急難等社會救助。

  勞檢處表示,在社科院工安事故中罹難的工人,本身並沒有勞工保險,因此只能比照最低投保薪資給予死亡給付。按照勞基法規定,死亡事故的賠償以四十五個月的薪資為基礎,其他包括個人、團體保險、住院與喪葬費用、勞動力損失、精神傷害等則另外加上,最後總金額由各層包商按比例賠償。

  由於台灣現行法規並沒有要求強制納保,四人以下的事業單位採取自願納保,按照勞委會2009年的估計,約有九十一萬的勞工屬於四人以下的事業單位,有一些透過職業工會納保,勞工負擔六成保費,其他由政府負擔,估計仍有約六萬勞工未納保[1]。且以國外為例,採取無過失主義,若是發生事故,不須另外提出雇主是否有故意或過失的事證,雇主繳納全額保費,作為對於職災勞工的社會保險。若是台灣能逐漸走向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將會對廣大的勞工提供更多的保險。


事故之後:校方可能的改善方式


  台大校方對於事故的說法為「已完工」、是細部整修的問題,本來就相當荒謬,「完工」在校方的說法,只成為了一個行政程序的時間點,是一個可以在契約上認定主體工程大致完成的行政語彙,卻不是工程全部完成、工程現場已沒有任何施工進行的狀態。

  勞檢處在訪談中表示,已要求校方依照「加強公共工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進行改善。此要點於2009年修正,針對政府機關、公營事業與公立學校的公共工程進行規範,其中包括許多細項,如增列環安衛經費,且不可因經費變動而任意刪減;另外也針對工程的監督查核人員做出規範,包括對於具有墜落、滾落、感電、倒塌崩塌等危害的作業項目,應列為查核重點,且也對於監督人員的罰則等做出要求。另外校方表示,勞檢處也依照要點,而要求校方在招標過程中針對工安問題進行審核,例如明定廠商應在施工計畫中納入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的事項,與對於勞工的安全衛生訓練等,甚至可以投標廠商過去的工安紀錄進行審核,超過一定限度則失去競標資格。

  而另外,針對台大工安出代誌監督聯盟的訴求「工安負責人專業化、成立專責監督單位」,雖然校方表示已基於採購法而設置專業監造人,承辦人員也會固定去工地巡視,但是以951211勞安1字第0950115239號中提及,「國公營事業單位及公共行政業所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需為專責之一級單位」,以及「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勞安1字第0970145020號,台大應設立專責單位、而不僅僅是一個不一定有專業知識的承辦人員,處理相關的勞工安全衛生事務。因此以勞基法等相關法規作為基礎,校方在此也有改進的必要[2]。


5月11日新社科院大樓剪綵典禮抗議現場。
(圖/台大工安出代誌監督聯盟)


校園民主作為一種工程監督的手段

  在當前工程的發包、轉發包,層層疊疊的複雜關係,甚至工程安全的監督者也是另外發包,而校方只有一名承辦人員面對整個工程的情況下,工程相關的資訊公開仍然有其限制。雖然校方人員表示平時都會盡量做到資訊公開的工作,但是對於一般校內學生而言,也許對工程感受最深的也就是施工時帶來的噪音與不適而已,沒有相關的工程安全知識、只能被動地透過不足的方式來獲得可能會因為層層轉包而受限的資訊,構成了在工程上達到校園民主的障礙。

  校園民主作為一種監督的手段,需要能讓師生獲得資訊、同時有更多參與決策的機會。目前校方除了發包時會邀請校內外的專業者之外,在後續的工程進度上缺乏校內師生的參與;但台大不乏土木工程、法律上無論是勞動法、或政府採購法的專業者,如果能讓更多校內師生以委員會或專案小組等方式,捲入工程安全的監督,讓更多人從被動的接受校方以公文、網站公告等方式公開訊息,轉變為主動的獲得訊息,不只是讓校園內的工程「回到校園內」、讓更多校內師生可以發揮影響力,更可以做為校園工程安全的教育手段。

  而目前校園內工程的決策,也缺乏共同參與的精神。時間回到2008年一月,當時新社科院大樓正為了建物外觀、臨時替代道路與時為永久綠地的飛機草坪變更案不斷爭論;在爭議尚未獲得解決的情況下,校方在一月十九日的校務會議上,以臨時動議的方式逕行做成了綠地變更使用與工程繼續進行的結論[3]。但種種的問題卻持續延燒,至去年新社科院大樓主體工程接近完工時,校方關於臨時替代道路的意見調查,由於問卷設計不佳且資訊提供不全,最後該調查撤銷[4]。在校園空間與工程上,即便是學生對於工程有許多意見,卻沒有辦法在校務會議上有太多影響決策的方式,校園工程的重點成為校方預算的使用、與校方如何透過明星建築師設計的建物來累積象徵資本的問題;但在校方的主導之下,同樣會受到工程影響的學生反而在會議上無從施力,只能透過要求如總務處等單位進行說明的方式,消極的關注事情的發展。換言之,絕大多數的學生是與進展中的工程斷裂的,只能感受到工程的外部效果,卻無法實際了解工程;即便是有心者也只能片段的獲得資訊,因此更遑論學生對於工程乃至於勞工安全能有更多體認。


  工安事故之後,勞工的權益無論是透過法律途徑、或是尋求賠償與補償的管道,都仍然有待突破。台大的工安問題未來可基於制度而進行改善,無論是發包和契約簽訂,或是成立專責單位;但是如何將師生捲入校園工程的規畫之中,一方面透過教師與研究生的專業共同監督,另一方面突破目前只有學生會福利部奔波、吸取資訊卻無法進入決策的困境,讓學生也能在相關的會議與組織中發揮足夠的影響力,讓校園空間和工程,從只有校方和建築師的參與,能重新回到校園之中。

[1] 《雇主年增130億支出 四人以下企業 擬強制投保勞保》,經濟日報,2009年5月14日。[2] 明星建築成工人墳墓 台大工安問題待解,作者heisego,文章代碼#1HZydAYZ (NTU)。
[3] 社科院遷院 (懶人包),作者exFREEzy,文章代碼#17mdsmUB (NTU)。
[4] 4/16-4/30 社科院臨時替代道路意見調查,作者Redfight,文章代碼#1FZIyANz (NTU)。

藥讓你知道──三個關於校園用藥者的小故事



◎醫學六 林函怡


第一個故事

  D依約來到咖啡廳,見到我們的他雖然略帶緊張,仍溫暖得向我們問好、微笑,也許隱約感覺我們的不知所措,他也就滔滔不絕說起話來:「那我就自己說囉,等你們聽完,想問的再問我吧。」

