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3日 星期一

吟唱設計 釀造社區──紹興大吟釀

◎台大意識報





  昨天(22日)下午在紹興社區舉辦「紹興大吟釀」的活動。這是台大社會系吳嘉苓老師與台科大工業設計系蔡敦仁老師合開的「設計與社會」課程成果展,展出了學生在這門課中的設計成果。

  當天活動先由開課老師、紹興學程及社區主委等人致詞為活動揭開序幕,再由紹興學程的成員帶大家導覽社區,之後大家回到展覽現場,由設計者進行這門課的設計成果導覽與解說。接著修課同學在車庫進行小沙龍,暢談設計發想、討論各組設計如何變得更好。活動最後進行的「興願工作坊」來自其中一組的設計發想,製作的方法是將玻璃瓶切割後填充蠟燭,並裝入巧心設計的紙材包裝中。設計出「興願」手工蠟燭的同學,也同時思考蠟燭成為商品的可能性,希望之後可以由居民製作、販售蠟燭,進而改善社區經濟。



「興願」手工蠟燭。該組同學活用社區的廢棄玻璃瓶,做成盛裝蠟燭的容器,燃盡蠟燭的玻璃瓶還可以做成筆筒,未來希望販售給咖啡廳、手工藝品商店等,改善社區經濟。(圖/取自紹興學程@紹興社區)



  在設計與社會的課程中,前六周由吳老師和蔡老師講授社會學與設計的基本理論,隨後進行小型設計作業。學期中,由紹興學程成員為學生導覽、實際踏訪社區,之後以open space的方式,由學生發起主題再依興趣自由分組,最後由各組自行完成設計。

  設計的發想便是依據學期中田野調查的觀察;台科大商業設計系學生張雅婷也指出,這是她第一次的田野經驗,系上的訓練主要依據使用者調查或是設計者自行發想,而這次的設計「一定要動身」。此外,在本次活動之前,也在社區舉辦了工作坊,讓居民提供意見,供學生作為修改設計的依據,以貼合居民的生活習慣。社區主委認為,設計作品為實用導向也帶有環保意識,很貼近生活,不過主要是帶有社區整體意象的公共空間設施,並沒有涵蓋個別家戶背後的特別經驗與故事。

  此外,紹興學程做為課程與社區的橋樑,也為工作坊的舉辦提供不少協助。吳老師曾與學程成員討論課綱,因此加入工作坊的活動,提前告訴居民學生想做什麼,並且將以簡報進行的評圖改為園遊會形式的工作坊展覽。此外,他們也向學生分享自己的經驗,諸如時間安排、活動宣傳、如何吸引居民參與,以更合適的方式與居民溝通、互動。

            


                 
圖為「設計與社會」課程中其中一組的成果呈現,該組利用廢棄的利樂包組合為一個環保的照明設施,以「興」字做為作品的設計意象,每一個利樂包的鏤空都代表社區生活的其中一部份。該組同學也希望可以放在社區一隅,改善社區照明。(圖/蕭米棋)



除了與紹興社區的合作經驗,課程內部的學生也因為背景不同產生不少交流,看見各自系所的侷限並企求突破。台科大工業設計系學生鄭文凱表示,傳統工業設計主要重視產品本身問題的解決,像是產品的設計外形須符合機能,但許多問題並不能夠就此解決,必須注重人的成分,這堂課將社會學的概念加入工業設計,擴大思考設計與人、群體、商業模式的關係,更能回應現代社會的需求。台科大建築系學生陳乃嘉認為,系內著重技巧和學識的精進,建築學習變成個人成就的展現,但這項專業創造的空間「應該是與人息息相關又最緊密、最基本的」,這堂課的學習讓她感到「比較踏實、比較真實」。台大社會系學生石孟潔則因為這堂課,認為設計是可以作為社會學實踐的方式,並更積極地思考「社會學如何走入人群」。
蔡敦仁老師表示,在紹興這種有歷史文化與多族群的社區做設計的課程,一種微型的變化,出於解決社區的問題,並藉由設計回應居民的需求,而不是傳統的工業設計思維;此外,台科大的蟾蜍山議題還沒結束,在這門課與紹興學程合作是很好的。吳嘉苓老師認為,社會系關心的就是「台灣的人的多樣性」,所以這堂課最大的不同就是「用設計作為介入的方法」;對設計界來說,需要回答一些問題,例如設計是不是只為商業服務?藉由這堂課的作業,引導他們設計的方向,注重為了公民的設計。另外,到場支持活動的台大地理系周素卿老師認為,台灣教育長期缺乏追求自主創造的要素,這堂課並不是創新,只是台灣教育缺乏的一塊,希望這類型的教育成為主流。






桃花源,你將航向何方?──公審航空城大遊行


◎台大意識報


  今日(06/22)早上八點半,「公審航空城」遊行於桃園火車站集合。這是近二十年桃園首度在地團體自主發起的抗爭遊行,以「反貪腐、反迫遷、反洗腦、要聽證」為四大訴求,自站前的中正路,至景福宮繞行一圈後,沿著中山東路直往縣政府。除發起者桃園在地聯盟、航空城反迫遷聯盟及桃園縣教育產業工會外,現場亦有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農村陣線、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捷運A7站自救會、全國反迫遷連線等多個團體助陣。

       早上八點半,「公審航空城」遊行於桃園火車站集合。


  自2012年起,航空城居民的反迫遷之路,已走了超過兩年。日前八德合宜住宅弊案爆發,使此事再次成為焦點,涉案的葉世文、蔡仁惠及遠雄集團等,皆是航空城計畫的重要推手,令人質疑這一強徵四千七百多公頃土地、耗費全台人民五千多億納稅錢的計畫,還剩下多少公共利益的正當性。


  反迫遷聯盟成員表示,營建署的審議始終閉門進行,曾任縣長的委員廖正井,日前指著在營建署抗爭的居民鼻子叫「反對的不是居民、滾出去!」吳志揚縣長「先建後拆」的承諾,後來也成了謊言,將有三個村落的居民成為犧牲者。無視居住正義的航空城,如今政府卻要將其納入國中小教材案,試圖對民眾進行洗腦教育。


  賴中強律師表示,「國家總說『有發展對大家都有利』,然而我們該關心的是,這塊利益的餅如何畫分。如果仍是少數人踩著眾人的權益得利,我們有權拒絕這樣的發展。」政府選擇另建第三跑道,而非改善現有跑道營運的多處殘缺。為了使高鐵計畫區的建物高度能不受飛航管制,放棄東南側原有的空軍跑道,額外徵收西北側土地,然而,該處鄰近沙崙油田,且為三口大埤塘所在,地質並不適合跑道建設。跑道僅須六百多公頃,徵收範圍畫了四千七百多公頃;既有的客運園區、青埔特區,目前發展率其實仍很低,透過偽造數據,才使航空城通過擴大都市計畫「既有計畫人口居住率達80%」之法定門檻。此外,徵收區內的農地從原有540公頃,被削至6.5公頃,影響國內已持續下降的糧食自給率。缺乏埤塘水網的完整規劃,大量填平埤塘淪為炒地工具,也將嚴重破壞當地的土地生態。這場號稱台灣「四五十年內最重要」的建設,還藏著哪些不必要的犧牲,需要公開聽證以供檢視。



           以六步一跪的方式莊嚴的表達訴求。


  繞行縣府廣場的路段,隊伍前端的民眾以「六步一跪」的方式行進。「六步一跪」並非跪求粗暴的政府,而是希望以莊嚴的形式向土地致敬、喚醒社會大眾的意識;並懇求鄰舍不因政府的操弄而分化,團結起來爭取透明、合理的發展決策。然而贊成航空城的村長及居民,已經包了一台遊覽車來到縣府,高舉「加速通過航空城」的標語擋住遊行去路。雙方在縣府門口,隔著警察的人牆對峙,抗爭學生喊:「你們賺了錢,有人會沒地方住,你們知不知道?」對方則表示:「不是當地人沒資格對航空城說話、決定當地的命運!」


