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9日 星期五

[快訊] 校長遴選公聽會落幕 人選下週截止收件




◎台大意識報



  今年六月臺大校方召開校務會議,通過楊泮池不續任校長的決議後,便開始一連串校長遴選的程序。在8月1日公告徵求接受推薦,預計於下週一(10月2日)截止收件。於上週和本週召開了三場公聽會,由於校長候選人尚未公布,這幾場公聽會並沒有具體對候選人的討論,而是讓參與的師生表達對新任校長的期望。



一、09/27(三) 醫學院場次公聽會:財務運用、大學法人化、向外延攬人才
  週三(9/27)在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召開的第二場公聽會,計有八位委員出席。除了委員會召集人、曾任臺大前校長(1993至2005年)的陳維昭作為主席外,出席的有中研院院長廖俊智、元大期貨總經理周筱玲、教育部前部長鄭瑞城、台大醫院院長何弘能、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長玲、台大森林系系主任袁孝維、以及學生會長林彥廷。
  在該場次中,有多位與會者皆提到財務運用的重要性。如臨床牙醫學研究所所長陳敏慧提到,臺大的新任校長人選會影響整間學校的走向,而校務基金應做更有效率的規劃。她也指出技術轉移的重要性,期待校內所做可以直接進到企業,透過產學合作帶動整個國家的進步。另一方面,藥學院院長沈麗娟也提到應促進永續基金的運用,經由投資所得利潤,讓基金「長大」,也方便向系友募款;同時,公共衛生學系教授季瑋珠表示,未來校長也應思考和調控學生配額,不應招收太多學生。
  而現場教授也提及對於大學法人化的期待,如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錢宗良教授提到,期待將來校長應加速大學法人化的進程,人事經費需鬆綁,且應適度授與行政權給副校長。
  最後,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金傳春指出,將來接任的校長有幾項重要的任務:一是面對各種利益衝突下如論文造假等價值問題,需要有理念的校長領導。二是期待能有良好的對待人才的態度,不能僅是看得獎紀錄和論文績效才提拔。三是希望新校長可以找到論文造假案的原因;金傳春認為,醫學院最大的問題在於盤根錯節太多,期許將來治理學校的人才能夠向外延攬,不要僅變成院與院之間的競爭。不僅要內部的人認為好,也要得到外部客觀的認可。


二、09/29總圖場次公聽會概況:學術倫理與遴選程序的檢討
  今日(9/29)在總圖舉辦的公聽會中,幾位參加的教授皆提到學術倫理的重要,如心理系的黃光國教授表示,台灣在學術標準上一直不清楚,「基本上像是美國的學術殖民地」,用收錄在SCI、SSCI的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數來計算研究點數,也因此有許多掛名現象,他認為應該要去特別檢驗校長候選人的論文發表是否有浮濫掛名。對此遴選委員鄭瑞城回應,今年有特別審查候選人在學術倫理的表現,也會向教育部跟科技部進行查證。另外,一些教授也希望遴選委員會能像國外大學的「search committee」一樣,主動尋找國內外的人才。鄭瑞城委員則回應遴選委員會的制度傾向「接受推薦」,若希望有主動尋找的功能,台大應該在校內修改遴選法規。
  物理系林敏聰教授提到,目前教職的薪水和自己十幾年前回國時一模一樣,學校對於歸國的年輕學者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薪水以及研究的經費。希望在經費的分配上,除了幾個居於領導地位的中心,也能夠多多投資年輕學者。
  問及審查候選人的標準,學生代表林彥廷認為,自己會以候選人如何面對與學生相關的議題切入,包括性別、勞動、永續、高教等,未來都可能就這些部分對校長候選人提問。而在回應現場提出對遴選制度的檢討意見上,林彥廷提及21席委員中僅有一位學生代表,難以去表達學生多元的聲音,是有點可惜和奇怪的制度設計。他也認為在此次遴選過程中,學校並未傾力投入,譬如說委員們沒有幕僚單位,也沒有經費對候選人進行更多訪調。林彥廷說希望能夠以線上、網路、視覺化的方式來公佈這些資訊,學校也應該舉辦除了制式流程外的活動來促進學生參與。


三、校長遴選下一步:十月初截止收件、十一月底召開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
  今日校長遴選委員表示從第一場公聽會開下來,開始感受到遴選過程的壓力。目前公聽會至此告一段落,待10月2日候選人推薦程序結束後,經過遴選委員的初步審核與面談,11月底將舉行治校理念說明會。接著由校務會議的推薦投票,最後遴選委員會將於明年1月5日選出校長。


  四年前校長遴選,乃是《大學法》和《臺灣大學組織章程》修法後,首次透過一階程序選出校長。關於上回的校長遴選,可以參考意識報於2013年製作的專題(https://goo.gl/11STRk)。本次除了校長遴選的工作進度外,關於校長遴選的審核程序、學生的意見如何在過程中充分反映,皆有可仔細討論之處。值得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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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委員名單:台大文學院院長陳弱水、理學院院長劉緒宗、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長玲、台大醫院院長何弘能、台大森林系系主任袁孝維、台大資工系教授李琳山、台大法律系教授沈冠伶、中研院院長廖俊智、元大金控總經理周筱玲、陽明大學校長梁賡義、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代理所長黃鵬鵬、台大前校長陳維昭、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廣達電腦總經理梁次震、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興、中研院院士彭汪嘉康、台大註冊組主任洪泰雄、學生會長林彥廷、教育部政務次長姚立德、教育部前部長鄭瑞城及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所長鄭淑珍。

2017年9月22日 星期五

[快訊] 田徑場外借損壞 體育室一問三不知




◎台大意識報

台大田徑場舉辦「中國新歌聲-上海臺北音樂節」封閉施工一週。禮拜二陸續有同學在台大學生交流版與PTT上發文,發現大型機具壓過跑道產生凹痕,一旁水泥地更出現明顯裂縫。台大學生會、學代會、校隊代表,以及台北市議員李慶鋒於今早九點舉行記者會,並要求台大體育室主任和台北市文化局文創發展科科長到場說明。

今年年初因舉行全大運,封閉田徑場半年、花了3700萬施工以達到「國家級標準田徑場地」,如今田徑場又要因為維修而封閉。足球校隊代表林謙表示,舞台架設所使用的木片將導致草地受力不均勻、產生坑洞,影響隊練習與比賽的安全性,妨礙校內大量體育課程進行和校隊練習,足球隊、橄欖球隊首當其衝,對田徑隊至關重要的跑道更遭嚴重破壞進而失去原有認證。

台大體育室於 8 / 8 就已審核、經體育室主任蓋章通過場地借用,但遲遲沒有通知學生,直到今天學校的場地借用系統仍然沒有這次活動的紀錄,甚至體育老師在上課時才發現田徑場無法使用。此外,場地的安全與品質維護也有很大疏失,如校隊代表強調,過去台大對場地維護的監督就十分隨便,時常在活動後,發現場地留有廢土、玻璃碎片、鐵絲鋼釘等危險物品,活動後場地的清潔也沒有確實執行,希望體育組未來好好負起場地維護的責任。


福利部長何蔚慈質問體育室主任,台大在體育場地的租借上有非常嚴格的限制,規定體育課的教學、校隊練習應該優先於其他活動,為何會違反法定的優先順位讓商業活動在學期間進行?場地核准的判斷標準到底是什麼?能不能完整地提出活動申請、與廠商溝通的流程中的各個時間點與大事記?針對以上質疑,體育室主任皆未回應和說明權衡標準,只說明是溝通疏失、願承擔一切行政責任。

李慶鋒議員強調,在學期間外借場地、損壞運動場是嚴重疏失,質問文化局在九月租借學校場地是否適當,文化局當初應該回覆主辦單位的場地申請「不宜」即可,並要求文化局與體育室必須對場地的損壞的維修負責到底和解釋決策過程與流程控管是否公開透明。文化局則回應不知主辦單位造成場地如此大的破壞,有其疏失。

林彥廷表示,跑道路面出現凹痕,結構已受到損壞
跑者經過時受力不均,有扭傷的風險

操場水泥地亦出現裂縫


面對種種荒謬,台大學生會長林彥廷戲稱此活動「中國新歌聲」應該更名為「中國不知道」,因為舉辦過程中有三個大大的問號:「師生完全不知道」、「校方居然不知道」、「文化局也不知道」。不僅師生臨時才得知場地無法使用,校方也不知道活動舉行會造成的場地損壞、租借過程中先借了場地才與廠商協調,文化局作為協辦單位也不清楚活動將於台大操場舉行和廠商施作的細節。另外,林彥廷也說在昨日學生會與學校開的協調會中,學校始終不願意說清楚出借場地的考量,只說是為了 65 萬元的場地費,對此學生會喊出口號「違法借場向錢看,全部台大說了算」。

最後台大學生會提出三點訴求:第一,校方、文化局、體育室必須說明場地租借到底是何時確定,為何無法事先與師生溝通;第二,主辦單位需依照所有國家級運動場地的保護方式,確保活動不會有進一步的破壞,並負起完全的賠償以及修護的責任;第三,未來類似活動皆須依據體育室的流程,而在審查程序中,應納入學生代表與校隊代表參與。


意識報也問到,未來維修的賠償責任是文化局還是主辦單位支付?文化局的科長表示,活動舉辦不一定會破壞場地,這次的疏失會責成幕婕塔公司回復原狀。

2017年9月9日 星期六

尋找李明哲:0909救援記者會


◎臺大意識報


  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國失蹤至今已經175天。台灣民間團體組成的救援大隊向聯合國申請強迫失蹤的緊急救援,於6月23日被受理。李淨瑜原定9月13日前往日內瓦開會,但兩天前接到通知李明哲已經認罪、審判將在9月11日進行,因此今早和救援大隊招開記者會。他們向陸委會申請入境中國,希望能抵達法院。有位自稱中國律師的人試圖聯絡李淨瑜,陸委會也希望李淨瑜和她聯絡,但李淨瑜並不願意,目前陸委會還無法確定是否有入境許可。


  他們昨天透過媒體得知,海基會和李明哲的媽媽突然要前往中國,並獲得了入境許可,救援大隊的邱伊翎不禁質疑,陸委會宣稱提供的協助是否是平等的協助?受李淨愉委託陪同的前民進黨委員王麗萍也補充,案發至今李媽媽都交給李淨瑜處理,昨天中午也曾和李媽媽連絡,李媽媽還是說讓媳婦處理就好。王麗萍說,明哲和淨瑜從大學時就是民進黨的青年軍,「彼冬就已經咧創政治,熟似到這馬已經二十幾冬」,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情感確實和李媽媽非常不同,案子一發生李媽媽就和淨瑜說,李明哲應該向祖國道歉認錯,但無論如何只希望順利把李明哲帶回來。


  司改會執行秘書蕭逸民說,他們有聯絡中國的法院,越洋法院說這是公開的審判,但台灣人要旁聽需向國台辦申請,因此才請陸委會幫忙。陸委會認為核准的機率非常低,過去通常是國安單位或其他被指派的人才能旁聽類似的審判,這也是中國的維權律師接受審判的真實情況,至今陸委會也完全無法掌握家屬抵達後,陸委會或台灣的海基會在那邊能做什麼事情。


  蕭逸民也提到,對救援大隊、台灣人來講,這一次審判的被告不是李明哲,而是中國的政府和司法,如果李明哲真的被判有罪或當庭認罪,台灣第一個依中國「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的政治犯就要誕生。他也提醒在場媒體,台灣民眾可能要第一次接受「被認罪」的經驗,而在場媒體也都無法前往中國採訪,希望媒體屆時能不要只表面地報導「李明哲認罪了」。


以下是李淨瑜所提出的四點聲明:


1. 我們非常感謝過去半年來國人對李明哲的營救努力,我們也要感謝國際社會對李明哲的高度關切,這樣的現象已使李明哲案即將落幕,我由衷感謝。


2. 此時此刻,我也要懇求國人,如果看到李明哲在非自由意志下,在法庭做出或說出某些難堪的言行,請國人體諒,那就是中國政府的拿手好戲「被認罪」而已。


3. 關於李明哲事件,過去半年來我已說清楚立場與原則。此刻我沒有新的補充。我去,不是要挑釁,也不是要去爭辯,而是要看到正義降臨,讓李明哲可以尊嚴、快速、平安地回到台灣。希望大家共同祝福李明哲平安歸來。

4. 很多好朋友都擔心我,擔心我到中國會像劉霞女士一樣被失蹤或淪為人質。倘若我真遭遇如此厄運,請大家不要營救我,我自有自處之道。請不必為我費神,浪費社會資源。

2017年9月1日 星期五

意識報094目錄




總編的話

◎ 凌心耕

論文造假後續追蹤——學術倫理與誠信制度性建置的反思

◎ 林博謙


◎ 凌心耕、羅宛庭、潘殿勛、袁紘禮

門檻與課程:關於英文學習的N種思考

意識報迎新資訊

意識報是一份臺大的校園刊物,每期20頁、發行量1500份。於臺大活大、總圖、誠品、唐山書店等報點供人免費取閱。包括校園議題、校園政策評論、社會議題、教育議題、臺大校史、人物專訪等。

稟持著批判反省的精神,懷抱著服務校園的熱忱,意識報從周遭的生活關心起,進而思考臺大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各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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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臺大,兩種生活:孫嘉梁的故事

◎ 吳研嘉

  正在看這篇文章的你,對障礙者有什麼印象呢?是彩券店老闆、流動攤販、乞討者,還是天真無邪的喜憨兒,抑或是令人欽佩突破逆境、堅強向上的生命鬥士?其實,障礙者跟一般人一樣,有著形形色色的容貌及個性,散布在各個階層和職業裡。根據105學年度的最新統計顯示,臺大裡共有244位障礙學生,其中又以聽障、自閉症、肢障三類為最多[註一],事實上,每一類障別的同學入學後遇到的困難都不一樣,也會需要各式各樣不同程度的軟硬體支持,才能幫助他們更自在、輕鬆地參與在校園生活之中。