  在柔和的黃光下,攪拌手中的咖啡,D說著他的過去:「我是因為前男友帶我一起用,才開始用快樂丸的。」

  「說到用藥的感覺…」D放慢說話速度,似乎在找出適當的詞彙來向我們描述用藥的感覺。「藥效來的時候,感官會變得很強烈,顏色看得超清楚,也會很怕光。玩的時候,音樂一定要放得很大聲,不然會很鬱悶,就像沒有空氣一樣。有一次考全民英檢時,藥效還沒退去,結果聽力測驗裡的每個字都異常清楚,這個經驗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不禁好奇的追問下去,「用了快樂丸,會增加與人接觸的渴望,腦袋裡面千思萬緒迸發,但是很難去清晰得表達,假如一群人在一起,可能會不斷對話,但局外人會完全聽不懂。之後,身體會非常的疲憊,整個人很嗜睡。」D說他曾經想要把這些想法記下來,其中一次就寫了一首給男朋友的詩,他講到這裡忍不住害羞了起來。

  當問起是不是有因為快樂丸而影響生活,D停頓一陣,再度開口,是真摯的情緒:「原本想念的科系是表演藝術相關,陰錯陽差之下,我卻跨類組進入人文社會的科系,雖然我努力維持課業,但對這個領域還是很難提起興趣。大學有段時間,偶爾會去派對、三溫暖,身體也稍微變差了,參雜很多因素的情況下,最後還是離開了台大。但我覺得因為這些經歷,我才知道我想要的是甚麼。」

  「後來經過沉澱、思考,確定了自己想要學習的動機和目標,又再次回到學校裡面,也遇見陪伴我的伴侶。他為了瞭解我,偶爾也會陪著我一起用藥,我們會互相照顧,彼此提醒不能沉溺於藥物,而我也很清楚界線在哪裡,除了花費以外的考量,像是古柯鹼或者安非他命就不會去碰。說真的,現在我的生活全被教學的熱誠、文學還有語言塞滿滿的,對我來說,快樂丸只是種極限運動,就像別人玩滑雪、跳傘一樣,帶來刺激、快感,讓自己放鬆一下。」

  「大家都很努力在賺錢,但除了賺進更多錢外,沒有花時間去培養興趣,休閒生活較他國缺乏。就我認識的人來說,畢竟生活還是要過,該工作的就會努力做,快樂丸只是用來抒解情緒、減輕壓力吧。」他是這樣覺得。

  夜深了,咖啡廳得打烊了,我們和D明明只認識兩小時,就像跟老朋友聚會一樣,走在雨後濕漉漉的石板路上,多聊些我們認識的校園、喜歡的電影,順便一瞥他當時寫下的詩句,D真誠的讓我們見到他真實的一面。



第二個故事

  周末的清早,在社科院言論廣場,和初見面的小陳聊起他自己,一開始有點防備的他,逐漸話多了起來,也許是剛建立的信任感發酵,他的笑容不再拘謹,氣氛逐漸自在起來。

  回想起第一也是唯一的經驗,小陳說起:「那時候我到朋友家,看到白色的粉末在玻璃燒瓶裡燃燒,他要我吸看看,我當時也沒多想,就深深吸了口白煙,漸漸的感覺全身細胞都啟動了,像是回到中二[1]的歲月,只要我想,什麼都可以做到,沒有辦不到的道理。後來我就去家教,但藥效尚未退去,整個教學過程,雖然聲音不自覺得變小聲,因為對人的互動變得更敏銳了。」

  問起藥物的副作用,小陳是這樣說的:「這樣的活力大概維持兩天,第三天的體力很快就變差,連生活都很吃力。老實說,我有試圖去找安非他命,但我和朋友的時間總是喬不攏,不知不覺就拖過一個月,體力慢慢恢復,對藥物的渴望也沒有那麼強烈了,因此就沒有再用過。」小陳也知道自己身體狀況沒有那麼好,可能不太適合使用藥物,他說:「其實當吸第一口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東西好像會傷害我的呼吸道,再加上後來身體恢復時間不短,因為我本身不太常運動,在研究室一工作下去可能就幾個小時坐著不動。」

  聊開的我們從都市、教育、社會結構聊到醫療、司法層面,關心教育和時事的他也分享許多見解與憂心。小陳說他其實也有和朋友討論過藥物,他會和不同人會從不同的層面來討論這個問題,使他對這件事的判斷滿深思熟慮。最後的最後,小陳為他的體驗下了註解:「我想現在的我還沒辦法精準得使用這些藥物,因為這是需要伴侶的支持、身體的健康、穩定的經濟能力還有理性的判斷力才能達成的。想要控制藥物,也許要等我準備好,未來才有善用這些藥物的可能。」



第三個故事

  傍晚、第八堂課結束了,是我們與Y見面的時刻,第一眼就是開朗的笑臉,笑得很奔放、很快樂,讓我們也不自覺跟著笑了起來。Y興致勃勃得追問我們有什麼問題想問他,我們一時語塞,突然間,覺得採訪、受訪者互換了角色,花費好大的工夫才開口,問他第一次用藥的經驗。

  他思索後,語調變得認真:「我在游泳池認識一個男人,互留電話後,某個下午,他來了通電話,我就搭上他的車到他家。記得走進去的時候,裡頭有不認識的男人,房裡煙霧繚繞,感覺的到這裡的不一樣,帶我來的人教我吸安非他命和K他命,我沒有拒絕,也沒有多想,只聽得他說用鼻子深深吸氣,然後用嘴巴慢慢吐氣。」看見我們的驚訝,Y輕笑了一下:「我本來就有點怪,很多事情都喜歡去嘗試,之前沒有機會接觸,現在既然來到這裡,我就會想試試看。」

  聽到我們問起用藥的感覺變化,Y皺起眉頭:「說真的有點特別,我沒有出現別人說的幻覺或者亢奮的情緒,但那一天在藥物作用下,整房的陌生人逐漸放下戒心,情緒一層一層向上疊加。我們嘗試各種方式去享受性愛,原本會痛的,但這次卻只剩下愉快,完全失去時間的方向。後來等我走出門,看到陽光很刺眼、很驚訝,原來一整天已經過去了。回到家,明明身體很疲倦,但身體裡面好像還有火在燃燒,躺在床上,卻一絲睡意也沒有。」