  被阻擋的隊伍就地靜坐,要求官員出來接受陳情,縣府卻只派了城鄉局的科長出來應對,使居民的不滿情緒升高。現場與廣場外的指揮車距離太遠,導致麥克風失去作用,領隊者無法控場,居民一度將贊成的民眾包圍起來,幸而未發生嚴重衝突。和指揮車會合後,領隊者向民眾預告下周二(6/24)於營建署阻擋審議大會的行動;最後,遊行以眾人合唱做結。



          支持與反對航空城群眾在縣府廣場前對峙。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執行秘書王寶萱認為,今日警察的執法十分離譜。遊行已申請合法路權,警察的職責應是維護遊行隊伍的順利行進,但在六步一跪時,他們卻以「有車要過」等理由挑釁、干擾。再者,當初縣府以官方水蜜桃活動為由,駁回聯盟在廣場的集會申請,今天卻放任另一個也明顯是「集會」、未經申請核准的團體,阻擋抗爭遊行的路權。「警方違反現行集遊法,『不核准集會須告知理由』。且根據大法官解釋718號,緊急或是臨時的集會,是不能不核准的,他們不該拿已經違憲的法條規範我們。」


  至於一度將贊成者包圍的狀況,王寶萱表示,本來希望遊行和諧莊嚴的結束,若麥克風的使用正常,他們也不樂意見到如此。「我們知道長期以來,大園因為機場而發展受限,過得很辛苦,我們要的就是自己決定自己土地該發展的樣子,要公開聽證,讓他們知道自己在喊「支持航空城」的時候,那個「航空城」到底是什麼;也希望他們尊重「整個」航空城區的所有居民,至少要讓他們知道為什麼會被拆,拆得合情合理。政府始終放任、甚至刻意造成當地居民的分化,我們的六步一跪,也是懇請鄉親能團結起來。」


  桃園在地聯盟的潘忠政老師表示,今天的人潮比預期的多,「除了原本就在反迫遷的團體,也看到一些生面孔,默默走在隊伍中。」航空城議題尚未在桃園發酵起來,但公部門也不是沒感覺到壓力,為了航向真正合理、清楚的桃花源願景,居民與社運團體的抗爭,還會繼續下去。



(文中照片為記者施以德、陳亭瑄攝影。)

2014年6月14日 星期六

校務會議快訊 台大聯盟、陳文成廣場、召警諮詢、在職學習







◎台大意識報


  今日(6/14),於二活國際會議廳舉辦10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也是這個學年度最後一次。由楊泮池校擔任主席開場,講解目前以來學校事務大概的方向,包括為促進學術交流而與臺師大、臺科大推動三校聯盟,網路課程上也大力推廣cousera的線上華語課程,還有加強產學接軌的台大實習計畫等等。會中主要討論與其他大學成立台大聯盟事宜、陳文成紀念廣場命名案、召警諮詢小組成立案及進修部推動的商管在職研究所。

台大聯盟成立案

  台大、台師大與台科大成立「國立台灣大學聯盟」一案於5月20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今日針對意向書再於校務會議提案報告。由行政副校長張慶瑞報告三校合作內容,包括跨校選課、圖書資源分享及整合、合作進行學術研究,並共同舉辦招生宣導、國際交流及學生社團、提育競賽等活動(附件一)。

  學生會長李心文表示,意向書內容的第一、四、六項是行政會議討論,無學生代表出席或列席,希望學生代表能一同討論備忘錄;並詢問招生宣導的主體為何?以及跨校選課和共同舉辦活動的經費、場地的配套措施?張副校長回應,招生宣導希望以研究所為主,因為大學部牽涉到政府政策。跨校選課的部分則會和教務長協調細部處理方式,網路上會公布各校選課內容,並保留本校學生優先權。至於學生代表的參與,張副校長表示,學生會當時的回應是遇到改選,希望延後參與討論。然而,學生會長李心文表示,當時的信件主題並沒註明討論內容,而是與國北教的合作案。張副校長承諾,以後行政會議的討論內容與學生相關,都將請學生列席。

附件一

陳文成紀念廣場

  學生會長首先說明,24屆曾提案設置紀念碑,討論了兩個多小時交付現場表決,但表決標的在表決後才修正為寫入校史,與原先提案精神不符,無法讓師生認識陳文成事件,希望透過廣場命名並加上說明以及官方版地圖的標示。研協會長戴瑋珊進一步說明,今年學生會與研協於5/31共同舉辦的湖說音樂節上,募集了約300封信件學生及校友的聯署書;她期望命名陳文成紀念廣場,記住戒嚴的歷史,才能認識現在、面對未來。社科院邱榮舉教授表示非常贊同,四六事件與哲學系事件皆已平反,228紀念碑也標誌著「永不再犯」,而台灣作為人權、民主、法治國家,希望「台大能走在前面」,重視人權教育及轉型正義。

  會議中對於是否以「陳文成」個人名義命名,以及事件「真相不明」的處理多所討論。生農學院江文章教授贊成此提案,但因此案件「真相不明」,認為應將「台大校友遭受政治迫害」的字句拿掉。生農院官俊榮教授贊成紀念事蹟,但因台大是學術大學而對廣場命名的方式持保留態度,並表示哲學系事件並沒有立碑,認為處理方式應有合理性與一致性,再者,若設置紀念廣場使不認識陳文成的人也要有同樣的感受,會產生被強迫的感覺;此外,在公共空間的命名上,不必經官方認定,可經由口耳相傳讓「陳文成紀念廣場」成為習慣。

  文學院院長陳弱水教授指出,「真相不明是案件的一部份」,無法查明案件是有原因的,且陳文成的一生與此事件相連,仍偏好以「陳文成」為廣場命名。歷史系周婉窈教授更指出,立碑紀念是落實轉型正義四大工程中最容易做到的,轉型正義是否落實的關鍵,在於能否維護民主、自由、人權,期許過往的錯誤不再發生、社會不倒退而是更加美好。最後,楊泮池校長做出決議:原則同意、校規小組訂定校園開放空間館舍命名原則、紀念陳文成校友相關問題依前項空間命營原則處理。而在原則訂定之前,校方支持學生的作法及相關活動。

召警入校?!

  2012年底台大校慶,學生組織集會遊行,為表達對於校方處理紹興社區手段和態度的不滿。因此,前校長李嗣涔於校慶當天以維持校園安全和師生權益的理由召警入校,引起各界批判。前學生會長林韋翰,即在校務會議提請就相關問題討論。當時決議由行政副校長、總務長、學生代表等組成特別委員會(附件二),檢討後再提校務會議報告。[1]

  這次由校長所提議案中的作業要點,主要包括:諮詢小組由校長指派之行政人員一名、法律學院院長推薦之人權學者專家一名、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一名及學生代表二名組成。若校長之決議[2]與諮詢小組有出入便得在事後提校務會議討論。社科院邱榮舉教授表示,前校長傅斯年對於人權校園安全的重視,保障教職員學生權益的精神應該要傳承下去。而就事件發生的脈絡,學校各級單位都有許多處理辦法能夠回應學生的訴求,召警只是為了彌補校方之前疏忽不得已的最後措施,在李前校長道歉之後,現在開始制定這樣的制度,是對於自由的價值的重大損傷。「萬萬不可啊!白恐校園政治事件台大已是龍頭,台大一制定相關法案,可能會發生骨牌效應。」邱教授說。社會系陳東升教授更強調,基本精神應是校長在做出決議前諮詢對象是否具有足夠的人權相關知識。生農院官俊榮教授表示,「看到提案標題時嚇了一大跳」,社會對於集會遊行法已有許多批判,文字中更不限是集會遊行的場合,台大校園難道要重啟爭議嗎?且委員會對於59條沒有技術性的支持,根本沒有設立的必要。若按此決議,傳出去對台大絕對會造成聲譽的影響。逕後,主席楊校長即宣布此提案直接撤除。