  或許你現在覺得這些事情和你無關,但請你一定要記得,學校裡有一群人,每天的日常就是在和這些困難對抗。

上課 VS. 回家  一成不變的大學生活

  我是B88(學士班民國八十八年入學)的孫嘉梁,資工、數學雙學位畢業,現在是中研院數學所的助理研究學者。由於出生時醫生的醫療疏失,導致我腦部缺氧,因而罹患腦性麻痺[註二],造成肢體障礙及語言障礙。說起我的大學生活,真的很平淡,也蠻孤單的,因為家裡和捷運站之間沒有無障礙的行人通道,所以直到大三上學期,都是由媽媽接送我上下學,這種行動上的依賴,造成我無法自在地參與同學間的社交活動,也錯失許多擴大交友圈的機會。還記得大二上憲法的時候,有個女孩每週都主動幫我拿講義,可是我一直沒辦法跨過心理障礙開口跟她說謝謝,每次都只是不好意思的點點頭,到了期末還是沒能說上一句話,後來再遇見,她就坐在男生的後座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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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參加資源教室自強活動與媽媽合影(孫嘉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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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圖前拍的大學畢業照(孫嘉梁提供)

  大三下學期開始,我試著自己搭復康巴士上下學[註三],但必須提早五天前預約,而且很難更改行程,行動自由仍舊十分受限。於是,大四開始決定更進一步,自己開著代步車上捷運,雖然常常必須走在慢車道右側,或是跟在車屁股後面穿越馬路,不過這一點風險,完全比不上自主行動的美好,這時候的我,雖然行動上的自主性已經提高許多,卻沒有完全敞開心胸去認識朋友、體驗大學生活,當時常常會有的幾個感覺是,其他同學都已經屬於固定的社交圈 ,大四的我已經錯過交朋友(比如加入社團)的時機,也沒有其他面對面認識朋友的管道,再加上口語不清晰,害怕別人聽不懂我在說什麼時所產生的尷尬景況,只好消極地抑制自己主動去認識朋友的慾望,也沒有使用溝通輔具的想法[註四],這樣的消極心態,讓我對當時校園裡的物理性障礙,完全沒有意識。

美國,障礙者的天堂?

  研究所畢業後,我考上公費留學,到美國德州AUSTIN大學唸博士,大家都以為美國對障礙者很好,其實不全然是如此。像我當時所在的德州,對於障礙者自立生活投入的資源就很少,甚至不斷試圖刪減,而且我不是公民,很多公部門的協助資源根本都看得到吃不到。德州的大眾運輸又沒臺北方便,我的生活因而與父母綁得更緊,本來有導演要把我在美國的「美好生活」拍成紀錄片,結果事實讓他非常不知所措。後來,我在因緣際會下,認識了一些臺灣障礙界的倡權人士,也加入了美國障礙者權益倡議組織 (ADAPT)在德州AUSTIN當地的分支[註五],常隨著他們到州議會「行動」(遊說或抗爭),那時候開始,也對障礙權益比較有敏感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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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美國時,曾到華盛頓D.C參加ADAPT發起的倡議行動(孫嘉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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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畢業時,穿著博士袍拍照(孫嘉梁提供)

參加異議性社團  推動校園無障礙

  回臺灣後,我發現臺北的無障礙環境進步不少,除了騎樓整平的比例顯著提高之外,讓我受惠最多的改變是,羅斯福路因為有了公車專用道,而劃設了行人穿越道,讓我再也不需要在大學口隨著車陣穿越馬路進學校[註六]。但另一方面,某些身體功能卻也隨時間衰退了,我再沒有短距離行走的能力,因此對於環境無障礙的需求程度也提高了,現在我必須將代步車開進廁所才能解決內急,這時候,廁所門口的門檻就成為我解決生理需求的一大阻礙。一個門檻對一般人來說,根本不算什麼吧,但我卻常常因為這樣的事而失落,覺得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才讓身體退步,也會對於持續參與社會的可能性感到不安,也是這個原因,讓我後來在推「臺大無障礙行動」時,首先著眼的是廁所無障礙的議題。

  參與障礙運動五年多以來,逐漸觀察到運動的侷限性,特別是在「障礙者為主體」的大原則下,難免會忽略這個運動與其他公民的連結,但是,看到近幾年來的許多實例(洪仲丘事件等),我認為若要讓某個運動對於國家政策產生重大改變,就必須捲動社會上各種身分的人,才能產生夠大的輿論,對政府施加夠強的壓力,而大學校園,在我看來,為障礙運動的壯大及障礙者受助形象的翻轉提供了較為有利的土壤,因為大家可以為了單純的信念與熱血而投注非常多心力在一件事情上,現今臺灣障礙圈內奉為圭臬的「自立生活精神——反歧視反隔離」,就是誕生於美國大學校園之中[註七]

  剛好我工作之後有機會回學校參加一些異議性社團,也看見了各個運動場域與障礙運動對話的可能,於是我跟社團的同學們一起調查了校內無障礙廁所的設計、哪裡有門檻會阻礙行動輔具(輪椅、代步車等)的進出?在上學期末和校方溝通、交涉之後,我發現普通與新生兩大教學館,男生廁所入口門檻已經被拆除。除了廁所之外,我們也針對小福平臺前的階梯進行倡議,因為它是校園中對肢體障礙學生明顯的空間排除,另外,活大禮堂鮮為人知又缺乏標示的無障礙入口,也顯示了肢體障礙學生在校園中容易被忽視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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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福平臺實景/校園中各系、社團、友會的活動宣廣,常常都會選在這裡,肢體障礙學生卻只能望「階」興嘆(圖取自臺大法律系學生會部落格)

理想的無障礙校園樣貌

  我理想中的無障礙校園,必須讓各種身心狀態的人,都能夠自在地學習與生活,並獲得最大可能的自主性,除了物理空間的可及性之外,還包括資訊取得的便利性,例如點字教材的提供以及聾人文化的建立[註八]。在我的終極想像裡,甚至包括了完整的人力支持,讓最重度的障礙者也有機會體驗完整的大學生活——課業、社團、戀愛。

  這個目標很遠大,要一步一步慢慢來,所以我們希望,開學後能有更多同學加入推動的行列,你可能會問,「障礙」兩個字到底跟一般生有什麼關係呢?想想看,你扭到腳或是打球受傷、騎車摔倒的時候,是不是覺得生活上很多地方都要靠別人,很不方便呢?再者,每個人都會老,相信大家都不想要老了之後,過著沒尊嚴、被主流社會排除在外的日子吧?所以啊,障礙其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遙遠,甚至可以說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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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資料來源:臺大學務處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資源教室網站,https://goo.gl/xVkZC2

[註二] 腦性麻痺(CEREBRAL PALSY)簡稱C.P.,是以肢體運動功能障礙為主的多重性障礙,為一種非進行性的腦部病變,是大腦在發育未成熟前,因任何原因造成控制動作的某些腦細胞受到傷害或發生病變,所引起的運動機能障礙。有四種類型:痙攣型、徐動型、協調不良型、軟癱型。
本文主角屬第二類,特色是體型偏瘦、四肢或臉部會有一些不自主的跳動或緩慢的扭動。(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網站,https://goo.gl/EDF1Nd)

[註三] 復康巴士指的是載送身心障礙者的公共汽車(巴士)。與一般的巴士不同的是,復康巴士多加裝了方便身心障礙者上下車的輔助器材,例如輪椅升降機等。有些有固定的運行路線,也有些採預約制,點對點接送身心障礙者。(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s://goo.gl/UmHTDG )

[註四] 一般來說,口語是人們最有效的溝通方式,透過口語可以表達需求、情緒、想法及傳遞訊息,但有些人卻因為先天或後天的障礙,而無法有效的使用口語,因此需要透過外在的輔助工具來幫助他們達到溝通的目的,即為溝通輔具。(資料來源:https://goo.gl/mpkT9L )

[註五] ADAPT1983年在美國成立,是全國性、跨障別的基層障礙者社群,在各地組織障礙者進行非暴力倡議行動、公民不服從,期能使障礙者自主、自由地生活在社區之中,而不是被送進機構裡。(資料來源:National ADAPT Facebook,https://goo.gl/jZwyfp )

[註六] 大學口指的是現在的羅斯福路、新生南路交叉口,還沒有劃行人穿越道之前,那裡只有地下道。

[註七] 罹患小兒麻痺的愛德羅伯茲(Edward Verne Roberts, 1939-1999)就讀柏克萊大學時,與其他障礙學生共同籌組了倡議組織,積極向市政廳爭取權益。(資料來源: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網站,https://goo.gl/m7Bu1C )

[註八] 聾人文化:因聽力損失與語言障礙,只能透過視覺方式解讀生活事物,為了適應社會、克服困難,而發展出另一套非聲音主流的生活型態。其特性為:
(1)以手語為主要溝通語言(部份戴助聽器者,會接受讀唇訓練)。
(2)以視覺感官為主,發展出一套圖像化思考的模式。
(3)小團體聚集,以同是聽障族群者為主要生活圈。(資料來源:雲林縣聽語障福利協進會網站,https://goo.gl/gtwZNt )

性別友善廁所介紹與台大的推行現況

◎黃怡菁

理念

  性別友善廁所又稱為「無性別廁所」,有別於傳統男女二分的廁所,是希望任何性別的人皆能舒適安心如廁的空間。現今歐美大學皆有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在北歐部分國家,性別友善廁所相當普及。除了直覺聯想到的跨性別者使用權益之外,性別友善廁所的受眾其實是更廣大的族群。例如:穿著打扮較為中性的人、cosplayers,或是照顧與自身生理性別不相同者(親子照顧、年長者照顧等)。在我們生活中,傳統二元劃分的廁所其實造成許多人的不便,「性別」其實僅是友善廁所的目的之一,更長遠的目標是希望任何人皆有自在的如廁空間。

  為了達到舒適自在的目的,性別友善廁所期望增加明亮度、隱私性、安全性,同時又希望淡化性別二分的狀況,使得性別友善廁所在設計上需要有諸多巧思。總體而言,性別友善廁所可以分為「分散式」與「集中式」兩類,前者與無障礙廁所相似,在同一廁間內具有多種便器、洗手台等,然而因為占地空間大、興建成本高,使用頻率較高的學校較難以改建成如此。後者為每個便器皆有隔間,但各廁間於同一廁所,多數為共享洗手台。完整隔間的狀況便能解決傳統男廁小便斗僅有隔板而產生隱私不足的問題。每個隔間會希望隔板隔至底,防止偷拍的情況,但可能造成通風不良,需要其他方式增加通風效果。此外,便器採用交叉安排而非同一區塊皆同一種便器,旁人較難分辨使用者進入哪個廁間,也較難以「男生用小便斗、女生用蹲坐式馬桶」的直覺反應要求他人。

推行現況

  2015年,師範大學、世新大學、成功大學等大專院校以及台北市部分區公所皆有性別友善廁所的建案,當時的學生會福利部、學術部、性工坊(學生會性別工作坊,簡稱性工坊)也希望能夠於臺大推行性別友善廁所,於該年底開始著手進行。原先與臺大性平會聯絡,但並未得到積極的回覆,時間緊迫的狀況下由學生主動和校規小組接洽,討論其中可能。以上幾所大學皆是單獨建案申請,然而臺大校內建物繁多,若逐一申請會造成程序上極大的麻煩,加上性別友善為上述幾個單位共同認可之價值,因此於2015年7月28日行政會議通過,性別友善廁所正式納入校規,至那時起的新建案皆需要有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校級舊建物則建議每年改建一處,系所建物則因為所有權歸屬各系辦,加上此規定僅於校規層級而非國家法規層級,若強行推動會有極大的困難,因此採用鼓勵方式進行。

  上述的學生團體對於校級建物進行調查,最後統整出:第一活動中心、第二活動中心、博雅教學館、普通教學館、新生教學館、共同教學館為建議改建對象。當時活大有改建案的捐款,加上之夜活動使得禮堂旁男廁常有女生進入化妝的情況,使得活大禮堂旁的男廁成為第一改建處。然而活大旁原男廁基地狹小,對於改建性別友善廁所有相當大的困難,空間擁擠使得廁所難以達到舒適、安全。原先男廁有四個小便斗,為了避免大量減緩小便斗數量,因此仍保留兩個小便斗,成為現行的兩個小便斗、一個坐式馬桶、一個蹲式馬桶共四個廁間,傳統單扇拉門也因為空間考量而被捨棄,轉為採用雙扇推門。因應採光與安全性的考量,設計師於上方隔板加裝了T字型隔板以及燈光設計,讓偷拍者的動作變得明顯而易察覺,減少偷拍動機。經過四場工作坊及一場公聽會後,確認了活大性別友善廁所的規劃,並於2017年3月正式啟用。

未來方向

  經歷半學期的使用,性工坊於年底發布了問卷調查[註一],有將近半成的學生同意持續建置性別友善廁所。然而因為基地大小的原因,隱私性與安全性得到兩極性的答案,並且在更自在的題目中得到偏低的回覆。多數同學對於性別友善廁所除建築技術性的問題外,最多的反應仍是不習慣與異性共同如廁。在性別友善廁所仍不普遍的地區,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是否能達到原先舒適自在的目的?就文化層面而言,傳統二分的廁所於19世紀的英國出現,原先僅有白人男性能夠於公共場合如廁,工業化後女權提倡,以「保護女性」為由,才有女廁的誕生。任何制度的存在皆有其歷史脈絡,制度打破皆會經歷過渡期。性別友善廁所現階段即是過渡期,需要使用者的心態調整此制度才可能更加普遍。家中的廁所、部分連鎖餐廳、咖啡廳的廁所非男女二分,但大眾卻沒有激烈反對,可見大眾如廁的習慣是建構而來。當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越來越多,人們接觸到此廁所越頻繁更能習慣此存在。