  「接下來幾個月,月月派對、狂歡,我來到這樣的場合、遇見不同的人,用這些藥物是種放鬆。這些藥是派對主人的禮物,在這裡就是自娛、娛人,雖然沒有說成癮,但也離不開這樣的快樂。半年後,我開始拉肚子,嚴重時甚至沒辦法離開廁所,所以後來我決定離開城市,不再碰這些藥物。也許因為玩得很透徹、想得很明白,我就這樣切斷這一切。」

  雲淡風輕得談起這段過去,Y笑說:「若重來一次,我還是會做相同的選擇吧。因為我還是會想體驗看看,但會不會用這麼久,就真的不知道了。」

  Y用一種試圖摸索,又明白些什麼的語氣說著:「我見到不少人就是隨著年齡增加,越來越多人在問結婚生子的時程,社會壓力會讓人喘不過氣,藥物能提供一條放鬆的路,來好好深呼吸。因為我不斷的變換跑道,從大學到現在已經嘗試過兩三個領域,有時候真的會感到茫然和挫折。但是真的不能期望靠藥物去解決問題,很多事情還是要靠自己去想辦法。」話至此,大家都沉默了,面對茫然的未來是誰沒有過的迷惘呢?



另一個故事(非校園用藥者案例)

  來到簡意玲醫師的辦公室,窗明几淨還有成堆的書籍,簡醫師微笑得起身歡迎。我們聊起用藥的議題,問起她接觸藥癮者的經驗,藉由她柔和的話語,我們看見X的生命點滴。

  X原是地方望族的千金,從小被捧在手掌心上,然而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她被爸爸的朋友強暴了,家人覺得她很「見笑」[2],對她充滿不諒解。因為待不下去,國中的她就離家出走、獨立生活,為了賺生活費,X試過各種行業,最後來到舞廳,這裡很好賺錢,遇到的人不在乎她的過去,也不會瞧不起她,於是她就留在這裡工作。因為個性、能力,X生意越做越大,她開賭場、舞廳、走私毒品,賺很多錢,看人不順眼,便叫手下砍殺仇家。全盛時期的她,手下小弟小妹成群,全靠她吃穿,海洛因、安非他命隨手可得,用起來毫不手軟。但是後來的她被抓去坐牢、生意被查封,現在老了,沒錢沒勢,只能定期來醫院藉美沙東解藥癮,沒有家可回、也沒有錢可用,只能在醫院周圍一一向路過的人們乞討,想辦法活下去。

  微微的沉吟後,簡醫師反問我們問題,又彷彿在找尋屬於自己的答案:「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一樣的感覺?以前從沒有想過命運會強大到扭轉一個人的人生,看到她,我就想假如我是她,我還會是現在的樣子嗎?假如我是她,我會有什麼樣的改變?我也問過我自己,假如社會的關懷能夠提早介入她的生命,不論是被強暴後、離家出走後、甚至開始當大姐大後,她的人生會不會不一樣?」

  「我們真的很幸運。」





[1]中二:流行用語,比喻青春期自以為是或者熱血的少年。

[2]見笑:閩南語用詞,形容可恥、令人顏面盡失的事情。

{藥癮}-{愛滋}={?}──海洛因減害計畫之後



◎生技二 林月先


從愛滋說起

  在臺灣,毒品、尤其是海洛因的氾濫問題受到重視,很大程度來自於愛滋病感染群的擴大。過去愛滋病大部份是由性行為傳染,因此一直被視為一種性傳染疾病,因共用針具而染上愛滋病的藥癮病患皆為個位數。然而自2003年起,藥癮愛滋病患首度逼近百人,且已知當愛滋病毒散佈至藥癮族群時,疫情將面臨爆炸性的成長。於是,行政院疾病管制局於2005年開始推動「藥癮愛滋減害計畫」。該計畫有三大核心措施:清潔針具計畫、替代療法、衛教諮商。由於血液傳染是愛滋病其中一個傳染途徑,藥癮愛滋病患就以注射海洛因為大宗,因此希望藉由提供清潔針具以及低危險性的口服替代藥品(例如美沙東)避免愛滋疫情的擴散。

衛生署疾管局統計數據,顯示在2003年出現注射藥品而致的感染高峰,聯合醫院昆明院區莊苹主任提供。


愛滋過後?

  計畫實行至今,減害計畫的成效與疑慮也慢慢浮現。如今,藥癮愛滋病患人數正穩定下降,社會早已脫離當時的警戒氛圍,衛生單位就不再強力推行減害計畫。於是美沙東替代療法逐漸從解決愛滋問題的積極手段,變成處理毒品問題的消極方法。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莊萍主任解釋,藥癮族群認為美沙東的強度之於海洛因就如同木馬之於雲霄飛車,而且美沙東戒斷症狀雖較輕微但會持續兩三個月。相較之下,海洛因戒斷時期只有一星期,熬一下就過去了,因此就盛傳美沙東較難戒除的說法,這對藥癮者而言並無吸引力。

  另外,美沙東替代療法雖已成為一般的醫療問題,但藥癮者卻不是一般的病患。藥物對藥癮者而言就如同菸和酒,例如一般民眾心情不好會多喝幾杯一樣並沒有劑量觀念,這也影響到他們對用藥的認知。莊主任補充道:「藥癮者將用藥視為調節身體以維持正常運作的方法,睡不著就自行投入安眠藥,太累就換吸食安非他命」。所以對藥癮者而言,服用美沙東也要看心情,想省錢就去喝,覺得強度不夠就再補一針,在沒有其他配套措施下,很難單靠美沙東替代療法戒除毒品。


社會成本的新檢視

  但是主任再次強調實行美沙東替代療法並非戒毒,而是以停止「注射」毒品為目標,並且藉此讓藥癮者維持日常生活,重建他們與家庭和社會的關係。雖然由於近年來毒品再犯率居高不下,使警政界也對美沙東療法的成效抱持懷疑態度,但主任認為應該以社會成本的角度重新檢視替代療法。

  海洛因一克動輒五千至一萬塊,且半衰期短暫,一天需施打三到四次才能避免痛苦的戒斷症狀,而很多治安問題就是在藥癮者追錢與追藥下產生。相較之下,美沙東由政府資助,半衰期長為二十四至三十六小時,每天來醫院喝一劑能省下金錢與時間,個人生活品質提升,犯罪頻度與強度都在下降。「我的病人很開心地跟我說他終於有錢買玩具給兒子。」主任笑笑地說,「這些醫療界不在乎,警政界也看不到,但是整個社會還是在往好的方向走。」