附件二

增設商管在職研究所學程

  其後,會議中由進修推廣部所提的增設「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當中討論到未提供在職人士的學習需求,希望能在竹北校區推動此學程,由進修推廣部推動,希望整合工館、會計、國企、資管、商研等的資源,同時能擴大台灣大學在桃竹苗的影響力,並活絡竹北校區的運作,相輔相成。在課程規劃的部份,強調在職人員和產學連結,所以課程都以實際操作為主要原則,學術性的理論則會相對較少,論文的方向相較於原本商管學院也會較少學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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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大校務會議線上討論區 https://mis.cc.ntu.edu.tw/aca3_meeting/asp/Reply.asp?TitleID=936
[2] 可參考國立台灣大學組織規程第五十九條:「除本大學駐衛警察外,軍、警未經校長委請或同意,不得進入校園,但追捕現行犯者,不在此限。校園安全維護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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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3日 星期五

意識報070刊目錄



水源專題

如果河流會說話──臺北水源地歷史的三枚拼圖               ◎鄭崴、張欣嘉、吳璠


導生制度專題

導生制度是什麼,能吃嗎?                            ◎康晢暐

聽,同學們怎麼說導生制度                            ◎李佳穎

除了吃,導師還能做什麼?                            ◎曾子家

採訪筆記:勾勒導生制度下的導師群像                       ◎蕭米棋


校園意語

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自主──專訪Free the girls成員周沛磬、楊予潼              ◎陳亭瑄


意識報社史

用創意扭轉困境──意識報社史2011-2012            ◎董昱、賴昱安、林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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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札記

<水源專題>

  各位聽眾大家好,今晚臺大意識電台「深夜寫稿不寂寞」節目,將為大家帶來的最後一首歌,是美國芝加哥首席流行藍調樂團 The Chi-Lites 的〈A Letter to Myself〉(1973)。

  從小在公館水源嘉禾新村長大的眷村第二代鄔紹輝說,這是他少年時期,家庭舞會永遠的第一首歌。他妹妹愛跳舞,總是辦舞會,而他一向負責擔任舞會 DJ、在舞廳一角放黑膠唱片。轉眼四十年過去了,嘉禾新村最快今年夏天就要拆除,居民們將搬離新店溪旁、永春街巷弄內的僻靜小眷村,由政府安置到中華路二段的公寓大廈。

  事實上這幾年來,公館水源週邊的生活樣貌,也早已和鄔紹輝童年時期大為不同了。

  各位聽眾,你想像過四十年前、一百年前、甚至兩千年前的公館水源長什麼樣子嗎?你曾經探索過今日的新店溪沿岸嗎?

  去年(2013),臺大人類學系陳伯楨老師在臉書 po 文:「臺大人類學系史上距離系館最近的發掘開工了!從遺址走到系館只要 30 秒!」學生臉友們紛紛驚呼「真的假的!」
我們也不例外。考古試掘坑發掘後,伯楨師向我們「導讀」地層訴說的歷史,我們這才發現,原來,公館水源值得我們驚呼的秘密故事這麼多。

  期盼我們經歷多次走訪、爬文獻、無數不眠寫稿的夜晚,而終於完成的「水源初探」,也能夠引發你的驚呼「真的假的!」然後鼓動起你探索的欲望,親身走訪那些的故事場景。

(文/水源專題執行編輯 吳璠)


<導生制度專題>

  農經系的 H 是我的第一個受訪者,他聽過同學們抱怨「這學期只吃一次導生宴」、「我只吃了一次西堤」、「魯山人太難吃」,而他最想說的是:「三年來我都沒有吃過導生宴。」訪談結束後他問我的行程,我剛好要去參加導生宴。

  導生宴不是重點,H 說他和同學們好奇的是導生費的去向。H 跟我說,他在 NTU版發文被噓,和導師、系主任反應過後都沒有太積極的回應;之所以願意接受訪問,是認為意識報作為一個校園媒體,讓事情被報導出來是一個新管道。我想起意識報的創社學姐孫有蓉曾經提到,意識報作為一個學生刊物,是要提供一個交流、對話的平台。當初之所以會想探討導生制度,是因為看見、聽聞同學們的經驗,而我所學習的社會學告訴我,個人的煩惱與困擾經常關聯到集體的制度形成,我想,同學們所遇到的問題不應該只是在 NTU 版或自己的臉書(最新的管道還有「黑特台大」)發洩,應該使其成為一個公共的、可討論的議題。這是意識報的初衷,也是我寫作這個專題報導的原因。

  我期待,我們的報導可以讓不同的聲音被聽見。縱使導生制度僅是校園當中枝微末節、茶餘飯後的話題,但是去呈現問題的所在,是校園民主化的開始,也是公共領域的開端。

(文/導生制度專題執行編輯 李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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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2日 星期四

如果河流會說話──臺北水源地歷史的三枚拼圖







◎鄭崴、張欣嘉、吳璠

引言

  去年(2013),臺大人類學系博士生在系館旁的草坪上散步時,意外撿到陶片,經人類學系判斷為鐵器時代的十三行文化所遺留,距今一千多年歷史。10月正式試掘後,人類學系發現該地不只有史前時代十三行文化遺址的陶片層、清治時期的漢人水田遺跡,於部分區域的陶片層上方,還留有日治時期堆疊成金字塔型的地基。該地基所屬之建物在國防醫學院進駐後,則作為護理大樓使用。

  每一個試掘坑的地層,都猶如公館水源千年記憶的濃縮。這些發現點燃了我們對這一帶過往歷史的好奇心,開始著手進行相關文獻的蒐集與訪談,希望能拼湊出不同時代水源人的生活樣貌。

  現在,就請各位跟著我們一起走出總區校門,往新店溪河岸的方向走,開啓這趟水源身世之旅吧!

本專題聚焦的地理範圍,位在今日臺灣大學與新店溪畔之間。(圖片來源/Google Map )

1928年的臺灣高等農林學校校園(臺灣大學現址)(資料來源/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1928年從蟾蜍山眺望臺北高等農林學校(今臺灣大學)(資料來源/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臺大人類學系助理教授陳伯楨(左一)說,以前的考古學家通常會將近現代的建築當做現代擾亂,所以傾向直接忽略,但現在這種觀點慢慢在改變,考古學界開始會去注意近代歷史的演變過程。(攝影/吳璠)


<拼圖1:太陽旗下的現代化都市工程──自來水系統與公園>

今日位在公館思源街1號的臺北自來水園區,前身是臺北水源唧筒室。從這張攝於1918年的照片可以看出,當時的公館地貌以農田為主,因此位在照片左上角的歐風建築「臺北水源唧筒室」(今日的自來水博物館),就顯得特別醒目。(圖片來源/臺灣舊照片網路資料庫)

  在前述十三行文化時期與日治時期之間,能掌握的史料相當少。少數確定的線索是,漢人最早進入公館地區開墾的時間,可以從寶藏巖觀音亭興建的時間看出端倪。歷經社運團體奔走,在2004年被臺北市政府認定為「歷史建築」,而得以保存建築風貌的寶藏巖聚落,社區內的佛寺「觀音亭」興建於1681年,可見此地最遲在十七世紀已有漢人拓墾的蹤跡。其後,於1740年,郭錫瑠從新店溪引水,開鑿水圳,建立了日後稱為「瑠公圳」的重要灌溉水道系統。

  1895年清廷將台灣割讓與日本後,「順利開進臺北城的日本統治者,最大的困擾並不是游擊隊的抵抗,而是不明不白死於台灣的威脅,熱病就是這種威脅的典型」,蘇碩斌在《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中描述道,日本殖民政府在明治維新時代,已經逐漸透過西方現代醫學,掌握疾病科學知識,而在接手有「瘴癘之鄉」之稱的台灣後,陌生島嶼上流行病的威脅,就像一個未知的死亡黑洞。這促使日本政府對臺北的早期都市建設,都聚焦在公共衛生上。其中自來水道工程就是最具體、也最重要的硬體規劃之一。

  統治初期,殖民政府特別聘請英國工程師爸爾登(William K. Burton)籌劃台灣地區水道設計。日人接受了爸爾登的建議,利用台北盆地東南地勢較高,並往西南地區遞減的形式,透過重力輸送水源,並選定今天公館觀音山腳下新店溪畔為水源地,建立現代化的水道系統。事實上一直到30多年前,臺北市自來水廠還是在公館附近的新店溪畔取水,後來才因水質日益惡化,於1977年將取水口上移至青潭堰。


