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8日 星期五

「源」生聚落在嘉禾──嘉禾新村空間變遷

◎ 陳莉蓁 李姿穎

圖說:嘉禾新村與永春街自營聚落、來源:好勁稻工作室

  人們與水共生,傳統聚落的形成必然與水源位置息息相關。水量豐盛的新店溪提供充沛的灌溉水源,墾民沿溪拓墾出各具特色的生活聚落。然而工業化推動都市成長,人們不再需要親水而居,聚落或轉型發展商業,或面臨沒落的困境,其歷史痕跡也逐漸消失。隨著《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充實,聚落多了「保存」的選擇。除了寶藏巖共生聚落、蟾蜍山聚落外,依傍在台大水源校區旁的嘉禾新村也在文化景觀的名單中。嘉禾新村目前有三棟歷史建築,但因此區產權複雜、相關各方立場衝突,即使現任市長柯文哲曾答應全區保存,在2015年區內的列管、非列管眷戶及無產權住戶都搬遷後,市政府仍遲遲無法實現承諾,建物處於閒置的狀況。為一探嘉禾新村的樣貌,我們朝水源校區的方向,沿思源街轉至永春街,目前永春街上仍住著許多居民們,然往巷口望去的嘉禾新村,已透過鐵門的設置禁止他人進入,僅能從門外窺視湮沒在樹叢中的低矮建築。在釐清其面臨的複雜問題前,需先爬梳嘉禾新村的歷史脈絡,以了解此區空間的特殊性及保存的必要性。

清領與日治時期:水源地到軍事用地

  清領時期郭錫瑠自新店溪引水,開鑿瑠公圳,公館地區處在幹線分支的樞紐上。其中,因流經林口庄而得名之林口支線,自清領時期至日治晚期灌溉林口庄農地,即嘉禾新村所在地區。在甲午戰爭後台灣被割讓予日本,肆虐的流行病阻礙著殖民統治者對空間的掌握;因此,日本政府在臺北最早進行的都市建設,主要即聚焦在自來水道工程等改善公共衛生的硬體規劃上。在觀察地勢後,日人選定公館觀音山腳下的新店溪畔為「水源地」,藉由重力輸送水源,並建立現代化的水道系統。雖然水道系統等建設大幅改善了台北的公共衛生問題,但隨人口密度增加,台灣的亞熱帶氣候終使暑熱成為都市治理的隱憂,因此,日本政府於1932年(昭和七年)公告《臺北市都市計畫》,規劃了十七處大型公園作為解決之道。當時計畫在水源地、現今嘉禾新村所座落之水道町新店溪畔一帶設置一處大型都市計畫公園--八號公園,因鄰近川端橋(今中正橋),亦稱作川端公園。面積將近六十萬平方米,涵蓋今師大路、汀州路、思源街及新店溪間的大片土地。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讓這些都市計畫中的大型休閒公園,轉而被賦予了戰時防空避難疏散的功能。川端(八號)公園東南側相當於今日臺大水源校區(原國防醫學院)範圍的土地,於戰爭期間的1940年代是做為「日軍砲兵聯隊營房」基地之用,其中數棟營房及當時的招待所,坐落於現在嘉禾新村內。[1]

戰後:列管眷戶、非列管眷戶與無產權者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軍方租用此區民地,並接收日本政府之公有地,原日軍砲兵聯隊營房基地改由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接管,做為下轄通信署之通信基地勤務修理廠,並以日治時期既有建物為中心發展廠庫群,修理廠員眷得以配住廠房周邊現今嘉禾新村內,成為戰後嘉禾新村第一批居民;同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亦於原日軍砲兵聯隊營房址設立台灣省訓團。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當時亦屬聯勤總部之國防醫學院於原臺灣省訓團址進行在台復校,1955年,通信署改隸陸軍供應司令部,隔年,通信基地勤務修理廠遷至桃園內壢,原廠庫房由軍方隔間改為眷舍,並於同年正式改制為眷村,命名「嘉禾新村」[2]。