  而任職於台大醫院精神科的簡意玲醫師則點出健保體制對戒癮的障礙。目前戒斷過程中除了美沙東由政府補助外,這段期間的醫療費用都需由藥癮者自行支付。簡醫師認為就醫跟買藥都需要花錢,就醫過程長久又痛苦,買藥不合法卻吸一下就能解決疼痛,身上有錢的藥癮者衡量後容易傾向繼續用藥。因此她致力推動政府立法保障藥癮者在戒斷其間的健保給付。雖然推動因輿論壓力而不受重視,反對者多認為藥癮者是罪犯,為何要求守法公民花錢幫助他們?但她表示為了防止或彌補藥癮者造成的社會問題,其所耗掉的社會成本並不會低於健保的花費。


不可少的配套

  「現行體制不會鼓勵他們少打一針,只期待他們靠自己完全戒掉。替代療法欠缺的就是告訴他們想戒毒你該怎麼做。」莊主任無奈的表示。使用毒品是一種複雜的行為,由生理、心理及社會的因素共同促成,因此也沒有任何單一治療可適用於每一個人。大眾如今只會期待藥癮者能藉由替代療法完全戒癮,但若將美沙冬替代療法視為一個幫助其回歸社會的手段,心理及精神層面的配套措施就不能少。

已過下班時間仍和本報記者們深談的莊苹主任



欲加之罪,何患無毒?



◎大氣四 陳梁政


  「毒品」的概念在歷史的洪流中非常晚期才被建構起來,這與我們認知的「毒物」並不相同,深入細究東西方對於毒品的意識形態,發現其實內容大相逕庭。對西方文化來說,沒有所謂的「毒品」的概念,這些藥物使人達到狂喜的狀態,卻經由背離真實、真理的方法,被譴責的是一個「去社會化」的「獨癮」行為;而東方的毒品是由政治-醫學聯合建置起來的,加上民初建國時對於先前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以及文明的崩解,外來的藥物被再建構成不文明、落後的象徵,是一種侵蝕社會的「毒癮」。到了現代臺灣社會,藥品問題混雜著這二元的觀點,並經由媒體再現強化大眾對藥癮的負面觀感,形成單一的主流價值,但「我們卻對它的所知少的可憐」。


十九世紀鴉片經濟

  中國近代史的發展來看,西方列強在拓展殖民領土時,利用棉花、茶葉等掌握對於殖民地的控制力,在東方則是企圖以鴉片敲開中國的經濟大門。一開始吸食鴉片的都是上流仕紳階級,這種癖好帶有一種「炫耀性」的意義,代表其品味和權勢,並且對於當時蓬勃的經濟能量有所消耗,故文人們自稱為「煙霞癖」或「芙蓉癖」。如果將鴉片放在人際互動的架構下來看,則具有強烈的「贈與」的意義,在朝貢體系中藩屬國贈與給宗主國,以求和平及貿易;在人際之中,這樣的收受與回饋的機制不斷強化雙方的互動,或許是利益關係、或許是相互競爭。

  1880年之後的變法、維新運動,富國強兵主導著中國走向近代化,有志之士漸抬頭,開始對這些外國殖民的強勢作為以及中國既有的陋習加以批判,特別是吸食鴉片這種毫無意義的消耗行為,在書寫上可發現將「癖」改成以「癮」取代之。有趣的是晚清的知識份子雖然不斷批判著已經成為陋習的「煙癮」,實際上部分的文人仍是大口大口的抽上鴉片,處於這種內外不一致的矛盾下,東方毒品的概念慢慢成形。


快樂丸Love&Peace

  快樂丸[1]瘋行於九○年代歐美,繼承著搖滾樂和LSD[2]的風潮,青少年剛脫離對於二戰、越戰的無力,在雷根與柴契爾的自由主義的經濟起飛下,許多青年對於未來有所迷失,他們尋求一種可以達到烏托邦的捷徑。在紐約、倫敦、曼徹斯特、伊莎薇島等大都會及度假地,由一小群人開始在私人聚會場所共享一種集體歡騰,服下一小片快樂丸後,經由DJ播放音樂催化之下,如同現代版巫醫施術,眾人開始進入神入境界,形成所謂的迷幻浩室(acid house)文化。快樂丸的基本教義者其實唾棄使用安非他命、白板後將公廁當成性愛聖地的舞客,但部分銳舞客(raver)確實非單一使用快樂丸,而經常與安非他命、古柯鹼、酒精混用。這些非常快樂丸逐漸形成一股浩室潮流之後,強調快樂丸能在這些迷眩的經驗後,給予使用者實踐理想的動力,無論何種人都有一個共同為「Love&Peace」的目標。

  但是在商業、黑道、政府三方勢力介入後,純真的快樂丸文化開始變了樣,投機客相中舞會的大量商機,想要藉著一場接著一場的周末舞會海撈一筆,黑道則想要控制舞會的藥品通路,不同的勢力因此衝突不斷。特別是英國,警方和國會開始著手強力介入控制,英國國會陸續訂立布萊特娛樂法(加重處罰)、大眾娛樂執照法(藥物濫用防制法)[3],除此之外,幾件個案疑似快樂丸造成的死亡案件陸續發生,如1995年的莉亞‧貝茲事件[4],更加強打壓快樂丸的勢力。快樂丸文化在商業和政府夾擊之下,剩下凋亡的靈魂在城市的角落徘徊。


媒體再現中的無可救藥

  東方和西方這兩股文化潮流爾後匯入到台灣。六○年代強力膠濫用、七○和八○年代流行速賜康[5]、青發、紅中、白板[6]等鎮靜藥物,到了2000年以後濫用物質以安非他命和海洛因為大宗,所謂的俱樂部藥物,如快樂丸、K他命、FM2等,也開始在青年文化中流行。

  一般認為,因為2003年SARS疫情爆發,為了防疫進出口開始嚴密管制,藥品來源大量緊縮,此情況下共用針具頻率增加,導致2004、05年愛滋病疫情大爆發[7]。感染科醫師羅一鈞表示,愛滋病患者曾經使用過藥物的比例大約為三成,而根據聯合醫院昆明院區莊苹主任指出05年愛滋疫情感染潮過後,現在使用藥品而產生的新感染者已是少數,這是減害政策的功效。