<拼圖2:國防醫學院的怒目少年>

  今日的臺大水源校區,日治時期為日本陸軍砲兵聯營舍。戰後,隨著國共內戰情勢告急,國防醫學院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起初進駐碧潭清風園,幾個月後就搬到公館水源地復校。直到1999年,國防醫學院再度遷校至內湖,水源校區方才演變為臺大水源校區。

  因此在1949年至1999年之間,台大與國防醫學院是毗鄰的校園,但是各自的校風差異頗大,國防醫學院的校風是相對封閉的:軍校中不允許社團,學生想要聽話劇或是歌唱,都必須到台大來;他們所允許的社團組織只有同鄉會,如山東同鄉會。而那時大部分的國防醫學院師生都是外省籍,絕大多數有流亡的經驗,第一屆只有一個本省學生。

  當時水源地河岸一帶大部分都是射擊場和刑場,像是靠近青年公園的馬場町、水源地行刑場。1950年代之後,在水源地刑場槍決的人數漸多,諷刺的是,槍口指向的方向恰恰好與當時國防醫學院學生宿舍遙遙相對,因此當時的學生是可以清楚看到被槍決的政治犯。此外,由於當時國防醫學系的大體解剖課缺乏大體老師,因此當時槍決之後,無人認領的屍體便運送到國防醫學院來當作教材。也就是說,當時國防醫學院的學生,往往是直接在宿舍目睹政治犯在河岸被槍決,隨後可能就在解剖課上以其大體為解剖對象。這樣的情形,後來導致了一件非常戲劇性的事件。

  當時國防醫學院的操場有三個大倉庫,其中有許多軍醫器材。國防醫學院學生想要保護這些財產,便成立了地下自治會,希望倘若戰爭發生,可以藉此保護老師、同學以及學校財產;同時,也有不少學生開始喜歡聚集在後山閱讀左派的書籍,思考社會、政治的議題。

  當時就讀藥科的學生霍振江,成立了一個很特別的讀書會,叫做「錶」,號召許多學弟學妹一起讀書,靠著每個人捐贈自己的書來維持。當時他們很喜歡看一些左翼、無政府主義的書籍。後來讀書會太過招搖,被官方盯上,霍振江被捕。

  之後,霍振江在水源地行刑場被槍決,家鄉在河北的他隻身在臺,無親友能替他收屍,就被送回國防醫學院,成為同班同學的大體解剖教材。此事震驚國防醫學院,甚至有女同學因此到後山上吊自殺。此後國防醫學院才開始拒絕收政治犯的大體。

  這是1952年8月5日判決的「國防醫學院『自治會』與『讀書會』霍振江等案」。林傳凱所撰之〈澎湖山東流亡師生案〉文中指出:「本案共判決二十六人,其中案首藥科學生霍振江初判十年,後送至總統府改判死刑。判決的理由,是因為霍振江於北京讀書時,曾參加學生運動,加入共黨;來台後雖已與上級斷了連絡,卻仍在校內組織讀書會,因此應處以極刑。」組織成員被抓、甚至處決之後,對當時的國防醫學院造成嚴重衝擊。長期投入研究戰後地下黨運動的臺大社會所博士生林傳凱,就描述那個時代中的國防醫學院,「籠罩在一種灰濛的氣氛之下。」

臺北水道水道町水源地平面圖(1909)
(資料來源/《追尋都市史之足跡──臺北「近代都市」之構成》)






















<拼圖3:永春不永春?──違建戶與眷村的拆遷與安置>

嘉禾社區的居民分享童年時期在社區成長的老照片。(攝影/吳璠)

許多社區居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看到老照片就追憶起童年時光。
(攝影/吳璠)

嘉禾社區中還留有日治時期興建的木構老宅,可能即將在今年夏天面臨拆除的命運。
(攝影/吳璠)

何來永春?

  40年代末期,跟隨國民黨來的政治移民大量入籍台灣,政府採用安置政策來處理大量軍人的居住問題,就將水源地區規劃了供給軍眷的「眷村」,但卻也並非所有的軍人皆可獲得政府規劃的土地,部分士兵就在列管眷村附近的廢棄地,如河岸邊或者周遭的畸零地上搭建違章建築作為臨時的住所。而後,大量都市化後產生的城鄉移民也進入了台北地區,所以現今永春街超過一半的居民皆是南部人、本省人。人稱「萬來伯」、從青年至今都住在永春街、長期擔任工地工頭的陳萬來說,大約60年代,他還是18歲時就自己上台北打拼討生活,當初就是跟叔叔一起住在街上自己搭蓋的房舍裡面。

  民國88年,九二一大地震發生之後,台北市政府打算積極發展防災政策,除此之外更計畫在市區的每一個行政區,各建置一處「防災公園」[1],規劃緊急救援道路和大型避難場所,預備重大災難時的安置、指揮、調度據點。其中一個預定地就座落在汀洲路到河濱公園之間,涵蓋了永春街的所在地。非居住於眷村的永春街居民,因此面臨迫遷的危機,無法得到國家的安置和補償,生計與居住權都受到嚴峻的威脅。在里民向當局抗議、強力爭取之後,北市政府(當時為馬英九擔任市長)承諾要提供專案住宅區,供富水里一帶約四百戶居民搬遷居住。

  孰料,在2011年台北市取得2017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的主辦權一年之後,政策急轉彎,由郝龍斌帶頭的台北市政府,卻忽視前任首長的承諾,擅自將都更規劃圖裡面的專案住宅區,改成體育場用地,而現在的住宅區則依舊是公園預定地。當時的居民組織自救會,也尋求立委的協助。最後,在2012年底,政府妥協,變更了原本的都市計畫案,將另覓場地興建世大運的運動場,並將土地轉回專案住宅地。

在拆與不拆之間

  從思源街街底轉入永春街,左手邊靠近河濱公園一側主要是違建戶,而對街則是列管的眷村「嘉禾新村」。嘉禾新村的居民鄔紹輝表示,依據現在的公告,他們最快將會在今年夏天,遷往位於中華路上的公寓大廈,鄔紹輝說:「房子很多地方都已經漏(水)了,但是因為政府說要拆遷,所以也捨不得花錢整修。」但是房子究竟什麼時候搬?

  隔著一條街,另一側違建戶則因為沒有地契,「迫遷」始終是他們眼前的未爆彈。先前政府雖已承諾了安置住宅,但遲遲沒有下文,居民萬里伯因此無奈地表示:「其實我們也不知道能住到什麼時候。」畢竟政府跳票的情形也是屢見不鮮。

  低矮的住宅群背後可以望見台大水源校區裡面新落成的卓越一期大樓,屆時將面臨街的一側房屋全數拆除並變成工地,剩下違建群和建商的綠色鐵皮對望的景象。永春街裡面斑駁的牆壁和剝落的油漆,彷彿吶喊著這條街崎嶇的生命,難道這一切也終將被湮滅,徒存照片中黑白的歷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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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北市防災公園宣傳摺頁




現在在平溪老家當自耕農的林民豐,年輕時很少待在臺北,喜歡平溪山上的生活,但由於老婆帶著孩子在臺北打工,居住在永春街,所以「家」一部份仍然扎根在此。現在是因為想幫忙帶孫子,所以長住在這。他笑著說,只要天氣一熱還是會馬上車子一開就想回平溪啦。
(攝影/吳璠)

人稱萬來伯的陳萬來,形容違建區這邊是「五湖四海皆兄弟」。
(攝影/吳璠)

導生制度是什麼,能吃嗎?