  性工坊預計於下學期推動活大二樓女廁改建案,期望能夠緩和「性別友善廁所成為變向男廁」的疑慮。起初性工坊與總務處洽談的過程,總務處提及連無障礙廁所的國家法規落實皆有困難,更何況性別友善廁所的辦法僅停留於校規層次,無法強迫執行。原先希望總務處能夠給予性別友善廁所優先補助,但校方認為無法說服性別友善廁所優於其餘建案的理由,而僅能給予校規規定的三分之一補助。系所性別友善廁所的改建也僅能仰賴系辦或是系學會推動,校方或是學生會只能停留於輔助角色。

  性別友善廁所作為現今性別主流化之潮流,有持續推動之必要。然而要如何平衡大眾如廁習慣及性別友善觀念,為未來改建案需要努力的方向。臺大性別相關社團長期於性別議題深耕,性別友善廁所的建置作為一種實體有形的性別議題成效,對於臺大校園來說是意義上的里程碑。

[註一] 問卷連結:https://goo.gl/twTerd

門檻與課程:關於英文學習的N種思考

◎許毅全

  台大有沒有英檢門檻?和其他學校明定要考過英檢不同,台大規定英檢只是進階英語的修課和免修條件,換句話說,如果要免修進階英語,必需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是雅思、托福等測驗),但弔詭的是就算不想免修,仍然要先報考全民英檢中高級才能修課。

  多數時候,我們以為沒辦法通過英檢的人,大概都不負責任、對自己的課業不關心,然而他們可能真的認真準備考試,花幾千塊考了數次卻沒有通過,可能已經考上研究所,學術能力得到肯定,卻因門檻無法畢業。

  也因此意識報訪問了幾位因英檢門檻而困擾的學生,訪問內容除了英檢門檻(和進階英語)也包含大一英文,因為英語必修和英檢門檻都是政策要求學生必須達成的事情,並且也都和學生如何學習、面對英語有關。這些學生修大一英語的經驗告訴我們,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夠適應上課的方式,英語必修課的知識對他們也未必有用(已經學過或是生活中用不到)。如果英語的學習是多元的,單單一門課無法滿足所有人,一項英語考試又如何能對所有人都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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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02)

  剛進台大就聽說有英檢門檻,一開始覺得立意良善,但後來學長姐建議我們趕快考過,不然英文在上大學後會越來越爛,就覺得怎麼會是一個應付的東西?到現在覺得確實,英文門檻真的對沒有英文興趣的人來說是應付用的,英文好的人可能就覺得只是小測試。

  因為規劃讀系上研究所,本來考了兩次英檢沒過,打算直接修進階英語,但因為研究所也有英檢門檻,就在大四又多考兩次,也念的很認真,但還是沒過。那時就覺得努力根本沒用,也越來越討厭英文。而且通常英檢考完已經接近期中考,為了英檢狂唸英文沒太多時間準備期中考,期中考也就考爛了。英檢認真念沒過,期中考也考爛,令我很沮喪。之後越挑戰英檢就越不開心,現在看到英文就討厭。原本設門檻立意是要讓學生英文變好,卻演變成讓學生討厭英文,英文也很難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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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00)

  大一英文是上輔導課程(台大會將部分學測和指考成績後段的學生編入同一班),用全英文授課,內容非常簡單,但又因為全英文容易聽不懂。上課會讓大家練習對話,互相講起來都很勉強,效果不是很好。一直都知道有英檢門檻,但沒特別在意,到了大四考上研究所才開始準備,考了雅思跟英檢,雅思差0.5分沒過。雖然大四完的暑假去暑修進階英語,因為一些不去不行的外務沒過。大五的暑假也有暑修,內容都很簡單,只是覺得太沒意義很浪費時間,不小心又沒過。因為修課簡單,就沒有再想過要考英檢。

  進階英語會發一篇文章挖空,讓大家聽三遍來填空,中間跟組員討論,一小時就這樣過了。第二小時通常是小組用全英文報告指定的文章,報告的同學的英文也不是很好。老師教的沒有不好,但課程設計一開始就錯了,把大家的程度想得太差,教一些以前學過的東西,也沒有系統性,已經修到第三次,感覺都差不多,一直散亂的讀文章和練習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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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03)

  大一上和大一下的英文課是不同老師,大一上的教法是每週發一篇文章,針對文中單字文法的意思詢問同學,很像高中那樣,期末考填空還有聽寫。大一下的老師是翻轉教育支持者,同學要分組報告,一次報告兩堂課,第三堂課每個人自我介紹。大一去考英檢沒有特別準備,閱讀差兩分,大二太忙就沒有考,大三的時候買了一本題本,每週大概寫個三回吧,但還是沒過。還沒修進階英文,認識的人對進階英文的評價通常都是修了英文也不會變好,很浪費生命。目前因為大四有一天半的時間要實習,又要修進階英文的話選課很容易撞到,還蠻苦惱的。

  大一英文的教法我覺得偏向生活英文,對閱讀原文書沒有什麼幫助,準備英檢的練習更是跟學術專業上要用的英文一點關係也沒有。進階英文或大一英文這些課作為必修,會覺得是學校為了評鑑不得已的,如果真的要對將來想走學術、想出國的人有幫助,因為每個系需要的單字、寫作格式都不太一樣,應該是各系所要自己開設英文的課程。


進階(X)補救(O):進階英語的課程定位

  對許多學生來說,進階英語並不進階。如果進階英語真的比大一英文更「進階」,為什麼免修大一英文的條件(必須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比免修進階英文更難?

  探究進階英語出現的原由,2001年時任台大教務長的李嗣涔表示:「台大預計自九十一學年起實施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制度」[註一] ;台大也替全部的新生報考英檢[註二]。一位受訪的外文系老師也表示,是因為學校希望鼓勵學生修完大一英文即考取英檢,但外文系的老師們不希望大一英文的目的只是為了讓學生通過英檢,因而進階英語的開課事務才會由共教中心承攬。老師直說,進階英語實際上正是補救英語。 

對英檢門檻的兩點爭議

英檢無法提升學習動機:從「確保」與「應付」詮釋英檢門檻對學生的效應

  在訪問中,學生認為準備英語門檻對自己沒有幫助,修補救課程也是在浪費時間。追根就抵,就是認為門檻只要通過就好,是拿來「應付」,而不是真正有幫助、為了自己而努力準備的東西。

  根據一些對英檢畢業門檻的研究,朱秀瑜(2009)發現英文畢業門檻對學生的影響很低,並且多為負面,他指出「相關的『利害關係』太低,以及門檻不符學生對英語之實際需求實為主因」。也有研究發現學生修完必修的英語補教課程後,都沒有再修任何英語課程(唐佳蓉,2011),而影響學生學習英語與參加檢定的動力,通常也不是因為英語畢業門檻(鍾佳蓁,2012)。

  考試引導進步為何在某些地方有用,放在英檢畢業門檻就沒用?一些支持英檢門檻的師長會說:「英檢只是『確保』學生的基本能力,對以後就業或出國都有幫助。」然而對學生來說,門檻是拿來「應付」用的。顯然「確保」與「應付」是政策制定者和學生對英檢門檻最根本的不同看法。

  所謂「確保」有兩個意涵,一個是用檢測證明能力,另一個是透過學習提升能力,在大學中,要提升能力通常是透過修課而非檢定,雖然修課也有考試,但修課更多是學生主動的選擇,且修課的預設仍然是學生在課程中獲得知識,考試是檢驗課堂上學習的成效,而不是平白無故要負起滿足一項測試的責任。補救課程雖然並非檢定,但因為修課前必須先考試,又是零學分的課,在學生認知裡更像是無法通過門檻的代價,不是主動的選擇。如果學校開設真正的「進階」英語,並且鼓勵學生在修課後考取英檢,對學生而言才會是比較對等的情況(事實上大一英文就類似這樣,多數人並沒有特別排斥)。

  英語檢定可說是為了快速辨別能力而誕生,在升學、留學或求職的場合中,考試能交換更好的未來,我們因此願意付出心力,這是當我們的未來道路都將在龐大而繁雜的評分體制中被決定(例如國中、高中的升學考試)而不得不做出的交換,對於預期自己還不需要英檢證書的人,考英檢除了達到學校規定之外,沒有其他重要的功能,最終就只會變成拿來「應付」的考試。

不獨尊英語,而是獨尊未必對學生有用的英語

  英檢門檻也反映出一套量化或標準化的思維,認為學生的能力能夠用一套客觀指標來衡量。在語言學習的基礎階段,如剛開始學第二外語時,確實可用制式方法衡量學習狀況,上課用固定教材,並有系統性和階段性的目標。但當語言脫離基本能力後,已經不再能簡單衡量,就像學測考中文作文和選擇題的分數,未必能夠判斷在日常生活中說話,或用中文寫學術文章的能力。

  英文到了大學,也進入類似階段,如同訪問中看到的大一英文,老師會使用時事相關或其他多樣化的教材,學生需要的英文也會因學科或生涯規劃有所不同。對一些台大學生來說,因為自己的成長環境,使用英語聽說讀寫已經很平常,但對另外一些人,英文只有閱讀的時候會用到,說和寫幾乎用不到,未來也不打算出國,確實沒有說與寫的需求。

  當學生認為自己並不需要英檢所對應的那種英語能力,學校往往會回答英語是世界性的語言,無論如何都會用到。確實英語有某種程度上的重要性與獨特性,對一些學生來說,確實也需要較多英語學習資源,但我們不應該想像大家都需要同一種英語能力——學生真正需要的是更彈性、多元的英語課程,像是由系所自行開設的寫作課程(例如歷史系的史學英文寫作),或是寫作教育中心的職場英文、基礎英文寫作,如果想強化閱讀能力,也有英語的批判性閱讀課程。由這些課取代門檻,才真正的能對學生有幫助。

後記:政策的幽靈徘徊,學生做為主體的機會?

  在本文完成之際,我們訪問了教務長,面對進階英語未必適合所有學生,不如改用寫作中心或各系所開設的英語課程替代這個提議,教務長抱持相當開放的態度,覺得用一些全英語授課的課程來抵免也無不可,只不過因為進階英語修課人數不多(將近九成的學生免修),所以沒有將相關改革放在優先處理的項目。

  我們也和教務長聊到過去設置進階英語的目的,除了要提倡英檢,也是基於教育部的鼓勵和評鑑。教務長表示不太清楚最初設置辦法的理由,但對這項政策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與詮釋,對他來說,當大一英文慢慢轉向第二外語,進階英語應該是取代大一英文原先確保英語能力的功能,另外也是因為台大為了避免城鄉差距,沒有在入學時採計英聽,所以需要進階英語補強部分學生們的英聽。問到為什麼修完比較難的大一英文之後還要修比較簡單的進階英語,教務長也覺得這規定裡的邏輯不太順,有修正的空間。

  教務長唯一不能接受的說法,是為了「不要獨尊英語」而廢除進階英語,他認為英語還是國際化必要的語言。強調「台大不應該獨尊英語」,或是批評過去政策設立的考量已經消失,都不一定能說服當下影響政策的人們,不過面向未來,提出更多元、更適合學生的政策,仍然有許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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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在學四年內須通過中高級英檢 台大英語畢業門檻 從明年新鮮人實施〉( 2001-09-27/聯合報/6版/生活)

[註二]〈台大新生 集體英檢 通過才准畢業 逾三千七百人報名 交大也有千餘人參加〉(2003-04-22/聯合報/A10/綜合)

朱秀瑜(2009)。利害關係、需求與回沖效應:以台灣之大學英文畢業門檻為例(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

唐嘉蓉(2011)。英語畢業門檻考試對大學生英語學習的影響。外國語文研究,14,1-24。

鍾佳蓁(2012)。英語畢業門檻政策之回沖效應:以台灣之一所國立科技大學為例之個案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

校園勞動議題回顧

◎凌心耕、羅宛庭、潘殿勛、袁紘禮

  自去年七天假爭議爆發以來,勞動權益的相關討論便時常在新聞媒體上曝光。勞權議題乍看離我們十分遙遠,實則不論是學校老師的傳道授業、家長的賺錢養家,還是家庭看護的雜物照顧,都是形式各異的勞動行為。作為一名大學生,小至打掃系館,大到校外打工,生活中也處處充滿值得討論的勞動議題。

  更重要的是,自同學們步出椰林大道,踏入勞動市場的那一刻起,這些關於工資、工時、職場環境等勞動條件,都將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品質與生涯發展。包含我們有沒有時間陪伴親人、有沒有儲蓄可供支應、有沒有精力在下班後參與休閒活動。

  藉這次校園勞動議題回顧,我們採訪了一些校園勞動議題的倡議團體。文中將分別說明、分析他們參與的議題,以及他們的具體行動。盼能為「勞動」這個既親近又陌生的主題帶來不一樣的觀察與反思。



打工族/濁水溪社
羅宛庭

  濁水溪社(簡稱濁社)為台大校內眾多異議性社團之一,早期主要關注農民議題。隨著農民運動勢力漸衰以及社會對農業議題關注的減少而經歷短暫停頓,2005年復社後以「意識本土、觀照社會」為宗旨,嘗試由人文關懷角度切入台灣議題,強調瞭解完整的台灣歷史與爬梳文化脈絡之重要,並定期舉辦讀書會與講座。

  曾參與七天假倡議的濁社社長表示:砍國定假日看似對學生沒有影響,然即使是打工族,只要在國定假日加班,雇主便有義務支付雙倍薪資。因此對於打工的學生而言,減少國定假日意味著減少其薪資以及工作時數。不過當時的青年倡議者雖以邏輯推論,主張學生們會刻意選擇於國定假日排班以賺取更高的薪資,卻沒有實證數據支持這項論述。濁社認為,在缺乏對實際打工情況的理解下勢必難以繼續推行活動,因此決定對校園周邊打工樣態做更詳細的調查。參考東華、政大等校繪製的薪資地圖後,審慎設計問卷並製作台大自己的薪資地圖。