  媒體作為政策宣導的管道,並且應切實報導許多社會事件,可是報導的角度經常被窄化,觀點僅限於少數衛生單位、警政單位、輔導者與少數所謂「革新者」,呈現一幅藥癮者都是亟需救助的光明圖像。另外,可以發現媒體報導藥癮者時刻意凸顯同性戀男性、愛滋病、懷孕母親等形象,企圖強化藥癮者與這些特質的連結,即便是近期新感染到愛滋的藥癮僅為極少數。而且就算是藥癮者的說詞也經常是透過他人轉述,是何種原因讓藥癮者的聲音無法真誠地被聽見?於此不禁懷疑經由媒體呈現出藥癮世界的真實性,。


國家機器建構

  根據陳君瑋律師表示,目前法律對於毒品使用者採取懲戒「預防犯」的概念,所謂的預防犯是說,預期犯人的行為(例如吸食)會產生犯罪的後果(例如打架、搶劫等);但是,這些行為是否因果必然地會導致治安問題?這是在訂立對於懲戒預防犯的法條時,必須謹慎考慮的。他接觸的案例之中,僅有一例是用藥後有殺人行為。就法庭實務人員透漏,現今過1/3的刑事訴訟案件都和毒品相關,所以可以簡單歸因毒品伴隨很多治安問題嗎?當中有個盲點是,吸食、持有和販賣毒品幾乎無可切割,但併案與否標準卻莫衷一是,所以案件數與現實情況有所差距。

  台灣對於藥物的分級是由衛生署和法務部根據成癮性、濫用性及社會危害性三項指標判定,但我們多數只是被動接受政府決議後的結果。論成癮性,陸續有學術研究推翻我們既有認知,並非所有毒品具有如海洛因的物理性成癮;更甚,論及酒精和尼古丁是否具有成癮性和社會危害性?很多藥品很早就列入管制,對於身體的危害在科學的試驗上沒有一定論。藥物問題的結構是如此龐大,閱聽人往往在開始思考前就被引導,而下了價值判斷,值得思考的是,既然毒品的規範訂定是人為所決定,究竟是藥物本身造成社會問題?還是制度造成的社會問題?



參考文獻:

邱德亮(2008)。從局限經濟到普遍經濟:鴉片消費的東方語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電子版),69,01-55。

徐美苓、熊培伶、賴若函、吳姿嫺、施馨堯(2011)。是減害還是加害?愛滋新聞論述中的毒癮者框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電子版),81,79-128

羅悅全、何穎怡(譯)(2001)。迷幻異域-快樂丸與青年文化的故事。台北市:商周。(Matthew Collin, & John Godfrey,2009)




註1:快樂丸成分為亞甲雙氧甲基安非他命(MDMA),由英文名稱Ecstacy意譯,1965年亞歷山大‧休金在自家倉庫的實驗室重新發現MDMA。快樂丸使用者會對聲音更敏銳,並且會渴望肌膚接觸。2000年後新聞配合毒品政策宣導改稱為搖頭丸,其背後原因不明,但與一般藥品採音譯或者原本意譯的名稱,動機明顯不同。

註2:LSD為麥角二乙醯胺,會影響視覺感官的認知,產生圖像、色彩的幻動、幻影。

註3:英國為例,即便對於藥物、舞廳文化管制嚴格,仍然會對舞廳要求設置鬆弛區、急救室以及免費提供飲水,對於用藥者在緊急狀況十分有幫助。

註4:1995年11月11日莉亞‧貝茲在十八歲生日派對上吞了一顆快樂丸,隔日凌晨身體出現劇烈不適反應,接著便陷入昏迷,於11月16日宣告死亡。

註5:速賜康為鴉片類製劑,注射後會產生清涼、欣快感。

註6:青發、紅中為巴比妥酸鹽類(Barbiturates),主要功能為抑制中樞神經,產生鬆弛和安寧感;白板屬於非巴比妥酸鹽的安眠藥,會造成欣快感、嗜睡感。

註7:衛生署疾管局統計數據,聯合院區莊苹主任提供。

陸生來了又走了,我們看見什麼?



◎ 國發一 周芷萱


陸生來了又要走了,臺灣學生們看見了什麼?

  臺灣學生們總是對陸生充滿好奇:「你們是不是都抱著字典背英文?」「你們會不會覺得臺灣學生相較之下很不認真?」「你們對臺灣的民主原本有什麼想像?現在有沒有失望?」「為什麼選擇來臺灣?」

  在真正認識他們之前,我們被告知了許許多多的圖像:陸生上進積極,珍惜學習機會,只有佼佼者才能進大學,不像臺灣學生十八分就可以念大學;陸生下雪天裡在圖書館前排隊,努力念書,不像臺灣學生成天嘻笑玩樂……於是家長擔心、學生害怕,政府設定種種規範,怕陸生搶我們飯碗,怕臺灣學生無法競爭。我們被恐嚇的同時,也被訓斥。要求我們以陸生為榜樣,不要丟臺灣學生的臉。社會透過各種管道告訴我們,臺灣今天之所以在國際上無法競爭,就是因為我們的學生比不上人家。種種帽子扣到臺灣學生頭上,草莓族的稱號早就不是新鮮事,冰塊族等等新鮮字推陳出新,彷彿臺灣未來之所以黯淡無光,都是這些大學生不爭氣不耐操不讀書。


但是,真正認識陸生以後呢?

  上面幾個問題,許多陸生大多早已見怪不怪,本刊前面的訪談中已有部分回答。不過關於臺灣學生是不是不認真的問題呢,一位陸生朋友說的妙:「臺灣有學霸有學渣,大陸也一樣啊。」是啊,我們真的有想像中的不同嗎?陸生和我們一樣吃飯玩樂,一樣到校上課,一樣社團活動。當中自然會遇到大學每個班級都有的「學術咖」或是陸生口中的「學霸」,同時也會遇到「由你玩四年」的人,只是比例上的差距而已。相較於臺灣學生,陸生中「由你玩四年」比例可能較少;為何如此?換個角度想:若要玩四年,何必來臺灣呢?中國的學位貶值情況不如臺灣嚴重,若只是想要個學位,恐怕不必來臺灣,臺灣也不必把自己看高了。根據訪談,有些陸生來臺不過是機緣巧合,看到機會和條件不錯就來了。未必就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多了解,或是對民主的憧憬與想像。

如果我們真的去認識跟了解,那我們認知的陸生和中國圖像就不會再受人控制,無論是好是壞。今天眼前就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去自己一探究竟,何必再聽他人如何說呢?當然,本文也只是一個學生的一種觀察而已:希望臺灣的學生在被恐嚇和訓斥的同時,與其害怕跟自責,不如真的去認識陸生、了解陸生,同時也了解自己。

  
網路上流傳的「陸生來台」組圖。文字由左自右依序為:家長希望我做的事情、Party恐慌我做的事情、吃貨朋友認為我做的事情、臺灣同胞猜測我做的事情、我期冀我做的事情、實際上我做的事情。


畢業陸生專訪:心理所胡俊鋒



◎ 日文一 李宜安


當初為什麼想來臺灣?有什麼原因促使你選擇臺灣嗎?