◎康晢暐

  從小學到高中,導師的工作大同小異;現代雙薪家庭成為趨勢,一天之中,與導師見面的時間可能多於父母,因此,小到個人感情狀況,大至選校選系,大家或多或少一定有與導師談論的經驗,上大學前,導師對學生的影響佔有一定的比重。

  在大學階段,學習方式產生極大落差,經歷重大升學壓力後,很多人開始專注在「人生的學習」,此時,學生的注意力從繁重的課業上轉移,不同的學習模式亦提供我們許多獨處的時間,思考人生意義、價值,正是學生價值觀、人格形塑的重要時期;這些問題模糊、沒有標準答案,更非幾字幾句、幾天幾夜可以找出解答,有人甚至花了一輩子尋找。

  「本校為落實導師制度,輔導學生養成健全人格,依據教師法第 17 條訂定本辦法」──《國立臺灣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第一條。台大導師制實施辦法規定:導師的職責在於輔導導生專業學習與選課規劃、生涯發展及生活適應,因此會安排「導師辦公室」時間,並定期與導生聚會,以了解導生、增進師生情誼。平時協助導生處理身心、學業或生活上之危急狀況。

  導師制度起源於古希臘時期,歷經文藝復興時期發展,演進至今,其目的始終如一──輔導學生養成健全人格,英國牛津、劍橋大學為近代大學導師制度仿效對象,導師參與學生下午的體育競賽、晚餐,教學內容鑲嵌於生活中的點滴。然而,台灣評鑑大學的標準以研究成果多寡決定,而教授升等方法也是看論文的產量,均異於國外大學,於是,台大教授大多花 70%以上的時間做研究,迎合了大學評鑑方式與自身升等,剩餘的 30% 才分配給教學或學生,教學都如此困難了,哪有時間與學生朝夕相處呢?

  問問來自不同學校的朋友,導師與學生間的接觸並不頻繁,其中不乏貌似玩笑的比喻「導師的功用喔……可以吃導生宴吧!」想當然爾,學校對此現象有所體察,於是出現各種方法增進導生間互動,清大使用「導師密碼」──學生選課前,需自行列印修課列表與老師討論,取得「導師密碼」後才能選課。台大也不遑多讓,開設新生專題課程以彌補導生制度的缺漏,課堂老師與學生討論大學生活的意義、如何選擇社團、面對挫折的態度、感情關係等人生問題。

  台大目前運作方式,各系由一名學生代表與系上教師組成導師工作委員會,系主任為常任委員,加上校長聘任的主委,制定導師工作細則、編列導生活動預算、推薦導師人選,並由校長聘任導師,召開導師工作會議、監督推動導生活動。至於運作情況如何,更是需要關心的課題。

聽,同學們怎麼說導生制度







◎李佳穎

//農經系的H今年已經大三,系上依單雙號拆成兩班,他是單號班代,因此在大一的時候就開始負責聯絡導生宴。他的導師是大一必修課的老師,老師直接在課堂上說明不會舉辦導生宴,同學們好奇導生費的流向,因此與老師討論,於是老師送給學生低於770元導生費的隨身碟,不過逾期不得領取。H曾經再與老師討論此事,老師則以曾在班上公開說明為由,沒有進一步的解釋。甚至,H認為因為自己一直追問導生費與導生宴的事情,當他在課堂上對考試的答案提出疑問時,老師才會不友善地回應:「沒給你零分已經不錯了!」第二年,老師依然沒有舉辦導生宴,而且當H再度詢問導生費相關事宜時,老師生氣地表示已經不舉辦導生宴,「你不高興可以換導師」,卻仍舊沒有解釋導生費的流向。大三的時候,同學曾經詢問服務學習抵免的事情,並沒有得到回覆;H轉向新選出的系主任反應,系主任以「老師可能有更好的用途」、「老師可能把經費用於研究」等理由回答。單號班的同學也已經死心,心裡想著,大學四年來都是沒有導師照顧的學生。
//昱豪是今年社工系大二的學生。社工系一個年級會分三個班,每個班約15至20人,四年是同一個導師。老師的帶班風格是每學期一次導生宴,而且在大一上的時候,老師主動要求與每位同學在導生宴可以單獨談話一次,希望可以更了解學生。導生宴中,會和老師討論出國、生涯規劃、社團活動等話題,沒有太多限制。昱豪提到,系上的王麗容老師的導生聚會是機構參訪,開放給整個年級的同學,並不限自己的導生參加,並由同學決定地點。因此在大一的時候是去參訪陽明養護中心,大二則是到土城看守所,但他因為時間湊不上,就沒有參加。他認為未來若有實習、課業相關問題,他會找該領域的老師。

  學校各系皆有導師工作委員會,而導生制度也不盡相同,並非牢不可動。H後來因為修課的關係,與經濟學系的老師接觸較多,也開始和老師討論生涯規劃、學術發展等其他同學向導師詢問的問題;另外,也有同學參與其他班級的導生宴。曾就讀物理系的廖國鈞也提到:「雖然與導師互動良好,但他在遇到課業、生涯規劃等問題時,還是會找相關領域的老師討論。」學校導生制度雖規定導師與導生必須定期聚會,讓同學的身心、學業或生活問題有一個出口,然而「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遇到問題,也未必只有導師可以解決,學生仍能判斷情境,試圖為自己的困惑找到解方。

表一、學生有無找過導師

  縱使學校老師眾多,也都樂意協助,但大多數的同學都認同導生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在回收的187份問卷[1]當中可以發現,有117位同學在導生聚會以外的時間去找過導師,詢問學校課業、學術研究、生涯規劃等問題,也有感情諮詢及尋求獎學金、出國交換申請等行政資源,其中又以詢問學校課業最多,高達82人(表一)。對於較為害羞的同學來說,透過聚會的方式聽到其他同學的問題,也思考自己,或者可以從別人的提問當中,見到老師的學思歷程。有些導師也會利用導生宴的時間邀請出國交換的、參加過研討會的學長、學姊進行經驗分享,或是在園藝系的黃尹提到,導師會利用導生聚會的時間帶同學參觀植物工廠;導生聚會除了是導師與學生互動的平台,也是學生的另類學習。

  《國立臺灣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的立意良好,企望保障學生權利,同時給予自由的運作空間;因著不同的系所、班級、老師、學生,導生制度得以運作多元,呈現優劣之分。除了關心「導生宴辦在哪裡好」,制度如何被訂定、運作也是需要關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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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大意識報於五月初(102學年度下學期)發放簡易問卷,共回收187份。

除了吃,導師還能做什麼?







◎曾子家

  「開學不久,導師名單出爐後,我有寫信給導師先打聲招呼,但沒有收到任何回信orz」、「導師不但一律不請導生宴,導生費也不知何去何從……」在NTU版用「導生」、「導師」等關鍵字搜尋,可以讀到同學們對於導師的困惑,也會討論導生宴的地點。導生制度是校園中層層規範的枝微末節,雖是同學們茶餘飯後的話題,但每個人都參與其中。

  「導生聚餐」是目前導師與學生最普遍的互動方式(表二),佔了75%,但若對照各學院師生比則可發現(表三),一位導師通常帶11至20位的導生,而要在「一頓飯的時間」與每一位導生充分交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導生聚餐一直以來彷彿重點在「餐」而不在「聚」,對導師而言,是讓導師費有合理的去向,對同學而言,是場定期舉辦的饗宴,聚餐的意義不過如此而已。當問及「是否有在導生聚餐以外的時間找過導師?」,問卷上「沒事啊」、「不太熟」等類似的答案便頻繁地出現。當然,還是有導師會以email、提供導師時間或主動晤談的方式關心導生,但整體看來畢竟是少數。

表二、師生互動方式

表三、師生宴導生比

表四、學生找導師之目的

表五、導師對導生制度的意見

  園藝系四年級的黃尹提到,導師每年會請交換回國或是參與過研討會的學長姐與他的導生們經驗分享,不定期還會帶大家去植物工廠參訪。物理所的廖國鈞則分享,大學時有一位導師精通算命,導生們常會希望老師在開運顏色、異性緣等問題上指點迷津;甚至導生宴可偕同男女朋友出席,一同進行「團體諮商」。不可避免地,導師生互動中也有些不愉快的例子。農經系的H,三年沒吃過導生宴,與導師也幾乎沒有互動。不過他基本上還是認為導師制度存在有其必要,只是應該採取志願制而非輪替制,讓有意願的老師來擔任。