  調查項目共有六項指標,分別為:是否達到最低薪資133元、是否有投保勞保、是否提繳勞動退休金、是否給付加班費、國定假日是否給付雙倍薪、是否違法扣薪以及是否有薪資明細與工資清冊。依照合格項目數量評分店家,發現1~3分的店家有24家、4~5分為17家,僅有6家店完全符合勞工權益相關規範。

  問及未來將有什麼樣的後續行動,濁社表示將持續更新薪資地圖,也計畫與其他大學串聯製作一個涵蓋全台的大規模地圖。另外,濁社亦於今年七月將調查結果送交台北市政府勞動局,促成勞動局召開記者會宣布,將就台大周邊商家進行全面勞檢。至於其他的勞權行動,濁社表示計畫將目標放在立院下個會期的一例一休修法,針對將受影響的項目展開調查。希望向立法者揭露勞工真實排班狀況後,能在勞動權益上促成一些改變。

 台大周邊薪資地圖:https://goo.gl/DuxSfe



服務學習/台大勞動工作坊
凌心耕

  服務學習課程於1998年推動,其設置目的在於「鼓勵學生投入服務工作,實踐服務學習的精神」,為全校大學部學生的畢業門檻,但不計入學分。課程內容又細分成服學一、服學二、服學三,三門課的內容依序為「維護環境整潔」、「校內外非專業性服務」、「與學系性質有關之專業性服務或學生社團之校外服務」,課程設計建議是建議三門課依序在大一、大二、大三修。一般而言,服學一較少選擇空間,只能打掃所屬學系的系館,服學二三則開放修習各學系、學生社團,或服學小組規劃的服務學習課程[註一]

  實行多年的服學制度飽受爭議[註二],最主要的批評在於服學一的「環境整潔」目標多淪為純粹打掃系館。這樣實行不僅悖離原先設定的「服務學習」精神,更變相讓學生成為系所免費的勞動力。透過服學門檻要求學生執行高度重複且枯燥的工作,以省下系所雇用清潔人員的費用[註三]。而這樣的制度安排,再加上許多系所「指派」、「監督」、「考核」的操作方式,使得在台大勞工坊進行的調查中[註四],有高達70.89%的填答同學認為服學一的學習程度極低,及49.27%的填答同學認為服學一的勞動程度極高,整體來說更有高達86.69%的填答學生對服學一持負面態度。

  針對服務學習的改革方向,學生會長林彥廷於競選期間提出「放寬服學限制」的系列政見,包含改為跨系選修、增加服務項目、服學一二三合併、調整課程意義等構想[註五]。台大勞工坊則提出了「勞動課」的構想,旨在肯定身體勞動的價值,力圖在服學改為選修的前提下,設計出「一套更完整且更具系統性的課程」。希望台大學生能夠透過勞動課接觸身體勞動的種種課題、培養對基層勞動的關懷[註六]

[註一] 關於服務學習的介紹,可參考台大服務學習網。http://service.osa.ntu.edu.tw/main.php
[註二] 關於服務學習諸多爭議,可以參考花火新聞的報導。https://sparks.ntustudents.org/4825/
[註三] 根據台大勞工坊的調查,從學生工作願意拿的薪水來看,服學一課程每小時平均幫學校省271.63元。goo.gl/Ca8rny
[註四] 完整調查報告:goo.gl/ibAZx8
[註五] 完整政見:goo.gl/zGV9FV
[註六] 完整文章:goo.gl/VWErYd




清潔工/政大種子社
潘殿勛

校園內的非典型勞動者 - 清潔工伯伯阿姨

  一般而言,典型勞動即是指傳統的正規雇傭關係。通常具有直接僱用(僱用勞動力者與使用勞動力者相同)、連續性工作(簽訂的契約屬不定期契約)、全職等特徵。相反的,只要不符合這些特性,即屬於非典型勞動此一大類。諸如定期性勞工(簽訂定期契約)、勞動派遣、業務外包、部分時間工作等皆屬於非典型勞動[註一]

  目前多數大學都將校園的清潔業務外包給校外的清潔公司,清潔公司再和校內的清潔人員簽訂定期契約,由簽約的清潔人員打掃校園。

清潔工的窮途

  2008年起長期關注校內清潔工權益的政大種子社發現,這群默默打理校容的清潔人員長期處於惡劣的勞動條件中,社團因而向校方及清潔公司抗議。歷經倒社與復社的波折之後,種子社在2013年因為一位清潔阿姨遭逢惡意解聘,再次開始了為清潔工發聲的漫漫抗爭。

  根據種子社的調查,清潔人員面對的惡劣處境諸如:簽訂違反勞基法的契約;換新約時被脅迫簽下自願離職書,使工作年資無法累積;雇主的惡意逼退以及無故解聘;部分清潔用品須自費負擔;不給加班費及國定假日的雙倍薪資;請病假或事假都需自費請人代班等等。

  經統計,政大的「宿舍只用了每人每日2.69塊錢的價格,要求清潔人員打掃56間廁所、處理260人每日飲食起居與盥洗間製造的垃圾。」[註二]種子社質疑,清潔公司僅僅是再次聘用校內既有的清潔工與監督人力,並未多付出任何成本,憑什麼能夠獲取一年幾百萬的利潤?而實際付出勞動力的清潔工只能領取微薄的薪資?

  另外,勞動意識的缺乏也限縮了爭取權益的可能:多數人並不了解身為勞工的具體權益,當然也無法意識到失去了多少權益;即使意識到權益遭到損害,處於低社經地位的勞工也難有資源及勇氣來對抗業主的剝削。

被壓迫者的矛與盾:種子社的行動

  除了替清潔工向政大、廠商抗議外,種子社還成立了「清潔工關懷小組」作為學生和總務處溝通的平台。平時也會開設給清潔工們的勞權講座,讓他們知道自己擁有哪些法律保障的權利。

  另外,種子社認為,既然校方不可能將清潔業務外包的模式改成直接聘僱清潔工為校內工友,那麼或許可以讓清潔工們自己成為承包商。因此在2017年,種子社正式成立了一間勞動合作社[註三],希望能將校內的清潔工組織起來,並向學校承攬清潔業務,使利潤能直接回饋到清潔人員身上。

  但礙於營運法人組織的高成本,以及承攬業務所需的鉅額資金,勞動合作社仍處於發展初期。但種子社社長也表示,即使要花費五年十年,只要有人願意付出時間與精力,就一定能夠完成。

[註一] 蔡志杰 (2014)。非典型僱傭關係與低薪社會。取自:bit.ly/2vDS8MO0
[註二] 政大種子社 (2017.07.01)。清潔工集體被自願離職,兩位阿姨工作不保。取自:goo.gl/LwTBXX
[註三] 合作社是屬以互助組織為基礎概念的一種法人機構,法源依據為合作社法。有生產、運銷、供給、利用、勞動、消費、公用、運輸、信用、保險等等大類。例如校園內常見的合作社即是屬於消費合作社。而勞動合作社則是提供勞作、技術性勞務或服務之業務。




兼任助理/台大工會
袁紘禮

  在校園內,有一群人默默支撐著學校內各系所、處室、研究機構的運作,他們是「兼任助理」。這群人主要是研究生或是大三大四生,而他們的業務也不盡相同。舉凡協助老師上課的教學助理、各系所實驗室的「助教」、在辦公室協助行政的兼職工讀生都在此範疇。看似複雜,但大致上可以分成兩類:「勞僱型助理」與「獎助生」(舊稱為學習型助理)。[註一]

  這兩類的差別在於勞僱型助理是法律上的「勞工」,獎助生則否。若是勞工,即符合所謂的「僱傭關係」,受勞動基準法等法律的規範,薪資、工時、勞保、年資等都理當受到保障,若雇主提供的條件不符規定也能舉發;至於獎助生,因為不適用勞動法規,通常學校單位在開出職缺時即訂定好相關待遇。

  事實上,這兩類助理的工作差異並不大,例如同一個研究機構的同一計劃下,可能同時聘了勞僱型及獎助生兩種兼任助理,從事的工作份量相同,但是酬勞及待遇有差。在2015年教育部將兼任助理劃分為勞僱型及學習型時,即受到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及台大工會等團體的批評,因為這讓學校可用較差的待遇來聘僱,剝奪這些勞工應有的權利。勞權團體在過去幾年展開了一連串的資料蒐集、倡議、抗議,呼籲勞動部及教育部妥善處理,更參與政府舉辦的相關會議,期望兼任助理全面勞僱化。[註二] 2017年8月,教育部的新法公布實施,代表兼任助理勞權邁入了新的階段,成效則有待觀察。

  目前在台大校內,教學兼任助理已全屬於勞僱型,其他的助理則是兩種兼有,不過總體來說勞僱型助理的比例仍偏少數。無論是大學生想要找份穩定的兼差,還是碩士生為了學業需求而擔任各種助理,每個人都有可能因為不同的理由從事這份工作,認識兼任助理勞動權益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註一] 教育部於2015年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簡稱〈處理原則〉),將兼任助理依「工作內容是否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劃分為勞僱型及學習型助理。教育部於2017年修正〈處理原則〉為〈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將學習型助理改為獎助生,並明確定義不同類型獎助生的定義及學校應訂之相關程序,同時更規定獎助生其中一類「附服務負擔助學生」僅能由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生來擔任。

[註二] 更詳盡的描述請參閱台大意識報第 92 刊〈學習與勞動的拉扯──學生助理勞動權益爭取運動〉。

總編的話

◎凌心耕

歡迎各位新生來到台灣大學。

台大,在許多意義上,是台灣升學體制的終點,有志者固然可以繼續深讀到研究所,但從台大畢業後,就不再存在一個受到廣泛社會的認可與讚頌,以全國統一的標準化測驗篩選成員的機構。相信許多台大人都有同樣的感受:考上台大的那一剎那,時間的推進已了無意義,因為我們達成了升學主義這嚴師對我們的終極要求。

  然而,即使我們想要永遠活在考上台大時的欣喜,時間依然務實地推進,如何過著理想的、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以及畢業後要如何就業、如何找到自己人生的熱忱、意義感,成為新的生活課題,籠罩在我們的一思一緒之上,再一次地(但是更大規模地),我們又從上一個生命階段的老練者,成為新一個生命階段的菜鳥。

  迎接各位的大學生活,正如許多師長或學長姐曾所說的,是個充滿自由、選擇,與啟發的環境,我們無意再次扮演權威的角色,自以為能夠指出哪條路是最正確、最有價值的,而是希望從一個經驗者的角度來提供新生一個我們認為極具意義的志向──參與和思考身邊的公共議題。

  作為學生,我們生活大部分時間都在校園與周遭,不論是教室、社辦、圖書館、周邊商家,而我們的日常生活──修課、社團運作、空間使用、日常消費、打工等,無一不受到各種看的見與看不見的人事物影響,如大學補助金額、教學總務處的施政、台灣整體的勞工處境等,這些影響也會彼此交纏:上一份薪水影響下一餐能不能吃好吃的、必修被當打亂了畢業的規劃、校園空間對身障生的排擠影響社團參與。

  參與身邊的公共事務,最直接的原因是為了爭取自己和眾人的權益,不過我們認為,在爭取的路途中有更多值得留意的事。探索公共議題、爬梳事件脈絡時,我們可以認知到政策、社會問題形成過程的權力關係、結構因素,進而從中找出自己作為台大學生的定位,我們的能力與限制。又更進一步地,當我們了解自己的能力與限制,以及社會上其他人的能力與限制如何與我們不同時,我們能夠關懷那些社會位置比我們差的人,從而紮實地形成一種社會責任的意識。

  關心身邊的公共事務並不是為了放在就業履歷上,它是一個志向、一個沒有終點的旅途,期望這本新生特刊能成為各位的一本指南,著手認識台大的校園勞動、性別友善廁所、障礙者、學術倫理、英檢畢業門檻、獨立書店營運等議題。也歡迎大家上台大意識報的粉專或部落格繼續追蹤,或是加入台大意識報,透過採訪、報導,一起來關心身邊的議題。

論文造假後續追蹤——學術倫理與誠信制度性建置的反思

◎林博謙

前情提要:

  2016年底,知名學界同儕審論平台PubPeer揭露郭明良教授研究團隊十餘年間有多篇論文造假。其中數篇論文的共同作者為校長楊泮池,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今年2、3月間台大和科技部公布調查結果,並針對涉案研究人員進行解聘、停止申請補助、停權等處置。楊泮池雖全身而退未被認定違反學術倫理,仍自請6月任期屆滿後不續任校長。台大更遭教育部扣減經費5400萬元。
  
  經歷此次風暴,台大行政單位召開公聽會提出建立學術倫理規章、改善學術倫理案件調查程序、設立誠信專責單位、加強誠信教育等多項構想。誠信辦公室更在6月底揭牌開幕。這些措施究竟是校方的虛應故事,還是台大做為研究型大學建立學術威信的契機?