  其一是因為並沒有事先安排,那時又正好看到臺灣在招生。再者是身邊許多從事公民教育或社會運動的朋友和之前接觸過的臺灣老師,例如:夏鑄九,都很支持來臺灣學習。


你來臺前或許有所期待或預想,那來臺之後是否有所落差?有些事是如同自己想像,還是幻滅?

  一開始和自己所想其實沒有太大不同,除了對城市認知上的落差比較大。因為臺北的樓房比起我所生活的廣州還來得低矮。不過,我後來覺得高樓大廈沒那麼多,反而生活舒適。

  當初來臺也是因為想看看這邊的社區發展、社區營造,還有志工文化這塊領域。一開始看到許多成功的案例,例如:北投圖書館,覺得很興奮,抗爭起來十分有成就感。即使像是貢寮這樣比較不成功的案例,看到人民辛酸的堅持了二、三十年,還是很激勵人心。剛開始覺得臺灣經驗可以分享給大家,在大陸做些推動。後來發現臺灣這邊有自己的土壤。臺灣的非政府組織,即使活不下來,最起碼也可以接政府的案子,可以保證工作人員的基本薪水。但大陸非政府組織的經費來源是國外的基金會。一旦項目被停止或經費進不來,計畫就無法繼續。相較之下,臺灣的政府體制有發揮作用,但大陸非政府組織得自力更生,政府不表支持也不表反對。


那你是原本在中國就有在關注社區這塊領域,還是來臺後才受到影響?那就你所知,目前中國是什麼情形?

  原本就有關注社區發展這塊領域,在大陸也有參加非政府組織,主要是比較不敏感的環境或災後救援方面,也有參加一些勞工方面的議題。環保這塊,政府雖不反對,但還是會感到無力感。像是之前參與過「廣州番禺焚化爐事件」、「雲南反水壩事件」,明顯感受到正在對抗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雖然努力幫當地人出聲了,但事情依舊沒什麼改變。如果政府、國外基金會不支持,非政府組織幾乎等於自籌,要運行起來都很艱難。但臺灣的經驗讓我們不再孤單,因為有人也同樣走過同樣的路,讓我們想像我們也可能變得如此美好,覺得很激勵人心。


在政府態度方面,臺灣和中國有所不同,那民眾意識又是如何呢?

  民眾很響應。從廣州說起,因為廣州地理位置和香港接近,人民已經習慣公民抗爭的行動和想法。只要對社區環境或對自己有利,他們都會願意發聲;雲南則主要關注於環境議題。因為當地修建太多水壩,已經有環境汙染、氣後失調等問題。因此村與村之間也會分享彼此遭遇的事,人民自然知道什麼對自己有利、什麼對自己有害;四川則著眼於災後重建。災後經濟水平幾乎在同一層面的人民,也自然會起而爭取自身利益。

  在廣州和雲南,非政府組織匯集眾人的聲音,並凝聚成一股力量,組織上希望有力的讓政府看見。在四川則主要是作災後評估和重建,並幫助社區居民寫項目申請書,申請國外基金。


來臺灣後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嗎?

  大陸很少觀光工廠,不像臺灣能讓民眾有認識產業的機會,工廠也不會離居民太遠。

  還有,在臺大,學生會選舉可以知道何時換選和各候選人政見。我在大陸第一次行使這樣的權利是大二的時候,學校臨時要舉辦第一次學生會選舉,大家就很踴躍參與。至少學生會不像以往只在招生時出現。


所以來臺後,有感受到臺灣的民主自由嗎?

  比起阿里山、日月潭這些具體的景點,民主自由是相對抽象的概念。民主自由中,較能切身感受「自由」,例如:在大陸無法立刻發部落格文、敏感的同音字無法顯示。還有,團結就能自由組成的財團法人興起。

  至於「民主」,民主只是我的想像。像香港的民主是劇烈、激進的走上街頭抗爭;臺灣的民主雖然政見會很有吸引力,選舉時卻互挖醜聞、開空頭支票等。所以沒有長久生活在臺灣的我,真的不懂什麼叫「民主」。


那對國民黨或政治人物有什麼想法嗎?

  國民黨是普通的政黨,因為國民黨跟所有政黨平起平坐。中共並非如此,它大到什麼都有。至於政治人物,之前略有耳聞,不過無特別想法。來臺後真的覺得總統像是個保母,確實是扮演人民公僕的角色。


想對誰說什麼嗎?類似發表畢業感言。

  臺灣還滿好的,如果博士有獎學金就更好了!


如果可以,想請教學長未來有什麼計劃?

  我會回去大陸,但還沒決定朝哪一領域發展。我大學本科其實是哲學和人類學。來臺前我有在經營古城區的保護。當廣州唯一剩下殖民地時候的洋樓決定要拆掉時,居民因不想離開而起身抗爭。抗爭後來發現有三人患了精神病,因為推土機和警戒線讓他們非常焦慮。他們無法睡覺,因為一旦有人半夜要開推土機,守夜的人要叫醒全村。我才因此注意到面臨抗爭壓力時,也需要關注個人層面。來臺本來想走心理諮商,卻因不了解臺灣體制區分了心理諮商和臨床心理,就這樣選擇了心理所。目前在念一般心理學,主要是社會心理學。

畢業陸生專訪:食科所七七



◎ 公衛一 許筑琳


為什麼當時會想要來到臺灣?有什麼特別的考量嗎?

  對我個人來說,其實是因緣巧合。在大四的時候,因為在一場宣講會聽到來自中央大學的宣傳。我當時還在摸索的階段,對於未來沒有明確,加上自己比較喜歡冒險,那一年是開放陸生來臺的第一屆,沒有太多的考慮也就來臺念書了。而家裡之前也聽過臺大,知道臺大是一間不錯的學校,擁有滿多的資源,所以就抱持著比較支持的想法。


來之前對臺灣的想像?來之後有任何的落差嗎?

  來之前就聽過各種臺灣的資訊,不同來源來的看法也沒有完全相同,因此對臺灣沒有太大的一定印象。但的確會有一個想法,這裡人會比較熱情,食物比較好吃。來之後,因為沒有太大的預期心理,所以也沒有特別大的落差。


在臺灣和中國同學之間的互動有什麼差異?在中國與同學互動會不會比較競爭?