  究竟導生最常因何事而找導師?「問課業問題」占了大多數,有將近三成的同學。緊追在後則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沒有互動」,將近二成五。佔不到兩成的「聊學術議題」、「詢問生涯規劃」只排得上的第三、第四名(表四)。然而,這並不表示同學在學術或生涯上沒有疑惑,而是同學的諮詢對象決定於老師的領域以及是否聊得來,由系上指派的導師未必會是同學心目中的最佳人選。

  過去,台大由於學生人數太多、教室空間不夠、導生課時數壓縮選課彈性等因素,揚棄了教育部規範每周兩小時的導生課,改為設置導師費讓導師彈性運用。但當此一權限下放至各系所、甚至是個別導師,差異隨之被凸顯,導師生互動所衍生的問題便無法以齊一的方式解決。多數導師也認同,導生活動之安排應該還是要「尊重導師的規劃」(表五)。彈性是好事,但農經系的H可能並非個案,對導師制度不滿,向系主任申訴卻沒有下文、在PTT台大版上詢問也往往答非所問,求助無門。校方應建立一個適當的申訴機制,遠比進行導師生制度滿意度調查或優良導師更為重要而迫切。

2014年6月11日 星期三

採訪筆記:勾勒導生制度下的導師群像







◎蕭米棋

採訪時的困難

  這次我們採向大學部同學廣發問卷的形式,隨機地在系所組成多元的通識課上發問卷,而不是從我們已經熟知的、學校遴選的優良導師下手,才可能看見那些普普通通,甚至是學生評價不太好的導師。

  因此我們從同學推薦適合受訪的老師名單中,依同學的回饋挑出較具代表性的老師人選。可惜的是,在我們發訪問信約訪的過程中並不是太順利,部分老師認為自己不適合受訪,部分老師時間無法配合,而有些約訪信石沉大海,等不到回覆。最後只有一位園藝系羅筱鳳老師願意接受我們採訪,而她是我們發放問卷的回饋中,評價比較好的老師。

  在採訪中,可以明顯看出老師相當自豪對於導生活動的安排,並不吝分享以往的導師活動經驗及對導生制度的看法,甚至期許可以給學生更多生涯規劃及做人處事的建議。但是提及教師升等一事,老師語帶保留。

老師看導生制度

  為何老師不願與我們多談教師升等?目前各院系所的教師評估制度,都把教師工作分為研究、教學和評比三塊。在教學上,通常以授課鐘點數和期中期末教學意見評量等作為評斷的指標;而所謂的「服務」,就是指教師所被分配到的導師工作。

  然而,許多學院現行的教師評估制度,都在「研究」這項占了60%的比重,更不用提各院的評鑑制度,常有規定不續聘久未升等的教師。羅筱鳳老師坦言,即使教學和服務都做得普普通通的老師,只要不犯什麼大錯,評比點還是在研究。換言之,只要教師研究做得好,其他的因素對升等的影響相對較小。儘管各系的導師和升等制度不盡相同,但是台大做為研究型大學,給老師不小的研究壓力,卻是直接地反應在老師無法分太多心在關心同學上,最根本的原因。

導師費的101種運用方式

  談到導師費的運用,規範導師制度最重要的法令《國立台灣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第十三條:「導師輔導費項目包括導師工作經費及導生活動費,由校方編列預算支應。」這點明確點出導師費應該有一定比例用於導生活動上。而學務處生輔組對於導師工作的介紹也提到:「本校導師輔導費現行每一學期每一學生編列770元,並根據各院系提報三級制導師經費分配方式進行分配。」但是我們實際訪問到的學生提到的導師費數目不盡相同,只能猜測各系所真正用於導生活動的經費,可能因導師工作委員會決議之撥款方式不同,因此每個學生感受到花在自己身上的導生活動費也有所差異。

  大部分的導師會用吃導生宴的方式將導師費花掉,但也有用於其他活動如聽音樂會、參觀博物館等。對於部分導師而言,導師費只要確實花在學生身上就好,請同學們吃導生宴,既可以給在意導師費的學生一個交代,也可以順便關心同學們的近況。如此既可以確保導師在「服務」這項的評比上,不會拿到太差的分數,又不用花太多時間在導生活動上,以免影響研究。

雙向的導生關係

  羅筱鳳老師則認為,有時候導生制度不彰,一部份原因其實是因為學生不習慣去找老師。導生制度無法發揮應有的效用,固然可能是老師不願意放心思在服務學生上,另一個原因也是學生認為「沒什麼想找老師談」、「跟老師不熟」,而不考慮「向老師求助」為求助選項。因此,將導師制度的缺失都歸咎在導師身上,也許對導師有失公允。

回歸學生身分的觀察

  為什麼意識報要談導生制度?在校園中,相較於研究之於老師,或課業及課外活動之於學生,導生活動並非校園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不可否認在向同學發問卷之前,我們就已經有這樣的觀察和假設,然而,導生制度的本質是提供學生處理困難時,最快最方便的解決管道。比起找心輔中心,或是尋求校外管道解決問題,向導師求助門檻相對較低,又能幫助學生整合其他求助資源。因此藉由這個專題,讓導生關係成為被正視、公開的議題,才有突破現狀的可能。

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自主──專訪Free the girls成員周沛磬、楊予潼







◎陳亭瑄


大學校園x Free the girls

  在中南美與非洲,有數千萬個女孩因為貧窮,淪於人口販賣市場,被迫成為性奴隸。「Free the girls(FTG)」是源自美國的一個組織,向民眾募集二手內衣,送至這些國家,使這些女性能以賣內衣的收入,重拾人生的自主權。

  蘇士豪與高幼昕發現這個組織的時候,主動寫信給美國總部,想在台灣校園響應內衣的募集。起初對方只是很高興有人來關心,後來發覺我們是認真想把事情搞大時,高層的人一度出來制止,要我們提出能辦好這個活動的證明。後來我們擬好企劃書寄過去,一切才得以開始。

如果解放是一條時間軸

  為什麼是內衣?其實內衣不是我們而是FTG選的,但內衣確實有它的緣由。在先進國家,我們可能因為不好意思,內衣穿壞就默默地丟掉,沒有適當的回收管道。但在貧困國家,內衣是做工精緻的奢侈品,即便二手也能賣到很好的價錢,讓受剝削的女性得以自力更生。此外,販售內衣的工作只須接觸其他女性。雖然「男性」不一定等於「加害者」,這還是能避免心理上的恐懼及二度傷害。

  也有很多人會問,「阿不是要Free the girls,怎麼還要募集內衣?」或許在台灣,「女性解放」會被連結到嬉皮、激進的圖像,但非洲女性目前最需要的解放,是掙脫性禁錮獲得自由。如果女性解放是一條時間軸,台灣已經看到後面的地方,而非洲女性也在起始點為人身自由努力著。選擇募集內衣而非捐款,也是因為比起直接金援,提供一個能讓她們自力謀生的媒介,更符合「自主」的真正意義。

上山下海

  除了募集內衣,攤位上同時募款和販賣明信片。收集二手內衣其實並不難,難在我們需要一筆運費,把內衣寄回美國FTG,才能讓內衣被送到需要的女性身上。這也是總部那時對我們的主要質疑──我們會不會興致勃勃地募到很多內衣,結果卻送不出去?募款和明信片的販賣,便是為籌措運費而生。

  我們也希望透過明信片,打開一道窗口,讓人們對貧窮女性的處境有所想像及感同身受。明信片的拍攝概念包含三條軸線:無助、束縛與脆弱。為此我們到文化大學的廢墟取景,也曾經早上七點衝陽明山,取模特兒獨自面對崖邊斜坡的畫面。有次模特兒睡過頭,我們還自己下海拍了(笑)。

  對明信片的投入,回想起來有一點瘋狂。必須感謝曾經幫助我們的人──陪我們上山下海的攝影師,親手縫出一件華麗禮服的同學,是他們以己身專業不計酬勞的付出,計畫才能完成。模特兒也很辛苦,有時需要寬衣入鏡,在文大廢墟那天,有一個男模特兒受傷,腳還纏著繃帶,而那裏滿地都是碎玻璃。