造假原動力:產業趨勢與掛名文化

  台灣生技產業推動產業發展的方向由學研技術基礎研發為本,有成果後才進入商業化營運。在經費配置上,政府部門和高等教育部門遠高於企業部門,補助計畫也幾乎都以大專院校為目標單位[註一]。台灣生醫界由國家出資,學術界承擔研發重任的圖像相當清楚。組成「國家隊」集中資源研發的特性,和以藥品代工起家的韓國相當不同[註二]

  台灣學界發展相當重視量化指標。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在績效指標第一項便表明,要讓學研機構成為世界一流。一流的判準是在權威期刊或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數成為世界前10,或經世界大學排名或資料庫系統評比為世界前50。同文也肯定一期計畫造就各台灣大學排名的進步[註三]。這些由QS、時代雜誌或上海交大等組織做的排名,也相當重視研究點數和被引用數等數據。

  從台灣大學的教師升等作業相關規定也可以發現,升等審查最關鍵的送審著作必須符合著作發表規範。而著作發表規範明定著作要被刊載在「SCI或SSCI所列學門期刊著作」[註四]。台大教師評鑑辦法和若干學校皆規定,助理教授8年內未升等副教授,將不再續聘[註五]。過往台大校內甚至有教學傑出,卻因研究點數不足而不續聘的案例[註六]

  由此可以看出,著作發表的點數不只是整個學術界競逐的目標,更是事關教授生死存亡的關鍵。這次風暴中出面指控的張正琪教授便直言,生醫界的掛名文化相當浮濫。楊泮池校長自臨床醫學所畢業至今共參與622篇學術著作,似乎也很難說每篇他都親力親為的參與[註七]

  當國家生醫界的未來與資源操之在學界之手,研究成果的發表又至關重要時,才催生此次論文造假事件。楊校長被嚴重質疑是否足夠擔當共同作者此事,也是掛名文化的縮影。學校企圖在校內建立學術倫理的專責單位或加強把關,是否忽略了業界和學界兩大趨力?

  社科院學代徐連毅認為結構上資源的重分配相當困難,校內能做的只有盡量減少造假的情況發生。學術上我們也應該放下與國際接軌的迷思,在學校及教師評鑑上採取多元化的判準,不再獨尊學術點數。校內如要新增規章,加強共同作者資格審查也有助於防弊。

處理流程檢討:研究倫理中心、教評會與特別委員會
研究倫理中心

  事件爆發前,台大研發處下便設有研究倫理中心,另外還有研究倫理諮議/評議委員會兩委員會運作。上述組織為常設組織,有常設委員甚至有詳細的審查流程,配合學校發展與各計劃的施行,收費進行監督。何以這些單位未能阻止此次事件發生?

  學代徐連毅認為台灣生醫學術界的權力結構相當特殊,教職外通常還有兼職。相比之下的其他學科,舉例而言,法律系和社會互動密切,少有法學教授兼任法官;但醫學院教授又是醫生者,數量卻相當龐大。學術和醫院業務一把抓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點數與金錢的權力過度集中。甚至可能同時掌握業務設定、發包和接收,把醫院的研究需求交給醫學院。又同時,生醫論文的作者數量龐大,容易有「搭便車」、又是球員兼裁判的情形下,監督就變得相當不容易。

  在學術研究日益專業化的現況下,倫理審查的門檻提高,變得容易受少數人左右,例如該專業領域的大老。他們可能會對自己或親近同儕有從寬審查的傾向。引進外人的觀點也許是可行的做法,不同系所的老師還是能就基本的責任歸屬或各學術研究間共通的部分做審查。這或許可以加強外部監督,改善權力結構現狀。

  郭明良造假案調查中,特別委員會在楊泮池的「共同作者資格」判定上不乏爭議。調查報告堅稱科技部對於共同作者認定語焉不詳的規範(相當程度的實質學術貢獻者)最適合作為判準,並認為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ICMJE)共同作者判定的四大標準過於極端[註八]。但也有不少反證指出ICMJE的審查標準才是國際通用,甚至是知名學術出版社Elsevier都採用更為嚴謹的標準[註九]。審查標準嚴重影響審議結果,台大校方採用語義不清的定義自然無法產出讓外界信服的結論。在盡為該領域專家的小組內加強外部監督,似乎有其必要性。

教評會

  台大既有的學術倫理案件調查程序為教師評審委員會受理後,案件所屬學院組成院級調查小組,結果呈報後教評會再依其審議處置[註十]。即便是學校未來在調查程序改革的構想中,也不排除繼續以教評會作為學術倫理案件審議的終點。然而,教評會主要審查業務為教師升等案或解聘、不續聘處置等。作為倫理審查單位真的適合嗎?

  教評會缺乏學生參與,學生甚至不能列席了解審查細節。學代徐連毅更指出升等案評估的標準高度量化,和不同學科關係的學術倫理審查性質大相逕庭。若專責機關成立後審查的最終決定權仍在教評會這邊,改革效果可能大打折扣。

特別委員會

  本次案件牽連甚廣,甚至涉及校長楊泮池。一位身兼台大龍頭、中研院士、生醫界巨星的重量級人物。台大開了先例成立特別委員會,協助檢視調查結果,並強調成員來自校外或具有相當地位以增加公信力[註十一]。學術倫理應加強日常的維持,特別審查不應該成為常態。高成本的組成也讓特別委員會大幅提升常設化的難度,顯非長久之計。

監督的艱難:學術倫理機關的想像

  今年3月,台大工會撰文批評楊校長在調查期間不肯放下龐大的學術與行政資源自願離職,將嚴重干擾調查的獨立性[註十二]。未來學校將陸續設立學術倫理委員會和誠信辦公室(已啟用)等單位,雖曰獨立行使職權,但在台大這個科層分明的行政組織中卻很難讓多數人相信其中立性。學代會議長陳品觀察到台大在系、院層級之上,並沒有事涉校長本人的處理章程。校內唯一高於校長的決策機構是校務會議,可是校務會議的主席又是校長。楊泮池遲遲不願停職,不讓台大行政事務停擺應該也是一重大考量。便宜行事的舊體制讓學校所有事務圍繞著少數人運行,在主事者停權甚至只是請假的時候卻產生整個學術機構癱瘓的風險。

  學代徐連毅認為這些監督單位不應該設在校級,應該要拉到院級或國家級的層次來設立。台灣因為長久的威權統治背景,導致我們對大學自治的要求相當高。但大學自治之於大學就如自由之於個人,並不能無限上綱。沒有學術倫理就沒有學術自由,當學術機構利用國家資源造假、侵害公益的時候,就應該受到外部一定的制衡。

  放眼國際,可以發現各國學術倫理專責單位設置於國家級層次者所在多有。日本在一連串學術倫理案件後,提高監督單位層次到文部科學省下設「關於研究活動之不正當行為之特別委員會」[註十三]。德國推動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單位——德國研究協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經費由聯邦政府與邦政府提供,全國大學皆為其會員。1998年,DFG制訂了確保良好學術活動建議書(Vorschläge zur Sicherung guter wissenschaftlicher Praxis)要求全國大學建立內部學術倫理規範。更重要的是依據同書第16條設置監督委員會(Ombudsman),監督學術研究活動。監督委員會受理申訴後,送調查委員會做進一步判斷,最終裁決再交由總委員會層層把關[註十四]

  今年3月,科技部設立研究誠信辦公室,針對違反學術倫理的樣態進行蒐集、研究、分析,作為訂定違反研究誠信相關罰則與快速審查流程的依據。事實上科技部(前身為國科會)一直設有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甚至自民國88年至101年間共受理學術倫理案共98件,其中7件為造假案[註十五]。但仍然未能完全防堵學術倫理爭議案件的發生。科技部也許該針對既有的規章和學術產出程序做通盤檢討,加強審查密度。國家級監督機構不應該只限於科技部一個部會的層次,應該拉高到行政院的等級。誠然科技部乃國家研究補助的大宗,但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經濟部等部會也會和學界合作產出學術研究。這些部會迄今仍是學術倫理審查的死角,也讓部會之間缺乏與學界的協調。


研究倫理:日常教育與實踐

  近期設立的誠信辦公室身負幾項任務,其一便是加強學術倫理教育。實質作為是舉辦講座甚至要求所有研究人員(含研究生、計畫人員)完成共六小時的學術倫理課程,後者與現今的公務人員線上學習相當類似。這種急就章的、應急式的學術倫理補強,似乎顯現出台大對學術倫理教育想像的狹隘。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全國首屈一指的研究型大學,沒有辦法系統性的將學生培養成具誠信的學術工作者嗎?

  事實上,台大政治系、社會系、人類系、藥學系等等和不少研究所皆有開設研究方法的課程,甚至列為必修課程,揭櫫該學科的研究方法論與具體操作。學代徐連毅認為,這類課程應該落實到每個院系內,更應該在「研究要怎麼做?」之外一起教授「哪些行為在我們的學科領域內不被允許?」「哪些行為違反誠信?」。讓學生在學習方法的同時懂得不逾越研究誠信的分際,而非事後補救。

誰的台大?學生自治與公益

  這次造假案重創台灣與台大的研究聲譽,更實質造成台大5400萬的經費損失,影響全體同學。校內三萬多名學生雖多少有所耳聞,卻很難深入弄清複雜的學術倫理案件始末,遑論以學生立場監督並對校方高層課責。學生少數能仰賴的就是透過學生會、學代會、研協會等窗口來發聲。

  台大工會便曾批評台大學生自治參與者如研協會長吳昀慶等人未對台大做出自清的要求或批評,混淆楊校長本人的建樹與該負擔的責任[註十六]。學代徐連毅根據自身學生自治經驗指出,台大學生自治組織內部雖有類似三權分立的相互制衡機制,對外(學校)卻還是必須組織成單一窗口。而近幾屆學生自治組織和學校的互動模式卻是以保持密切關係,減少溝通成本為主,爭權與監督批評反而是後順位的考量。例如學生自治團體可能願意幫學校盡量宣導新政策、在爭議產生時先以溫和的溝通因應,而不是主動設定議題要求學校積極改善校內各項問題,相對的學校則可能在各種活動行政上甚至經費上支援學生自治組織。這導致教授和行政人員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損及學生權益時(延伸閱讀:花火—台大行政會議決議:就算是跨性別者,每個人都僅能以「生理性別」劃分寢室),學生自治組織反抗的力量因為平常和校方的夥伴關係而縮減,學生難以真正成為學校的主體。

  學代會議長陳品的觀察略有不同,認為台大現有的學生自治團體並沒有特意體諒學校。只是現實上學生在校級會議或各個會議中出席或列席的佔比不高,例如校務會議就規定學生在成員組成中只佔10%,以策略考量來說溝通和合作會比對抗更有效。如果學生自治團體真的不為學生著想,被校方摸頭或做學校的傳聲筒,台大學生就應該且願意出聲批評學生自治代表。

  在這個議題討論上,研究生其實應該有更高的參與度和關注。他們較大學生多出三千人,無疑是學生組成上的大宗。再者,他們是台大學術產出的重要基層勞動力,更是台灣學術圈的未來,學術圈的聲譽和他們可說是密切相關。學代會議長陳品認為,研究生應該在根本上去質疑學校高度量化的升遷和資源分配標準。有制度面的檢討才能避免浮濫掛名,防止學術環境劣化,這次研協會的作為不夠積極。學代徐連毅表示,台大各研究所間缺乏互動,學生間不太熟識。學校宿舍建設又不足,研究生幾乎都必須外宿甚至住到市郊,以致研究生很難凝聚在一起,或關心研究分內之外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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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經濟部(2016)。2016生技產業白皮書。P.129-163

[註二] 當年走錯路 5年被韓國反超。(2017年4月)。天下雜誌。取自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1858

[註三] 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2013年9月修正版)。P.7-8。

[註四] 國立臺灣大學辦理106學年度教師升等作業相關規定。(2016年11月30日修訂)

[註五] 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教師評鑑辦法。(2013年10月15日修訂)

[註六] 八年條款卡關 台大教學績優老師不被續聘。(2015年9月)。聯合報。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6928/1204553

[註七] 張正琪獨家告白:生醫界很注重「靠行」,我跟到郭明良和楊泮池兩位很聰明的老師!(2017年4月)。信傳媒。取自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3310

[註八] 國立臺灣大學(2017)。國立臺灣大學學術倫理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2017 年 2 月23日)中譯版。

[註九] 徐連毅。給所有臺大人的一句話:校長學術倫理沉淪,你為何不憤怒?(2017年4月)。台大學生報花火。取自https://sparks.ntustudents.org/4762/

[註十] 國立臺灣大學聲明(106.02.24)

[註十一] 同註10。

[註十二] 臺大工會。大學自治,是理想還是遮羞布?──臺大工會對學生自治幹部的發言商榷。(2017年3月)。取自https://goo.gl/aPVxhs

[註十三] 湯德宗、謝銘洋、蔡明誠、黃銘傑、陳淳文、廖元豪(2007年)。學術倫理規範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號:NSC 94-2420-H-001-022)P.98

[註十四] 同註13。P.122-132

[註十五] 國科會公布學術倫理規範。(2015年7月)。中華民國科技部。取自https://goo.gl/4eVNtY 

[註十六] 同註12。


2017年6月27日 星期二

意識報091目錄




總編的話
◎ 林庭葦

文化資產專題


再思考與想像:台灣農業的未來

◎ 周思穎

  汗水如泥漿的夏日,約莫第一期稻作收割前後,我們來到彰化。

  因著對農業的甚少理解以及好奇同儕對於此議題的看法,行前幾天閱讀近年報導、詢問身邊人們的意見,最後,心裡映著一連串淺白的印象與各色疑問。比如:雖然大家對於農業為了政治正確或是真心,因而抱持著善意,但實際情況由於農務過於操勞、所得低廉,青農、返鄉務農者的比例依舊稀少。又或者是:置身於全球貿易體系的台灣,究竟該走怎麼樣的農業之路?又或者我們根本不需有農業?此篇將從這些基本的問題出發,延伸出其他的提問和嘗試回答。

今日農家實況

  「農民的工作是辛苦的,在沒有天災的情況下,正常一分地一期大概7000塊的收入。」溪州鄉鄉長如是說到。一分地多大?293.4坪,約莫0.45個台大新體育館一樓的多功能球場。一期多久?四個月,台灣一年收成兩期稻作。個別農民的所得仰賴他擁有的土地多寡[註一]。換個方式探討農民所得的性質:2015年的統計數據[註二]顯示,農家所得裡僅有22.41%來自農業所得。認真說來,單純的、小量的種米務農在這個時代,一般[註三]是無法養活一家大小的。