  對我個人來說,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跟大陸同學和跟臺灣同學互動方式差不多。但因為在臺灣念的是研究所,研究所文化又跟大學有差異,因為研究所同學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實驗室,彼此之間會特別的熟悉,因此氣氛感覺比較溫馨,甚至會帶鍋子去研究所一起煮飯。至於,同學間的競爭關係,來之前有聽說過臺灣學生比較認真,但我後來發現兩岸學生對對方都有那樣的想法,臺灣的老師同學也覺得大陸的學生比較認真。事實上,雖然在中國真的有非常認真的同學,但其實我覺得情況不一定,也有很多學生不是這樣。


來臺灣之後的改變?

  除了課業學術的精進,文化看法上的衝擊是最大的收穫了。身邊的陸生朋友,雖然彼此的專業背景差異很大,和他們一起相處、參與活動的同時,帶給我很大的文化上思考改變。也因為他們的關係,我會幫旺報寫稿,有了這樣的訓練,觀察的視角也會和別人不同。


對兩岸媒體什麼樣的看法嗎?

  雖然我幫旺報寫稿,我對於旺報比較不熟悉,因為來臺灣對於不同的立場比較好奇,我看蘋果、自由反而比較多。我知道旺報都會報導大陸比較好的一面,但旺報已經比其他媒體的對中國的描述算是最接近我認識的中國了,相較於自由擁有立場的報導。但我們對於我們官媒的報導,會持著懷疑的態度,不太會全盤的接受。單就媒體手法而言,我反而不能接受蘋果對於羶色腥的報導方式,我覺得他們沒有考慮當事人的感受。


研究所畢業之後,是否有什麼樣的規劃呢?

  我會回中國工作,因為臺灣目前也有法律上的限制,不能留在臺灣。加上所上跟頂新集團有合作的關係,頂新集團的事業版圖重心在中國,所以也是未來考慮的方向。另外,加上臺灣理工科研究所只需要念兩年,相較大陸理工研究所需要三年,比之前的大學同學有多一年的時間可以準備,所以其實找工作上算是多了一點優勢,比較沒有太大找工作的焦慮。


有什麼話想說嗎?對於臺灣,你覺得那些地方可以更好?

  像三限六不政策上的限制,雖然一直都存在,但這兩年來比我們剛來的時候越來越有放寬的趨勢,我覺得比起其他在臺灣的大學的陸生,自己算是幸運的,因為臺大各方面的資源充足,僑陸組給的幫助也很大。但希望未來限制能更放寬。至於會不會推薦學弟妹臺灣念書,要看他們的想法,如果學弟妹跟我一樣都是屬於沒有對未來沒有特別想法的人,在臺灣念書給我最大的幫助是文化上的衝擊和廣度的增加。

2013年7月10日 星期三

陸生元年之後呢?──兩年過去之困境與檢討



◎ 歷史四 李盈佳


  2011年的新學年,我國政府正式開放中國留學生來臺。時間往前推進,種種問題浮現。他們問:為什麼我們的處境如此艱難?為什麼我們的所受到的待遇和其他學生差那麼多?

  還記得嗎?兩年前的夏季,在歷經長期的政策研擬之後,為迎接即將到來的、來自中國的多位研究生與大學部學生,我國各大學與高等教育相關單位正緊鑼密鼓的籌畫著、運作著。這兩年來,臺灣社會發生了許多事情,卻也倏忽即過。

  且讓我們回到中國學生正式來臺的那個學期初。就制度面來看,我國各級機關的態度並不一致:2011年所訂出的「三限六不」政策,處處限制著來自中國各地的學子們,明確將他們視為不同於外籍生、也不同於僑生的一個族群;也因此,千里迢迢來到異地求學的他們,很容易感受到明顯的差別待遇。

  而如果我們將視野拉近,看看就在我們身邊的臺大,將發現:因應中國學生來臺就讀政策的推動,校方也在2011年將隸屬於學生事務處的僑生輔導組(NTU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dvising Section)更名為僑生與陸生輔導組(Overseas Students Advising Division,簡稱僑陸組),並委請陸僑組負責辦理中國學生來臺就讀之相關事務;與此同時,來自其他國家的學生,仍與國際事務處(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保持密切關聯。



  從學務處轄下單位名稱的更易,我們看見臺大校方的態度:來自中國的學生,和外籍生身分不同、與僑生亦為相異群體。在這樣的態度下,同樣時刻來到同樣的校園求學,來自中國者與來自其他國家者既與不同的對口單位接洽,校園生活經驗實有所差異;那麼,是什麼樣的差異呢?根據我們的訪查,可以說是如人飲水、也可以說是因人而異。

  但事情並不這麼簡單。在學務處所實施的更名生效後,乍到的中國新生,與已有多年「傳統」的僑生,一起成為僑陸組的業務對象。隨著新學期的展開,來自各方的新生與舊生們漸漸熟稔;然而,在校園中的各個角落,尤其在遭遇主種種制度與規範時,中國學生除了明顯感受到與外籍生的不同外,亦不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僑生受到相同的凝視。

  倘若從現實面來談,經濟狀況較為許可的學生,與經濟狀況較為艱難的學生,在同樣的政策下所受的困擾程度並不相同;而在工作機會與獎學金請領等方面,來自中國也好、來自其他所在也罷,學子就是學子,所渴求與希冀的並無二致。我們確實看見中國學生在政策下的特殊處境。這樣的特殊性,也許有點微妙、也許並無大礙、也或許令人難堪;究其根源,眾聲紛紜。

  有人認為臺灣人害怕難與中國相抗衡,也有人揣度著民族情感的參與;有人點頭稱是,有人搖首斥責。相對於覓得「最佳」應對之道,猜想與評斷總是容易的;而在檢視「三限六不」政策的形成始末之後,我們發現種種預設與想像決定著政策的走向;兩岸政府之各持己見、我國內部國族認同之歧異,亦為留學政策之所以奇詭的根本原因。事實上,在當前中國與臺灣的關係之下,中國學生是難以和外籍生或僑生站在同樣位置上的;一切不平等與尷尬處境也因此幾乎無解。換句話說,中國學生的權益,將不斷受到損傷;而回到最基本的層面來談,作為同窗,學習權益的損傷並不為我們所樂見。