只好讓攤位空在那裡

  擺攤的第一天,有位男教授給我們很大的肯定,說要回家幫忙找太太用不到的內衣,也有男同學來報名志工。我們其實很高興男生來參與,畢竟貧窮女性遭受剝削,是所有人要一起面對的現象,不該只有女性自己關心。還有一個阿姨,很認真的捐了一百塊,走一走竟然又跑回來,「再加一千!我怕之後就沒空過來了」,很窩心。看我們在攤位上掛滿內衣,也有些阿姨跑來苦口婆心「安內不好啦,真歹勢」,或直說「阿這樣能看嗎!現在的年輕人實在是……」。我們也只能笑笑,既然利用內衣這個噱頭吸引目光,這也是我們要去承擔的。

  我們的組織很隨意,人很少,有工作大家就是盡量分擔。大致上,楊予潼負責翻譯總部的文宣和國外報導,我(周沛磬)負責明信片,跨校合作則是高幼昕在接洽。女研社也幫了很多忙,以社團名義替我們借場地,也動員社內的人幫我們顧攤。

  其餘便得仰賴志工。我們在粉專上招的很兇,也有人願意幫忙,但人手還是非常不夠。第一個禮拜在小福擺攤時,人力缺口我們都會自己去補,翹課顧攤是家常便飯。到了第二個禮拜在活大,楊予潼是政治之夜的副召,高幼昕要期中考,而我也有很多事情,有時實在沒辦法,只好讓攤位空在那裡。網路上就有人來抱怨,說怎麼跑了兩次都沒有人在?看了有點挫折,我們也是不得已的。

值不值得

  更大的挫折,是對己身理念的矛盾。人仰馬翻了一段時間,我們開始質疑這一切值不值得──把一件內衣寄回美國總部,需要十元的成本,這筆運費也得另外籌措。我們其實可以就只做募款,再把錢寄給總部,不必多此一舉地收集內衣,大家也都省事。對於幅員廣闊的美國,台灣所能募集到的內衣量,坦白講是滄海一粟。我們是在辦個有意義的活動,還是在拿「公益」一詞自欺欺人?

  後來我們才找到解答:二手內衣因為地區移轉,從無價變成有價之物,便已是種經濟效益的創造,也具備了環保意涵。此外,身為台灣的運動者,我們並非只是「幫助那群弱勢女性」,而要喚起整個社會的意識。在人們認知中,非洲「就是那個貧窮的國家」,她們「就是一群受到壓迫的女子」,好像已內化成某種世界運行的定則,在那裡默默發生,而無法被更動什麼。但其實,只要一件用不到的內衣,便有可能成為扭轉現況的槓桿。

  常常我們因學生身分,認定自己無能為力。但我們靠自己擺出了這個攤位,拍出一套明信片,文大的同學也做出很棒的網宣和街訪錄影。整場活動不僅是為實質效益,也是一種理念的傳達──不論誰都有能力造就改變,雖然艱難和緩慢。這是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自主。

延續這股聚集的力量

  目前募到大約1800件內衣,明信片加募款收入共約40000元。高幼昕和我(周沛磬)在幫忙籌備湖說音樂節,當天也會擺Free the girls的攤子,除此暫時沒有其他後續的打算,其實也是人手不足的問題。不過,Free the girls已經走出台大校園,清大、北大、北教大、和政大都在響應,目前最南是到中國醫,成大和高醫也要跟進了。希望它能走到更多南部的學校,讓南部的有心人能就近捐贈內衣,再由當地的負責人統一寄回,而不必各自零星寄來,多花那一筆運費。

  湖說音樂節和Free the girls,都是從社會關懷的角度出發。湖說是延續去年和Streetvoice合作的大登陸演唱會,由學生會文化部和研協所發起,想建立一個專屬於台大的音樂節,並一直傳承下去。湖說並沒有和三一八直接連結,但籌畫過程正好遇到三一八,也讓我們的理念更清楚而積極。

  那時有人罵:「去唱唱歌就算了解、就算支持了嗎?」但其實,音樂的確有凝聚人群的強大力量。人畢竟是現實的,在資訊如洪水淹來的當代,遺忘比記得容易,相較文字和圖像,一起唱過的歌,能在腦海中留存更久,讓人們覺得彼此是在一起的。湖說和Free the girls,也想延續這股聚集的力量,不讓這些事被輕易的沖刷掉,而能夠被記得、反思,然後實踐。



內文之明信片影像由受訪者提供

Free the girls 粉絲專頁:

用創意扭轉困境──意識報社史2011-2012







◎董昱(於2011三月-2012四月擔任總編)

  時間來到2011。雖然從2010年秋天開始,人力斷層問題讓意識報走得坎坷,社員們卻也從中學習到了寶貴的經驗。我接續前人留下來的困難,一方面試圖透過改變培訓新人的方式,吸引更多社員,好讓前人已建制的社團組織恢復運轉;一方面則是拓展關心議題的視角、調整書寫方式,希望在大學社團的這個框架之下,讓意識報走出自己的特色。

  仔細算一算,接下主編的2011年二月,意識報正式的成員數不到十人。在人力吃緊的情況下,我們共同做出的第一個調整,就是把專題從原本的兩個縮減為一個,剩下的篇幅則由單篇的「快訊」和「評論」取代。專題是一系列的文章,環繞在一個相對複雜的議題,進行深度的討論。因此,每個專題的寫作過程,都需要社員和專題編輯大量的討論,當然也需要社員之間協調、分工。

  專題在呈現方面的優勢在於,可以完整地呈現一個議題的樣貌,但是也因為需要較長的寫作時間,專題的時效性有其侷限。在書寫策略上,除了有系統地探討制度性、或者結構性的問題之外,意識報仍然期待自己可以站在話題的前線,專題的形式讓我們無法馬上跟上最新的討論,失去許多發聲的機會。

  因此,我們選擇把快訊拉入意識報的選項之中。這樣可以讓意識報更快速地跟上正在發生的議題,也增加寫手的養成管道,降低當時編輯的壓力。

  除了形式之外,我們也試圖在內容上作出調整:嘗試輕薄短小的人物專訪。一開始,我們採訪的對象是校園內的公共藝術家、藝文工作者等。經過一些嘗試之後,「校園意語」專欄在第50刊正式登場,第一個登版的是一位來自中國的學生,她對於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有著入微且細膩的觀察,我們透過這篇專訪,讓讀者用不一樣的角度思考台灣民主的優勢與缺陷。

  專題仍然是意識報的重要特色。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我們在專題的製作過程中,嘗試和多元的校內外單位合作。校外的部分,我們也和推動社會住宅的OURs合作(編按:OURs為台灣第一個都市改革組織、政策議題批判為主軸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探討台北市的高房價議題,製作「畢業生找房專題」。我們和學生會一起發行新生特刊;新生特刊的內容,一部份是學生會撰寫的學生會介紹,另外一部分則是意識報撰寫的「學生自治回顧」。我們也和當時的學術部合作,舉辦「台大白色恐怖歷史展覽」,用不一樣的角度爬梳校園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每當台大需要他的學生的時候,意識報是一個不曾缺席的社團。在這個多元化的過程中,意識報其實仍然在大學社團這個框架下,找到適當的角度進行發聲。舉凡反省杜鵑花節、癌醫中心、瑠公圳的介紹、紹興社區案等。我們仍然承襲著「貼近台大」的價值觀,但是用多樣的色彩和塗料來為這所校園上色。

  四年走來,說來不長也不短,卻足以讓人見證校園媒體的甘苦。這段歷史是一個重要的註腳,那就是我們曾經在社員人數短缺的情況下,仍然勇往向前。除了熬夜和趕稿的集體痛苦之外,對於這個報社來說,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因著簡單的理想和衝勁,共同承擔困難、一齊走出困境。


<初識意識>
◎賴昱安(於2011二月-七月擔任社長)