  為因應國防醫學院教職員住宿空間初不足之問題,由美國醫藥駐華會贊助和募捐,加上國防部撥款並徵購嘉禾新村東北方民地一甲,於1956年動工興建學人新村;同年,嘉禾新村內日遺長棟木屋東側由陸軍供應司令部軍法組挪用為軍法審判場所,並於嘉禾新村最北側興建將官職舍。1960年代,因國防醫學院宿舍空間不足而施作之國防醫學院「活動房子」[3]拆除,居民遷入嘉禾新村和已完工之學人新村[4];宜蘭陸軍通信兵學校員眷以及十戶陸軍將官亦陸續住進嘉禾新村,組成官方列管眷戶群像。


  然而並非所有軍人皆得以配給眷舍,只得於眷村旁自行搭蓋違建或買下違建,且隨著台灣工業化快速發展,許多本省籍城鄉移民及鄰近市區違建拆除後而遷徙的台北市民,由台北市政府指定集中於公館廢棄之水利地區,自力興建起以永春街與嘉禾新村相隔的廣大自營聚落,儘管政府以門牌、水電、徵稅等方式管理這些居民,卻未曾正視其住宅政策的缺失與居民的居住權益問題。而部分非列管眷戶或城鄉移民亦在嘉禾新村內營建屋舍,形成嘉禾新村內階級與族群混雜的聚落景觀。

圖說:嘉禾新村內的大型日式木建築、來源:好勁稻工作室

嘉禾空間:歷史與族群的堆疊

  永春街131巷3弄(將軍弄)一區屬高階將官配住之大面積方正官舍群,保存了日治時期砲兵聯隊營房遺跡及其附設之招待所(大型日本傳統木造建築),此外當時由國防部依軍階給定不同土地面積,劃定範圍後自力營造的建築形式則主要為覆蓋水泥瓦斜屋頂的磚造木構屋舍,再加上原聯勤通信基地勤務修理廠隔間而來的連棟眷舍和違佔戶自營屋舍[5],嘉禾新村的建物群記錄了歷經日治、戰後軍事工業至眷村的歷史脈絡。除了建築風格多元外,在空間配置上,嘉禾新村亦不同於一般統一規劃興建的眷村規律整齊,而是呈現出有機參差的樣貌,雖然因此缺乏公共活動場地的設置,卻由居民自行發展出交誼空間,如將軍弄入口處的樹蔭小廣場,居民從自家搬出桌椅,於樹下休息聊天;而嘉禾新村搬遷前,永春街上仍有汽車修理行、自行車修理行、春滿號雜貨店、家庭理髮及米粉湯等社區型商業,永春街北側的嘉禾新村及南側約三百戶的本省籍自營聚落,透過日常相處和生活服務的相互需要形成共生關係,形成融洽的地方生活群體,如此少見於其他眷村的族群相處情景,更顯嘉禾新村獨特的生活紋理。嘉禾新村的豐富建築特色與交融的眷村文化,固然是重要且值得保存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資產,不過,在急於開發此地的北市府眼中,對於嘉禾的未來想像,恐怕是全然不同的空間地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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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莊展鵬(1992)《臺北古城之旅》,臺北:遠流;葉肅科(1993)《日落臺北城》,臺北:天衛文化。資料參考自:好勁稻工作室,《台北市中正區聯勤嘉禾新村聚落文化資產保存價值說明文件》(聚落提報表)。
[2] 資料參考自:好勁稻工作室,《台北市中正區聯勤嘉禾新村聚落文化資產保存價值說明文件》(聚落提報表)。
[3] 以木板、浪板等美援剩餘物資搭蓋之臨時性活動房屋(參考自城鄉所學生訪談)。
[4] 參考自城鄉所學生訪談。
[5] 資料參考自:好勁稻工作室,《台北市中正區聯勤嘉禾新村聚落文化資產保存價值說明文件》(聚落提報表)。