  兩年過去了。無論在2011年以前還是2013年的今天,從中國來到臺灣念書者,在身分定位上始終存在著特殊性;在意識到這樣的特殊性以後,也許我們可以問:對一個學生、同時也是一個簡簡單單的「人」而言,什麼樣的校園生活是理想的?什麼樣的人際關係是值得企盼的?什麼是大學生、研究生的體悟與成長?更重要的,面對我們所感知到的不平等、不合理,應該如何行動?這些問題,是值得我們想想的。

校園媒體與正常化社團──意識報社史2010-2011



◎政治B97 李芃萱(第三任社長)


  當時序推移至2010年,成立進入第三年的臺大意識報在先前的試驗與摸索中,已經大致有了固定的對外形象與運作模式。然而,在這一年當中,有守成亦有創新:意識報已經在先前學長姐的努力之下,在校內建立一定的品牌與知名度;然而,隨著社團規模漸漸擴大,社團運作上也需要以更好的方式來經營。因此,總體而言,意識報在這段期間雖然有創新之意圖;然而最大的努力目標,與其說是試圖開展新面貌,不如視之為在現有的挑戰之中,保存學長姐先前戮力經營的成果。

  新的學年中最大的改變,是在幹部的職務分派上,首次將總編輯與社長的職責分離,並分別由許月苓與我接任。往年皆由一人同時身兼刊物之總編與行政上的社長,並將行政事務分攤於副社長身上。因此,此一改變,可讓行政事務由社長一人專任,使總編能夠專心於帶領刊物一事之上。在行政幹部上,也做了更細膩的劃分:包括財務(社團帳目管理、申請補助、贊助)、活動(社課統籌與場地借用)、美編(排版、封面/插圖設計、攝影)、出版(印刷、校內/外派報、訂戶管理)、資訊(BBS等網路平臺之管理)總共五組,讓社員撰寫專題之同時分擔行政工作,以確保刊物能夠順利進行。其中,對刊物至關重要的美編組,也因為長期擔任美編的蘇品銓學長暫時卸下職務而人才告急;因此在暑假期間,便公開招募有興趣的排版、美編、校稿者,並由品銓開設排版課程。

  意識報一向以來就是以產出刊物為主要發展方向;然而以社團的角度而言,成員之間的經驗與對議題的背景知識往往是斷裂的。因此,為了使經驗能夠更有效地傳承,我們設計了「小社課」,以輕鬆、不拘謹的方式,介紹意識報的歷史、曾經處理過的各項議題、臺大行政組織介紹、臺大周邊文史介紹、以及編輯/採訪之技巧等等。希望透過這些課程,使社員不僅對認識議題、採訪、寫稿等等工作能夠更容易上手,也對意識報本身更加熟悉、產生認同感。

  然而在刊物的發展方向上,所占比重更大的是傳承,而非創新。首先,在刊物的方向上,意識報基本上維持上一學年所建立的刊物調性,在專題的規劃中貼近臺大與臺大學生,希望能夠藉由相關的議題,使讀者能夠對專題內容產生熟悉感,並進一步認同意識報、與刊物能有更多互動;鼓勵讀者可以在閱讀之餘,以實際行動參與生活周遭的事務,由此而促成改革與進步。在本學期最終完成的專題中,皆以當學期重要的事件(例如:新生性別季、研究生獎助學金與人文大樓建案)出發,討論其中種種問題與爭議。

  在議題上試圖貼近臺大的此一關懷,也反映在99學年暑假與寒假的社遊與特刊規劃上。暑假期間,我們並未按照以往的慣例,到較遠的地點社遊,而是將目光聚焦於臺大的日式宿舍區;不論是仍有人居、或是早已人去樓空,這些建築承載著大學與社區共同發展的記憶,對於仍在臺大就學的學生來說,與它們的關係是隱微卻密不可分的。在99-1的寒假,我們則探訪臺大位於竹北的校區,並延伸討論各大專院校、國家型計劃在竹北地區風起雲湧的圈地運動,以大學生的角度進行反省。

  在專題進行的形式上,仍然主要維持上一學年所訂下之編輯小組的運作模式,以約三至四人組成之編輯小組進行專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一般常態性的編輯小組以外,本學期在當時課活組劉子銘老師的建議之下,規劃了一個帶狀的專欄,希望以簡短的篇幅介紹校內的各種社團。

  雖說在上任之初便進行種種規劃,然而在本學期中,意識報面臨最大的挑戰,便是人才嚴重不足的問題。由於社員的個人生涯規劃,使得社團內出現明顯的斷層期,不僅有能力帶領專題進行的編輯明顯不足,較有經驗之社員的缺乏,以致於幹部往往必須要負擔較多、較繁雜的行政庶務;長期下來,使得許多原有的規劃難以推行。行政事務順利進行與否,也會連帶地影響到意識報的編輯與出刊;因此最後我們決定在寒假之後,重新改選主要幹部。

  在這一段時間當中,意識報面臨的主要是內部的調整問題。意識報身兼校園媒體與社團的雙重身分,對外出刊看似運作的重心;然而能否順利出刊,很大程度倚靠的卻是行政事務的順利運作,以及社員的向心力。這學期的種種改革看似不成功,然而卻能夠作為日後意識報繼續進步的借鑑與資糧。


2013年7月7日 星期日

有關「史丹福中心」在台灣及台大之探討


◎58級校友 黃墾德(筆名)



七號館於1983年改建為共同教學館前,屋旁有台大創校時種植的五棵琉球松,當時在史丹福中心研修中文的外國學員常在樹下溫書、休憩及聚敘。(該五樹因在改建工程進行時,遭工人將廢土和水泥漿棄至樹頭處,造成土壤劣化,致使其中兩棵凋亡;另三株亦曾枯萎,幸經園藝系師生搶救,終得生機。)


   台灣於一九六零年代,台灣大專院校的國際教育交流還不怎麼盛行;但在臺大校園行政大樓側邊五棵琉球松樹下,常見三五外國學生溫書、休憩及聚敘。他們是簡稱為「史丹福中心」(Stanford Center)「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IUP)學員。
   「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係於1963年由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康乃爾、普林斯頓、芝加哥、密西根、史丹福、西雅圖華盛頓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校聯合設置者。該十所大學俱為世界級之頂尖學府,學生素質優秀自不在話下;各該學校華語文資源豐富,如哈佛的燕京圖書館及與史丹福搭配的胡佛研究所都有數十萬冊之中文圖書、期刊及報紙。來台研習華文的學多不僅止於淺易之會話表達,有願深進至多種學術如漢學及應用如外交之領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