  我參與意識報時,甫踏進大學不久,比較天真,每次接收到社會上不正義的資訊都是非常震撼的,也欽佩對議題有見地和了解的前輩。半年後因社團人手較少,我誤打誤撞當上了社長,其實對意識報運作不甚了解,但虛榮心驅使之下,就開始負責全國發行量最大的校園刊物──意識報。回想起來,在行政事情上(社長負責的範圍)每件事情都有跟上應有的步伐,但在社團的核心價值上,我現在還是認為當初能力有限,不論是因心智上未臻成熟或者是處理刊物內容、社員氣氛、社課進行等等都還有進步空間。

  一當上社長的時候對於刊物該怎麼經營有很多想像,最希望的是能吸引更多讀者,另一方面希望意識報不會是整本硬梆梆的說理文章,而有其他面相,同時足夠深入。當然,如果想閱讀影評、樂評,有其他管道可以不需要透過校園刊物,所以當時內部討論過後,藝文報導還是以校園議題為主軸。只是藝文相關訊息和校內活動報導依舊缺乏引燃點(也可能是因為台大是學術型大學)。身為社團經營者之一,我當時一直感覺刊物時效性不足、讀者少、刊物內容既不夠深也無法搞大,但我們也只都盡其所能了,剩下的或許持續不斷努力吧。


<我們都在路上>
◎林必修(於2012八月-2013六月擔任社長)

  先從刊物的角度切入,每次出刊往往仰賴眾多人手協力完成,在這個接力過程當中,意識報的美術擔當主要有兩類:封面繪者及排版。在我甫上任後沒多久,過去兩位封面繪者紛紛因為畢業離校等原因淡出,排版也需要再另覓能者。除了透過刊物、粉絲專頁和批踢踢上的網宣招來繪者以外,社員內部的人際網絡也在此時派上用場;排版人才則是趁著暑假期間辦了一梯工作坊,邀請資深排版社員蘇品銓安排幾場實作練習,當時參與的三位成員開學以後就順利成了往後幾學期的排版主力。不同於記者,美術人才在意識報的位置固然不可或缺,但相較而言卻十分缺乏和其他社員交流的機會。尤其有一兩位封面繪者並不在台大就學,往往只透過我居中聯絡,當時除了鼓勵社員在批兔工作板給予繪者回饋,在臉書社團裡面製造互動以外,也未能設想到其他方法。排版也有類似的困難,單純線上的溝通成本有時候很高,特別是趕著送印又需要緊急修改的時候。這樣的經驗,在往後幾個學期藉由把排版拉入編會討論的狀況而有所改進。

  另外,如總編所言,這段期間快訊正式成為意識報的固定班底,如此一來便顯得粉絲專頁的經營更為重要,在幾次活動的試驗以後,漸漸摸索出圖文搭配的潛規則。

  社團經營的部份,自然也有不少值得檢討之處。在上一屆成員陸續離開以後,社團裡的生理女性頓時只餘下兩位。期初的迎新活動雖然有不少同學留下聯絡方式,卻未能進一步參與(事後回過頭來看,倒有一兩位是隔了一年才加入意識報)。爾後編會上的討論確實很有效率,從另一方面來看,性別比例不均的現象似乎也使得當時的意識蟲顯得較為陽剛。

  大抵而言,這段期間也許可以視為意識報站穩腳步,承上起下的關鍵時刻。老實說,兩年前的時光很多細節回想起來已然萬分模糊,不過那些甘苦卻依舊長存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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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7日 星期六

扎根十年 走過高低──樂生保留運動回顧講座

◎台大意識報

  昨日(66日),在台大萬才館舉辦了樂生保留運動回顧講座。首先播放樂生保留2004年到2007年間的抗爭行動的紀錄片「樂生劫運2.0」,作為對該運動前中期的介紹。其中樂生院民多次尋求捷運局和文建會三方協商,雖然在「暫時古蹟」的保護傘下短暫凍結了捷運機廠工程,但是新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架構之下就成為各個政府部門互踢皮球的方式,誰也不願承擔得罪捷運局阻礙交通發展的罪名。樂生保留問題也一直這樣懸而未決,得不到妥善結果,就這樣來到了運動的十年。

  講座第二部分由青年樂生聯盟成員主講,從介紹樂生院區設立的緣起開始,1993年政府決定將捷運機場位址搬遷至樂生院所在的迴龍地區時院民即公開抗議,然而未受到主流媒體注意。在2004年之後得到醫學生的注意,後續的抗爭活動才開始增生。透過不斷的在制度外的抗議以及制度內和政府的對話、協商,政府堅持的530方案聲稱依照專業工程鑑定結果決定,然而學生質疑政府政策並非全然科學上的依據,更多的是政治決定,再以堂而皇之的專業外觀,實行國家暴力。

  至今雖然已有針對樂生院民的補償條例,然而樂青認為這仍舊是架空的規定,從被迫搬遷樂生院開始,法律不曾站在院民這邊,無力的人沒有被權力眷顧。當初院民因為政府的不了解而受到不義迫害,從原生家庭被帶到樂生院「終生監禁」,別無選擇把樂生院視為他們的家,慢慢生根、成長、老去。現在又以公共重大建設發展為由再次強迫多次搬遷,打算將他們連根拔起。對於官員眼中似乎只是一個小讓步,但對於院民來說是他們家舍的崩壞。政府雖然建置迴龍醫院,安置樂生院民,然而新大樓的西式醫療大樓型態的居住方式並不適合行動不便的樂生院民,而且和大自然環境隔離,再次應證政府的傲慢,沒有聽到人民的聲音而恣意行事。形成90%院民不願意接受的後果,又反過來指責他們不知感恩,顯見政府忽視人民生活的權益。

  除了去年316大遊行,今年因主恩舍事件爆發,發現院區多多處裂縫益趨嚴重,因此在508舉辦自樂生步行17公里至市政府徹夜表達抗議的行動,也曾在捷運上以靜態方式表達,再再提醒社會這場運動還沒走到尾聲,樂青仍舊在努力維持其生命力。

  上週,大學新聞社亦曾在台大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樂生週,希望將樂生議題帶入校園,吸引台大學生關注。身兼青年樂生聯盟與大新社成員的張宏祺認為,之前會對於運動的高潮低谷有些既定想法,但實際接觸後才理解到「社會運動是需要紮根,而且不能跟群眾脫離」,多數時候在樂生就是從事院區導覽活動、打掃院區、照顧院民,或是像院民湯伯伯生病住院時陪伴看病、化療、排班接力守護病床前,甚至到湯伯伯去世後舉辦追思會。運動就是靠這些小事堆疊起來,各運動在媒體上展現的面貌可能很單一,但背後許多的經營其實是媒體上看不到的。

  社會對於學生多少有純潔的想像,熱血也一直作為學生標籤的標誌,然而熱血容易耗盡,如果不在其中加深參與程度,很多時候也只是曇花一現。尤其近年來學生似乎成為運動發生的主體,學生角色在未來運動中是不是能有更多想像,如何進入到基層組織去影響社會,長久的經營,或是自主性的轉換而達到持續,也是運動中的學生需要去反思的問題。老一代的樂青畢業後就多在草根組織從事相關工作,累積地方能量,宣傳基層組織的重要。

  青年樂生聯盟林秀芃認為,居住權、土地都是人性尊嚴的根基。政府不斷建構一個美好的未來想像,告訴人民大家都是可以受益的多數,只有受汙名化的樂生院民喪失權益,不只樂生院民,現在多的年輕人也面臨到房價高不可攀的困境,政府的謊言一戳即破。


  至於我們應該怎麼還給樂生院民轉型正義?樂生院區的保留有其意義,同德國保留的納粹集中營,以存在的實體向我們告誡、證實歷史的過錯,並且也因為院民抗爭的勇氣賦予樂生新的風景。「空間因為人的使用而有意義」,除了近期在捷運將有下一波行動,今年夏天也將舉辦修繕工作坊,計畫修護兩棟院樓,舉辦系列展覽、講座;期望將新故事注入其中,創造新的空間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