  至於現在是哪個年齡層的人們從事農業?除卻一般咸知的農民高齡化[註四],我們有時聽到熱血、美好夢想的青年返鄉是怎麼樣的狀態?台灣農村陣線:「比例還是很低,以農村的推力和拉力來說,青年返鄉還是比青年流失還多,但是這幾年青年返鄉和青年進鄉的人數還是有增多。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外面的青年想進來,裡面的青年想出去。……目前青年返鄉還只是起頭的階段,再來,返鄉青年也不是指從事農業,例如一個鄉村有沒有辦法留住人,各種人才都需要在裡面。青年返鄉和青年務農這個議題不是重疊的,青年要去從農的話會有條件,土地、資金、技術(農改場、農事所這部分還是有幫忙),就算三者都滿足了,還有農廠經營、人際網絡、個人需求有沒有辦法滿足到……等問題。」

  從上述兩段中,可以觀察到目前彰化農業的種種重要的議題,錢、農/鄉村的存在、政府團體協助…等。以下就這幾點展開討論。

▌農業路線:作為一種經濟產業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薪水是一嚴肅現實的問題,錢不僅僅是生計直接的來源,也往往被當作人們生存尊嚴的象徵。從農的低收入可謂農村/地方的推力,是人們職業選擇的負面表列。若我們將農業視作一經濟部門,政府、生產、消費便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於是,當我們詢問農業產業為何無法使人賺到足夠的錢,或是如何可能使人賺足夠的錢時,我們或許可從前列三者的思考、運作、行動方式來切入。

  以戳破文青浪漫農業想像為己任的劉志偉所設想的「有效率」農業發展模式[註五]或為一可以解決生產規模問題、進而使農業所得提高的方法。而有效率及效益的思維經常會導向資源整合、將農作耕地擴大(如同我們在國中地理課本所讀到的美國農夫開著飛機播灑種子的漫畫);系統計畫性地栽植作物,使之規格標準化;再節省中間盤商成本、甚至一條龍式地到達消費者手中,或是產量足夠外銷至世界。然此型態的農業仍可能產生幾項疑慮:作物大規模、單一化的工業化農業造成農村/地方的瓦解[註六];市場力最終成為寡占或獨佔的企業可能掌握市場價格,因而(契作的)農業生產者必須看其臉色,消費者無其他選擇;具有強大經濟能力的企業擁有權勢、結合政治和科學,進一步動搖原先的產品認證制度、法規,將不合標準事物之例外狀態轉為合法[註七]

  在2016蔡英文政府上任前,江昺崙撰文[註八]清楚爬梳了關於台灣農業發展的路線論述,裡頭有一段話:「台灣農業是否能走出零細農與企業農二分的路徑,以『社群主義』或『團結經濟』概念,以小農合作,擴大水平連結的方式,來強化生產端的能量?我們有沒有辦法像是勞工自主企業一樣,從家庭農業出發,組織個別農民成為大型單位,強化集體議價的力量,進而發展出能跟跨國資本與體制對抗的合作系統?」江在此所描繪的景象究竟為何?以一實際案例[註九]說明。奇異果行銷公司Zespri由紐西蘭政府輔助成立、果農們(生產者)為其股東。個別果農按照一定的過程(生產、採收、包裝、運輸)產出奇異果後交給Zespri,再根據產量多寡取得股份和銷售後報酬分配。他們的收入並非Zespri公司單方給定之收購價格,而是全部奇異果賣至全球後的利潤高低決定,因此果農們也一齊承擔市場風險。另,Zespri也利用部分利潤作技術研發、設立獎金回饋提供誘因使果農產品質量提升。這種農業發展的模式得以使家庭式農業延續,也讓規模經濟達到可能。

▌對於在地農業的思考

  除了生產面,消費者對於農業/食物的想法和實踐同等重要。大家未必懷抱從農的夢想,但人人都必須吃才能存活。當今消費社會的啟示是:消費的力量(需求、選擇)遠足以反過來形塑、影響生產。這裡並不是要訴諸「愛國、愛用國貨」的教條,而是下列提問:我們重不重視吃下去東西的價值?價格是否合理、我們有沒有給予適當的報酬?報酬是怎麼被生產者、盤商、通路…分配的?食物來自何方,怎麼被生產出來、被運送的?近年來被重視的食安議題裡之所以會出現農業在地化的論述,原因之一便是,消費者關心外在的自然(農業情況)、對環境的友善(例如找食物里程數較小的食物),其最終好處會回返人們自身(生態共榮、永續)。

  國家需要、保護農業/農村的理由看似傳統消極:糧食安全、社會安全網(農村能吸納年長、暫時失業…等人口)、保存舊文化…等,實則深刻蘊含著人們(消費者)主動的面向──我們究竟想像怎麼樣的國家發展?我們可否擁有不同樣的生活選擇?

  現代化的弔詭是,當我們愈來愈追求個體自由、獨立時,卻發現我們在生活上更加依賴、需要別人。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味設想將地方/農村也發展成都市作為解方,其實是有問題的,先不論都市也有都市的問題──沒有了有別於都市的選項,我們要和什麼相互依存?若可在國家之內達成自給自足(地方既獨立又能與都市互補)的循環,或有機會較仰仗全球來得自主可靠。再者,若我們期許現在是一個保障、肯定多元的時代,而農村經驗/勞動身體感確實有別於都市,可作為不同生活方式的選項,那麼單一線性的發展觀又如何會是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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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https://goo.gl/Sq4kR3 在中華民國主計總處,民國99年底所做的農林漁牧普查統計裡,若將彰化縣的可耕作地面積/(農牧戶家數+農牧場家數)可得約0.60616公頃。每戶人家平均6.2496分地。
[註二] https://goo.gl/GuD8qG 第15表。不含全年休廢耕者。
[註三] 這裡使用「一般」,代表的是並不是全部。若是耕地規模非常大、或是整合經營成企業形式、耕種的不同作物所得不同…等原因,仍然有機會圓滿養家功能。
[註四] 同[註一] 
[註五] https://goo.gl/p3hMck
[註六] https://goo.gl/MLVbMl 孫有蓉,〈國家、農業、農民與農村〉
[註七] 《食農社會學:從生命與地方的角度出發》第2章
[註八] https://goo.gl/xe9to1 江昺崙,〈鬼王對決白米炸彈客:台灣農業辯論〉
[註九] 孫智麗編著,《建構『三農三生』新價值鏈─從「開放式創新」與「社會企業」看農業產業化發展策略》。由台灣經濟研究院編纂的此書有幾個相關之案例研究,包括荷蘭盆花、紐西蘭酪農產業合作社、挪威鮭魚…等。

推動農業的巨大齒輪:農業組織與政策觀察

◎ 陳凱風

  從寬敞的彰化縣政府廳堂,走進略顯擁擠卻十分熱鬧的辦公室,我們受到了盛情的款待。由於原定受訪的處長臨時缺席,不同科的官員輪番接受我們的訪問。在這夏日午後的訪談中,我們也不時聽見受訪者對於農業樂觀的想像。

  這裡是彰化縣政府農業處,地方農業政策擬定的地方,也是龐大農業組織裡的中繼站。從基層農民到都市中的決策者,台灣的農業由這一連串的科層組織串接起來。而政府對於農業的重視與想像,便展現於執行組織間的法規與政策之間;當今農業的現象與問題,也隱身於這龐大的組織結構與錯綜複雜的制度裡。究竟,農業發展軌跡是如何被遠在都市的決策者所影響?背後的農業組織又各自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這是本文所欲探討的。

 從科層體系的根部看起:地方農業組織的重要性與挑戰

  中央農委會對整體農業發展、國際貿易政策選定大方向,再由地方農業處擬定因地制宜的政策——這是一個將抽象的價值觀與想像,具體化成一項項法規、政策、行政行為的過程。但即便是位於地方的農業處,其提出的政策,也往往不見得能解決地方農業最迫切面對的問題。以鼓勵青年農民返鄉務農的政策為例,彰化縣政府主打「創新」,積極推動「農創學院」,藉由提供新興農業資訊、技術課程來升級農業。縣政府農會輔導科樂觀的告訴我們,參加農創學院的有接近半數是18到45歲青年農民。然而,這象徵的是新政策的成效,還是隱隱透露著一些實行慣行農業、不諳資訊科技與市場行銷的老農,比較容易被排除在這些資源之外?另一方面,台灣農村陣線則認為,現今的農村狀況是「外面的青年想進來,裡面的青年想出去。」即便近年返鄉人數增多,一個鄉村社區必須可以滿足各項生活需求、具有各種人才,才有辦法留住人。這些真實的農村現況,必須在更基層的組織近距離與農民、農村、農業接觸和互動,才能夠瞭解並回饋到擬定政策的龐大科層體系中。

  地方農會便在這個龐大科層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農會在基層直接面對產銷班以及農民,是政策實際推行的主力。上文提到的「農創學院」,施行上便是由各地農會統籌規劃課程、再向農業處提請補助並實際開課,可見農會與施政品質的密切關係。從中央農委會到地方農會,科層組織原本應該是有效率且客觀理性的,實際運作時卻會被各種人為因素給影響。近年實施的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註一]中,政府希望靠獎勵地主出租並補貼青年農民租用土地,解決耕地零碎以及農民高齡化。然而實際執行上,卻面臨僧多粥少的狀況,不僅地主出租土地的意願不高,且租地銀行由農會管控,租地的成功與否往往取決於承租者與農會的關係。但擁有土地卻無法耕作的地主,為何不願參與小地主大佃農領取補助?現行休耕政策下,每公頃休耕地能領取最高約4.5萬元[註二]的補助,若參與小地主大佃農沒有收到比休耕補貼更多的地租,則出租農地的誘因不足。因此,龐大的科層組織,只要有一個環節失能,便往往導致政策立意良善而執行不佳。

 大河之源:環環相扣的農業政策

  影響政策成效的,不只有行政組織實際施行政策的狀況;只要一項新政策上路,便是牽一髮動全身,對其他現行農業政策也會造成諸多影響。以「直接給付」此一新政策為例,隨著台灣加入WTO、乃至於其他貿易協定,以往的保價收購公糧制度[註三]便會被視為過度干預市場,違反所謂「自由貿易」的精神。因此,農委會希望將實施了四十多年的保價收購制度漸漸退場,改以補貼的方式——也就是目前試辦的「直接給付」——來調整制度。此一政策,補助耕作地每公頃一萬兩千五百元[註四],但取消了保價收購的保證;「直接給付」目前已經在全台20個鄉鎮[註五]進行試辦,與保價收購制度雙軌並行。先不論以直接給付是否足以取代保價收購,穩固農作價格,直接給付本身也與其他農業政策息息相關。農委會認為補貼對象應為實際耕作者,但地主和實際耕作者往往是不同人,該如何查核、判定實際耕作者?參與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的農民,可以依據存查農會的租賃契約認定,然而為避免重複補貼,這些農民不能繳公糧,也不在直接給付的範疇內;對於一般的佃農,可能因為租約大多為口頭約定而難以清查(地主因為戰後土地改革的先例,怕土地收不回來,往往不敢與佃農簽訂書面租約)。

  小地主大佃農、休耕地活化和直接給付等政策,正是農業單位面對種種困境——休耕地逐年擴大、農地屢遭破壞濫用,以及農業產銷斷裂嚴重——所研擬出來的對策。倘若要追溯未落實農地農用、非農民坐領休耕補貼[註六]的亂象,其源頭很可能來自於2000年《農業發展條例》之修法。農發條例修法後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卻缺乏明確的「土地農用」的標準,且對「農民」身分的界定亦不清楚,以致於發生農地炒作、農舍濫建等傷害農地農用的現象,且領取休耕補貼者有一大部分既非農民也無農保等現象。台灣農村陣線也說:「豪華農舍的浮濫開發,不但蠶食農地,所製造的生活污水與日照陰影等等,也不利鄰田農作生長。在豪華農舍如雨後春筍出現的同時,一方面造成農地細碎化,也使農地價格飆漲,致使許多實際從事農業經營的小農,無法以合理價格取得農地、滿足農業生產需求。長此以往,不利台灣永續發展。」

結語:從《農發條例》到《農基法》
  如今,正是這些政策以及背後的農業體系,決定了台灣農業的方向。日前已在立法院提出草案的《農業基本法》,或許將在不遠的將來取代《農業發展條例》,無論能否解決上述這些問題,都將為下個世代的農業發展訂立新的方向。更詳細的子法以及規範,將依循著基本法的精神擬定,彰化縣農業處這間小小的辦公室,也將忙碌起來給出符合彰化縣需求的規範,進而轉交給縣內26個農會執行。農業體系這個龐大的齒輪組就這樣運轉著,從而形塑著今天以及未來農產業和農村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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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提升經營規模與效益〉(農委會:https://goo.gl/tcbYOO)

[註二]2013年起每期每公頃至多補助4.5萬元,一年至多補助一期。2016年起設立單一地主每年至多補助三公頃的上限。

[註三]〈稻穀保價收購制度改採直接給付規劃情形〉(農委會:https://goo.gl/uLv6wh)

[註四]此為2017年第1期作一般農民稻作直接給付金額。

[註五]楊梅、新埔、龍井、福興、朴子及柳營6個鄉(鎮、市、區)為2016年第2期作試辦區,今年繼續試辦,2017年第1期作再增加八德、芎林、銅鑼、霧峰、草屯、竹塘、西螺、斗南、二崙、大林、新營、大寮、新園、冬山等14鄉(鎮、市、區)。

[註六]〈休耕大戶5年坐領千萬補貼 陳保基:這不是土地正義〉(上下游新聞市集:https://goo.gl/zTXYv9)

巡過台灣農業歷史的田水

◎ 李姿穎、尤鈺昕

                                                    
 「濁水溪顧名思義,溪水總是非常混濁,撈起一桶溪水,沉澱十分鐘後,就可以得到一把像是漿糊一樣的膏土。這種膏土是從中央山脈沖蝕下來的礦物質,具有很豐富的養分,所以濁水溪中下游的氾濫平原都非常肥沃……」沿著莿仔埤圳,於彰化縣溪州鄉工作的青年江昺崙,向我們訴說著溪水的故事。正因有著濁水溪的滋養,彰化成為台灣重要的農業大縣,孕育了許多豐美的農作物。百年來,流動不息的溪水以及其下所沉澱的黑沃膏土,滋養著歷代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更見證了台灣農業的歷史。

用農田種出工業:從土地改革到經濟起飛

  時逢國民政府來台,土地改革是當時農業施政的首要之務;從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乃至「耕者有其田」,許多佃農於這一波土地改革中成為擁有土地的新興自耕農。透過農復會[註一]所主導的土地改革、農業組織改組,國民政府得以經由農會系統深入農村,由上而下地介入個別農民,鞏固政權並掌握米穀生產。除此之外,土地改革不僅瓦解了日治以來地方菁英與地主階級的勢力,將其從地方上拔除、趕往工商業部門,更造成土地平均化、零細化,深深影響著台灣農業往後六、七十年的發展。

  早期的農家所得有兩個來源,一為務農所得,一為非務農所得,其中,畜牧佔非務農所得相當大的比例。長期關注台灣農業的台大農藝系郭華仁教授便提到,過去台灣農家的型態,多為農業、畜牧業混合的小農經濟;番薯和落花生不只作為農作來種植、販售,番薯葉、榨過油的落花生加上農場的其他作物、農家廚餘,還能用作養豬的飼料。原本農牧混合的生產型態,讓農民憑務農所得就足以養家餬口,甚至供應一代代的農家兒女上大學;但可惜的是,在開放廉價黃豆、豆粕進口後,這種農牧混合的農家經濟型態便備受衝擊。

  1967年,政府開放美國大宗穀物進口,種植雜糧的台灣農民深受影響。另一方面,政府又於1972年開始設置「養豬專業區」,鼓勵有資本者擴大畜產業的經營,購買更大的農地,設置大型養豬場。為達最大效益,經營者便選擇便宜的進口玉米和黃豆當作飼料。專業化、集中式的養豬場成本較低,又有政府補助,競爭力自然比小農家來得大;而公營的台糖與民營的大宗穀物進口商,也開始兼營大型養豬場、養雞場,更大大影響小農家飼養豬雞的收入。從那時開始,農牧混合的家庭式小農經濟就逐漸沒落。

  農業走向衰微的同時,正好是輕工業起飛的時候。1950年代起,在防堵共產勢力的背景下,美援陸續來到台灣;除了金援之外,也促使台灣邁向工業化。當時政府打著「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口號,實施「進口替代」政策,透過農產出口來增加外匯收入、扶植輕工業。農戶除了必須將餘糧低價出清給政府,穀價上漲時,政府還會從官倉取出米糧以平抑米價,導致穀價低落,使農民沒有可供自食的米飯。簡言之,政府有意壓低農民所得,讓農家難以單靠種田維生,因而必須離農出外打拚。在「進口替代」所奠定的基礎下,輕工業於1960年代蓬勃發展,各地也開始設置加工出口區,鄉間田地長出一間間雨後春筍般的工廠。當時的農人便到工廠做工、賺取薪水,有空餘的時間才回家務農。在我們前往鹿港的途中,不時可以看到矗立於農地上的工廠廠房,不難想像當時農人紛紛到工廠上班的景象[註二]

  在重工輕農的政策導向下,「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口號只實現了前半。務農所得佔農家所得的比例持續下降,而工業部門又不斷吸取農業部門的土地、資金與勞動力。農業部門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終在1963年被工業超越,自此以後,台灣農業邁入長期的衰退[註三]

自由貿易不自由

  時間來到1986年,台灣為了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註四](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縮寫為GATT ),開始朝「貿易自由化」的方向調整國內政策。在那即將解嚴的時代,台灣無論在政治或經濟方面都走向自由化,但是農民卻仍無法掙脫農業邁向衰退的命運。低務農所得、農村勞動力不足以及政策不完善,使農業發展環境不佳,農民雖想透過擴大生產增加收入,卻面臨農會功能不彰,反而導致滯銷跌價。1987年,政府開放洋菸洋酒進口,打破公賣局長期以來的壟斷局面,衝擊了台灣農產市場[註五] ,更加劇農民對貿易自由化的質疑與恐慌。

  同年底,長期以來被政治、經濟政策所擺布和壓抑的臺灣農民,在各地相繼成立農民權益促進會進行示威遊行,最後演變為1988年5月20日的農民運動,又稱五二〇事件或五二〇農民運動[註六]。1987年解嚴後,社會運動愈加蓬勃,此次運動中,農民與政府之間所爆發的激烈衝突更是解嚴後前所未見。儘管政府於1989年7月全面實施農民保險、完成五二〇事件的部分訴求,然而抗議訴求並未完全被重視,隨著農運領導者相繼入獄,此次台灣農民運動也漸趨沉寂。

  即便農民走上街頭大聲疾呼,也阻止不了經濟走向全球化。2001年台灣加入WTO,外國農產品開始以自由貿易為名,大量出口至台灣。由於臺灣土地零細、人力成本又高,無法如外國藉由擴大種植規模來壓低成本;因此,一旦開放成本、售價都較為低廉的外國農產品進口,台灣農產品在也就更容易受到市場競爭的衝擊。

  為此,政府自1997年開始推動「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也就是俗稱的休耕政策。政府原欲透過休耕政策,因應每年開放進口的14萬噸外國米,讓水稻生產力弱的區域進行轉作或休耕,以避免破壞市場平衡。農民若休耕種植田菁等綠肥作物,可領到每公頃四萬五千元的休耕補助,比起與每公頃生產稻榖的平均獲利五萬元,僅差五千元。獲利落差不大、又不須面臨市場風險,休耕逐漸成為農民——尤其是高齡老農——的選擇。全台休耕面積逐年增加,2004年更因全臺缺水促使休耕農地達超過二十萬公頃,超越稻作種植面積。

  眼前溪州正值第一期稻作收割,實在難以與大幅休耕的景象連結。江昺崙告訴我們,由於溪州鄉土地肥沃,休耕比例較少,然而,若到環境條件相對弱勢的地區如王功,就能看到許多休耕地。休耕政策不僅沒有減少WTO帶來的衝擊,甚至成為現在年輕人務農的障礙。老農寧願領休耕補助,也不願出租田地,使青農須負擔更多土地成本,農村人口流失的問題也因此難以改善。

  2016年,農委會宣布檢討實施四十多年的保價收購制度,並試辦「直接給付[註七]」,以因應自由貿易的趨勢。農委會期望能藉此刺激農民更關注市場、提升農產品質,並使不合時宜的公糧收購制度逐漸退場。然而,稻穀公糧保價收購已實施長達四十多年,一旦廢除,必定會對長期走公糧體系的農民、農會和糧商造成衝擊;對於不諳資訊科技的老農而言,觀察價格、判斷市場風向更非易事。要如何使不熟悉市場操作的農民不至於被新制度拋在後頭,從而根本解決產銷斷裂的問題,正是各種不同制度廢立的關鍵[註八] 。

江湖要往哪裡去:台灣農業的困境與未來

  這一波波衝擊,揭穿了國家長期以來失衡的產業發展策略,也促使台灣面對自身的農業困境。在農業尚須心力克服眾多挑戰之時,工業發展的巨輪並沒有停止轉動,而是打著振興地方經濟、促進產業發展的大旗,輾壓過一畝畝即將收成的稻田,推動工業區、科技園區進駐鄉村。

  即使是農業相當發達的彰化,也難逃被巨輪輾壓的命運:從蠢蠢欲動的國光石化開發案、彰南產業園區,乃至於造成相思寮迫遷、工農搶水爭議的中科四期,彷彿都訴說著農村的沒落。工業的進駐究竟能不能為地方居民帶來實質利益,尚有許多爭議;然其所挾帶的巨大傷害——無論是工業污染、園區閒置所造成的土地浪費,又或是隨著開發而生的農地流失與炒作問題——卻已經造成。

  昔日的農業大縣彰化,如今成了工業大縣。台灣農業在百餘年間,從貿易舞台上的耀眼主角,漸漸褪為眾人難以看見的黯淡餘光;而標舉「工業帶動經濟發展」的高爐依舊燃燒著,火光與黑煙蓋過農地、籠罩農村。蔡英文政府所承諾的《農業基本法》以及各項農業政策,能否讓農業從霧霾中突圍,繼續呼吸並健康地生存?歷史和人民的眼睛,都緊緊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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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農委會沿革(來源:http://www.coa.gov.tw/ws.php?id=14)

[註二] 《夏耘:農村草根訪調文集》第170頁對於彰化頂番婆水龍頭工廠有詳細描述。

[註三] 吳田泉《台灣農業史》

[註四] 為一項多邊國際協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自1986到1993年的第八回合烏拉圭談判中,GATT決議成立WTO,正式取得法制化與國際組織的地位。1980年代起,國民政府即積極推動加入GATT;改組為WTO後,方以「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成為WTO會員。
(延伸閱讀:http://www.trade.gov.tw/cwto/Pages/Detail.aspx?nodeID=339&pid=312887)

[註五] 以彰化縣二林鎮為例,原先公賣局與當地許多葡萄農有契作關係,在開放洋菸洋酒後公賣局不僅降低收購價格與數量,甚至終止契作關係,導致葡萄農的生計受到衝擊,也醞釀了日後520運動爆發的動能。

[註六] 時任立委林國華、蕭裕珍等人率領雲林縣農權會,高舉「農業開放可能導致農民權利受損」的大纛,主導台灣南部農民至台北請願,並且提出幾點要求,包括全面實施農保、全面眷保、肥料降價、增加稻米保證價格與收購面積、廢止農會總幹事遴選、廢止農田水利會會長遴選、成立農業部、農地自由買賣等。

[註七] 直接給付是農委會參照「歐盟農業補貼綠色措施」所擬訂出來的新政策。它可以支持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與保價收購原本的功能類似,除了作為漸進式取代保價制度的措施,還有更積極的「生態永續意義」。
(來源:http://www.coa.gov.tw/ws.php?id=9686、https://agtech.coa.gov.tw/content/a_news/new_01.aspx?id=660)

[註八] 關於直接給付的相關探討,本專題第二篇文章有更深入的解析。


當田水灌溉生產線──從彰化看工業對農業的衝擊

◎ 蔡亦凡

  1960年代開始,原為台灣經濟大宗的農業在政府產業政策改以工業為導向後,逐步衰退,產業所需資源也受到嚴重壓縮。彰化作為一個擁有一萬七千家以上的工廠,佔中部地區工廠數六成的工農大縣,境內溪州鄉、竹塘鄉等以濁水溪為農業水源的彰南地區農業鄉鎮,其農業用水被中科四期二林園區計畫佔用;彰北和美鎮的非法電鍍工廠設立於農田之間,造成嚴重的重金屬污染。工業發展對農業造成的負面影響,為彰化縣政府振興地方產業所需面對的課題,也是地方民間團體及有力人士極力關心的焦點。

中科搶水事件──農業用水及工業用水的衝突
   
  2009年中部科學園區四期開發案通過,為了籌措所需的工業用水,行政院國科會向農田水利會、自來水公司簽訂調度用水契約,計畫於荊仔埤圳開鑿引水口,調度每日6.65公噸的農業灌溉用水給科學園區。然而就在2011年工程發包,準備興建之際,被溪州鄉等地方居民發現。他們堅決反對將原本就不足的農業用水調度予工業區,並質疑該工程將導致沿線農地荒蕪、地層下陷。最後在居民、環保團體、民意代表、鄉公所聯合反對下,加上友達光電等重點廠商決定不進駐園區等原因,國科會於2012年中旬宣布中部科學園區四期開發案轉型,提升精密機械業比例,園區長期用水量從20萬噸下降至2萬噸。由於需水量下降,不再徵用農業用水,中科搶水的爭議便暫時告一個段落。

  綜觀整起事件,中科搶水之所以激起如此強烈的反彈,反映當地農民對於灌溉用水日益不足、未來無田可種的恐懼。溪州鄉鄉長黃盛祿表示,自從政府於濁水溪上游興建集集攔河堰,將部分用水調撥至六輕等鄰近工業區,下游農地在枯水期時就採取供四天、停六天水的配水政策,導致農民需自行抽取淺層地下水灌溉農地。2001年啟用的集集攔河堰興建目的之一,原就是為了確保枯水期也能有穩定的水源,解決彰化、雲林地區抽取地下水的問題;然而之後政府卻為了工業用水,優先將水撥給六輕等工業區。

  黃盛祿進一步指出,如果中科四期再引走所剩不多的農業用水,恐怕造成將近兩萬公頃的農田廢耕。即便後來縣政府提出轉型為引水口從莿仔埤圳源頭改至中間區段、取水量不到兩噸的園區的妥協方案,黃盛祿仍保持不信任的態度。他認為只要政府擁有引水渠道,具有分配用水的權力,未來就有擴大取水量、危害農民權益的可能。對此,彰化縣建設處產業發展科科長陳駿瑜表示,由於園區轉型,目前評估已不需要徵調農業用水,自來水公司即可全部供應。

  雖然依據《水利法》第18條第一項規定[註一],農業用水順序先於工業用水,但依同條第二項[註二],經濟部或地方政府認為實際上工業區有用水需求,工業用水便可以優先於農業用水。本來變更用水順序應當是例外狀態,但是法規中並沒有明確的限制在何種情況能變更。變更順序的裁量權就在一句「酌量實際情形」之下,完全交由主管機關決定,使得第18條第1項的內容在工農用水相互衝突時,便形同虛設,工業用水總是優先於已然不足的農業用水。

  另外,彰化農田水利會在中科四期計畫中,同意將部分農業用水轉作工業用水,除了讓民間團體及溪州鄉公所質疑其罔顧農民用水權益,更引發農田水利會組織地位[註三]的爭議。黃盛祿說明近年水利會成為地方派系角力、選舉綁樁的組織,且有浮報公款的弊端;他認為農田水利會本是保障農民灌溉用水及維護渠道的組織,現在卻如同營利一般將灌溉用水賣給中科四期,是背信且瀆職的行為。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更質疑,農田水利會擁有分配全台大多數農業灌溉用水的權力,卻因為其為公法人組織,無法藉由民意機關直接監督。這牽涉到農田水利會的角色究竟是私人灌溉系統的經營組織,還是公共設施管理單位。基於水資源為全民公共財的理念,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認為農業用水及灌溉系統不應成為私人組織營利的工具,農田水利會須由公法人組織改制為公部門,由國家管理農田灌溉系統,才能有效落實監督農業用水分配的功能。
   
  去年7月11日,立法院召開農田水利會轉型為公部門的公聽會,似乎是得以透過監督改善農業用水分配的第一步。然而政府若仍以工業發展為政策方向,水利法對於農業用水順位的規定仍未完備,農田水利會轉型為公部門,在農民需要用水時,是否仍然會因為工業用水需求而退讓,仍是個未知數。
       
彰南產業園區──工業區汙染農地的隱憂

  2014年二月,溪州鄉水尾村[註四]的青年發現彰化縣政府計畫於台糖水尾農場一地建設彰南產業園區,且行政程序已經進入後端徵收審議的階段。擔憂鄰近農地有遭受污染、地層下陷的可能,他們成立反彰南產業園區自救會,阻擋園區於水尾村設立。在鄉民奔相走告之下,立委、環保團體、鄉公所紛紛加入,最終擴大為整個溪州鄉的抗議事件。直到前任縣長卓伯源任期結束,彰南產業園區的開發進度持續延宕。而在選前支持彰南產業園區撤案的現任縣長魏明谷,上任後因其對彰南產業園區曖昧不明的態度引發溪州鄉民不滿,最終在民眾壓力下於2015年4月10日公開宣布撤案,結束了彰南產業園區長達一年的抗爭行動。

  彰南產業園區預計招募橡膠、精密機械、塑膠等廠商進駐,其中包括原來就在溪州鄉設廠的正新輪胎工廠。輪胎工廠在其製程中產生的粉塵及污水,若散落至空氣及農田之中,便有很高的可能造成污染,而正新輪胎工廠在當地早已因數次違反空污、水污、毒物管制等相關法令而受到裁罰。另外,台糖水尾農場下方是黏土層,若廠商在上方填土整地,恐有地層下陷的風險,甚至危害到高鐵的行車安全。除了對於農地可能的負面影響,彰南產業園區還存在行政程序是否完善的爭議[註五]      

  2011年產生搶水爭議的中科四期,也被環保團體質疑有破壞環境的可能。抗爭過後,中科管理局想要將廢水改排至濁水溪,時任雲林縣長蘇治芬因濁水溪作為當地農產品的標誌,基於維護農產品的名聲而反對。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施月英指出,中科四期排至彰化沿海地區的廢水,將會嚴重影響沿海養殖業的生存。當時彰化縣政府卻忽視廢水排至濁水溪對彰南地區農業的影響,並未明確表示反對。遭雲林縣政府反對後,行政院提出放流外海,讓海流稀釋廢水的作法,但是經環評審查發現由於漲退潮、海底地形因素,廢水將會滯留於彰化沿海,並不會隨海流稀釋。

  除了彰南產業園區,彰南地區過去經歷大大小小的開發案──如位於芳苑、大城地區的國光石化、大城產業園區、二林中科四期等,皆因當地民眾的阻止而終止開發。反映了當地民眾普遍對於此類工業區開發的不信任。但值得注意的是,彰南產業園區由於牽涉到廠商賠償等問題,解除產業園區編定的程序自撤案日算起,延宕超過兩年,自救會成員對彰化縣政府的不信任有增無減。而2017年4月19日,彰化縣建設處公告將於同年5月4日召開「彰南產業園區」土地解編作業說明會,解除編定或許過不久即能實現。

彰北和美重金屬污染──坐落於農田之間的電鍍工廠

  以工業發展為主的彰北地區,具有大半的彰化縣受污染農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和美鎮電鍍廠重金屬污染問題。有許多違法電鍍工廠因為不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中對工廠安全設備、防污染裝置、工廠用地限制等要求,而未取得工廠登記證,被稱為「未登記工廠」。這些中小廠商為了節省污水處理的成本,便利用暗管將高重金屬含量的廢水排入河川、灌溉渠道,甚至挖井將廢水排入地下水層。農民無論使用受污染的灌溉用水還是地下水,都會造成農地難以回復的污染。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表示目前若要整治受污染的農地,從計畫核定到整治完成需要將近兩年的時間。污染較輕微者便利用重金屬集中在農地表層的特性,將上下層土壤翻動混合以酸洗法中和土壤中的重金屬濃度。污染較嚴重者便只能將整塊表土移置廢土場處理,並換上新的一層表土。農民在這段時間裡只能領取縣政府的污染補助金,無論農民或是政府都必須付出極大的金錢與時間來處理重金屬污染問題。

  未登記工廠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30條,應處停工處分,若仍未停工則可連續處以罰鍰。但實際上地方政府很少嚴格的裁罰未登記工廠,多半是行政輔導的方式,協助這些廠商取得能夠成為合法登記工廠的要件,包含提供相關資訊、將工廠安置至鄰近工業區,甚至因此提出新的工業區計畫。在工廠管理輔導法第33條[註六],還特別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日起至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特定地區的未登記工廠不適用同法第30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等相關罰則,讓未登記工廠有存活的空間。至於水利污染防治法中雖然有關於工廠排放廢水至下水道、污水處理設施不完備等相關罰則,但是地方政府不一定會做出嚴厲的處罰,而是一次次地給予廠商改善機會。陳科長解釋解決未登記工廠問題,應採蘿蔔與大棒並行的策略,取締的同時也輔導未登記工廠的未來去處。而不是大棒一揮直接砍掉好幾千個家庭工廠,造成巨大反彈。

  由於彰化的鎘米事件頻傳,事態日漸嚴重,最終讓彰化縣政府環保局及彰化縣地檢署從2013年開始有較大規模的查緝行動,祭出高額罰款。彰濱工業區環保組組長表示,自從彰化縣政府開始查緝電鍍工廠,有意願進駐彰濱工業區電鍍專區的廠商便大幅增加,電鍍專區二期計畫還特別為此增加了新的廠區,現在已有113家廠商將進駐至電鍍專區。但是外界廠商仍有需求,未來可能會有三期計畫,由此可以得知和美鎮農田間的電鍍工廠氾濫的情形。
   
  將未登記工廠引入工業區其實是彰化縣政府欲達成的目標之一,無奈廠商可能因為區位、成本考量,不願意進駐需繳納污水處理費用的彰濱工業區。只有當縣政府大力裁罰,提高電鍍廠商違法排放污水的可能導致的成本,廠商才會基於損益權衡進入工業區。彰濱工業區的主管機關稱為服務中心,環保組長表示服務中心的定位是服務、輔導廠商符合法律規定,沒有裁罰的權力。服務中心主要負責集中處理廠區排放的污水、監測污水排放的狀況,並在發現違法排放的情形時通報彰化縣政府環保局。因為沒有裁罰的權力,人力編制不足,也難以即時的控管廠商排放污水的狀況。

  除了未登記工廠本身,陳科長表示,大多數灌溉渠道跟排水渠道沒有分開,也是農田容易遭汙水汙染的原因之一。自日治時代至今灌溉與排水渠道交錯複雜,即便是符合排放標準的汙水,因其不一定符合灌溉標準,仍可能透過水網流入農田而造成損害。

工業產值導向的國家政策思維:農業的消解與抵抗

  如上所述,工農關係不僅僅體現於工廠對於農地資源的侵害,對工業發展有利的法規,還包含了政府工業導向的政策。溪州鄉公所秘書吳音寧表示蓋工廠大家才有工作,台灣才會發展的思維,仍根深蒂固的留在選民的心中。政府由人民組成,便延續這套思維在規劃產業政策。從以前的家庭即工廠,到現在的科學園區、生技園區,皆是同樣思維下產生的政策,農業則因追求產值而遭妥協。

  吳音寧提到休耕政策的目的是讓農地休耕後省下的水轉由工業使用,並將產值下降的受污染農地轉為較高產值的工業用地。另外她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觀點,政府會評定何為閒置農地,然後用休耕等方式轉作工業用地。但是中科四期轉型後招商不足,留下幾百公頃沒有廠商要進駐的園地,政府就不會認定其為閒置工業用地,而將其轉為農業使用。這反映了在開發至上的思維下,只會有農地轉為工業用地的單向關係而已。政府並非真正評價一塊土地做為農業或是工業的生產價值及成效,來決定其適合的用途。黃盛祿點出政府總是替廠商考慮設廠需要的一切區位條件,作為資本家的廠商反而不用考慮這些問題。

  黃盛祿另外提到大家經常誤解農民抽取地下水是導致地層下陷的元兇,但是農民是因為政府供四停六、工業優先的用水政策,而不得不鑿井抽取地下水。況且農民抽取的地下水多半屬於淺層地下水,對地層下陷的影響相當有限。正新橡膠公司等工廠鑿取深井,抽取深層地下水,才是地層下陷的罪魁禍首。工廠老闆及農民在媒體話語權的差異,也影響人民對工業、農業的觀感。

  不過在現今的工農關係中,工業擠壓農業的生存空間已不像過去那麼全面。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民主化而逐步高漲的環保意識及鄉土意識,因為一次次的抗爭而日漸複雜、完善的徵收、環評等法規程序,讓農民有了能夠牽制工業擴張的武器。陳科長表示現今政府欲開發新的工業區,多半會向台糖等政府相關單位尋求土地,迴避因徵收問題而導致的衝突以及漫長的協商時間,以讓園區開發符合瞬息萬變的產業發展趨勢。開發目的也會強調是順應當地居民的需要,可見現今政府的工業政策很大幅度的受到民意的掣肘。

結語:地方發展下農業地位的重構

  工業產值的迷思,使得公務體系時常忽略農業的價值,為了交出亮眼的「拚經濟」成績單,便想要四處興建工業區,創造就業機會。因為認為工廠的存在能為社會帶來回饋,而對工廠的違規行為有所寬容,防制農地污染的成效有限。然而不可否認的,陳科長從地方發展的角度分析,提醒製造業等工業的價值在於其產業鏈能夠留住勞動力,促進地方發展,例如縣政府在新政府綠能政策下極力爭取離岸風機與太陽能板的設立,以帶動地方相關產業發展。若地方放棄發展製造業,可能面臨農村人口流失的現實。即便追求農業產值,農業發展逐步走向高技術、低人力,不一定能解決人口流失問題,若想要創造產值又能吸引人們留下,可能得結合社區營造往觀光業發展。無論如何,他認為想要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應該由當地民眾自行抉擇。

  除了民眾須對未來地區的發展方向凝聚共識,從國家政策的角度,工業與農業不應是對立的關係,政府應重新地檢視農業對國家發展的定位,如陳科長提到在國土計畫法通過後,地方政府可以好好盤點哪些地區適合農業生產,哪些地區適合工業發展。政府投入資源進行農業轉型,找出能夠留存現今農業價值,又能創造產值的可行方案,或許一個良性的工農關係才有可能被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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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水利法第18條第一項:
「用水標的之順序如左: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
二、農業用水。
三、水力用水。
四、工業用水。
五、水運。
六、其他用途。」

[註二] 水利法第18條第二項:「前項順序,主管機關對於某一水道,或政府劃定之工業區,得酌量實際情形,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變更之。」

[註三] 農田水利會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清領時期,漢人移民管理私人水圳系統的水利組織。在日治時期改組為水利組合,納入現代化國家管理,戰後國民政府則將各地大大小小的水利組合整併為農田水利會,至今全台總計有17個農田水利會。農田水利會肩負管理各地灌溉系統的任務,收入來源有政府補助款、租金及利息、土地買賣等。

[註四] 二十年前,水尾村便因為強力反對在當地興建焚化爐,而佔據高速公路與警方對抗,但是最後遭到鎮壓。

[註五] 
1.彰化縣政府在2010年推動的彰南產業園區計畫,程序上延續1998年通過環評後便擱置許久的彰化人纖工業區計畫。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認為彰化人纖工業區的開發核可早已失效,要求彰化縣政府重新申請。
2.然彰化縣政府重新申請時,本應適用新法產業創新條例的彰南產業園區,卻在經濟部解釋下,以舊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23條申請,認為其為「依促產條例申請編定工業區之未終結案件」。
3.環評無重新評估,直接沿用1998年彰化人纖工業區的環評報告書。環保署將原環評報告書中「彰化人纖工業區」字樣修改為「彰南產業園區」,補上環境差異分析後便通過審查。
4.彰化縣政府在通過內政部徵收審議前便提出申請整地排水計畫審核,違反工業區開發的法定順序,反彰南產業園區自救會成員因而提起行政訴訟。
(資料來自反彰南產業園區自救會goo.gl/oTZvH8)

[註六]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33條:
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機關擬定相關措施辦理之;輔導期間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日起至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止。
於前項輔導期間屆滿前,特定地區內之未登記工廠,不適用第三十條第一款、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八十六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之規定。
前項特定地區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日起二年內公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